再議新民主主義的提早結束【2】

理想與政策之間的張力

在新民主主義制度存廢的問題上,毛澤東的意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然而,我們也看到,在各級領導層,急於搞社會主義的想法有相當的基礎。根源就在於,社會主義理想與新民主主義政策之間存在緊張關系。盡管領導人對新民主主義的必要性講了不少,並見諸重要文獻,但是許多共產黨干部仍然難以理解新民主主義何以必需。正如周恩來所說,一些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會逐步具備和成熟”,總是想“急於轉變到社會主義”(45)。這種緊張關系在城鄉兩個方面表現出來。

1949年下半年,中共在剛剛解放的上海開始了打擊投機資本、平抑物價的斗爭。這次斗爭被看作同資本主義的一次重大較量,投機資本受到致命打擊。按中共的理論,商業投機資本有害而無益;《共同綱領》也明文規定“對於擾亂市場的投機商業必須嚴格取締”。然而,這次斗爭傷及整個私人工商業,導致市場蕭條、商品滯銷、開工不足、失業增加。1950年1月至4月,14個大城市倒閉工廠2945家,16個較大城市半停業商店9347家,全國約有100萬工人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46)。上海市市長陳毅向中央報告,三四月份上海人心浮動,市面上發生吃白食、分廠、分店、搶糕餅、打警察、聚眾請願和搗亂會場等事件(47)。

此時,黨內不少人產生了趁勢消滅資本主義的情緒,希望通過國營經濟“無限制地發展”,擠掉私人資本主義,把資本家要停工的工廠接收過來。1950年3月,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不少人在發言中提出:“今天斗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更有人認為,革命既已勝利,民主黨派任務已了,已無存在的必要性。(48)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對黨內急躁情緒加以平息。同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調整工商業。通過為私商讓出一定市場份額、擴大國家收購和加工訂貨、調整稅負等措施,幫助私人工商企業渡過難關。在會上,毛澤東提出“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他說:“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49)不過,毛澤東是從策略上提出問題的。當時,大陸戰事基本結束,但西藏、台灣尚待解放,外部威脅仍然嚴峻;3.1億人口的土改尚未開展;尤其是被戰爭破壞得千瘡百孔的經濟恢復起來尚待時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不要四面出擊,以避免“樹敵太多”“全國緊張”(50)。當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說,中國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在很遠的將來”。他安撫黨外人士說,隻要戰爭關、土改關都過去了,剩下社會主義一關就將容易過去。(51)1951年5月7日,劉少奇說:“現在有人就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早講了十多年。”(52)5月13日,他又說:現在工業隻佔10%,要發展到40%至50%,哪怕你跑得再快,總還要10年、20年(53)。截至1951年,在新民主主義存在的時間估計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仍是一致的,至少從言論上看是這樣。

然而,在另一個領域,即農村合作化問題上,首先出現了分歧。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農村分兩塊:一塊是老區,土改已經多年;一塊是新區,土改尚未開展。關於新區土改,1950年6月30日通過的《土地改革法》,規定了經濟上保存富農、政治上中立富農的政策。此前,3月12日,毛澤東在《征詢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中,說明了保存富農經濟的五個理由,即保存農村較高的生產力,減少土改阻力,消除中農疑慮,避免社會動蕩,穩定民族資產階級等。顯然,這是出於策略考慮。然而,出身農民的干部並不理解,甚至抵觸,貧雇農因其土地要求得不到滿足而失望。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秘書長杜潤生都有報告,認為南方地少人多,光地主土地不夠分,不動富農,無法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他們的辦法是拔高成分,將富農甚至富裕中農定為地主,加以打擊。(54)

真正的難題在老區。各級領導機構無不關注土改后出現的新的分化現象。與此相聯系,在是否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和租佃、是否允許自由借貸和雇工,即所謂“四大自由”問題上面臨選擇。如果從發展生產力出發,就應當容忍農村中“四大自由”及一定程度的分化,因為這對恢復國民經濟、發展農業生產是有利的。1950年頒布的《土地改革法》,“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其土地的權利”。各大區中央局和軍政委員會曾先后頒發布告,允許在農村中實行土地買賣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的政策,以適應發展農業生產的要求(55)。其實,在1948年7月那篇《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中,就已經預料到分化的趨勢。當時,認為這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許的,不是可怕的”,“有其一定的進步性”。甚至批評說:“否認或者反對這種競爭和分化,結果就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成為一種反動的空想。”(56)然而,寫在紙面上是一回事,直接面對現實選擇時是另一回事。

根據當年的資料,所謂老區農民的分化,大量的是“中農化”而不是“富農化”。多數土改前的貧雇農上升為新中農,雇工經營的新富農已經出現,但是數量不多。這本來正是土改的成果,反映經濟的發展,兌現共產黨對於農民的承諾。然而,領導機關不是欣喜,反而憂心忡忡。他們擔憂什麼呢?他們擔憂的,不在於產生了多少新富農,而在於它所代表的方向以及給農民思想帶來的變化,即形成“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他們擔心消滅了一個封建主義,卻帶來一個資本主義,認為這種分化正好驗証了列寧“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論斷。

從各地調查材料看,土改后,確有一些貧苦農民因缺乏勞力、農具和資金而有尋求互助合作的要求,不過這與“農業合作化積極性”還不是一回事。而新中農普遍地傾向於單干、個人發家致富,並不要求互助合作,甚至對組織起來感到苦惱。他們說,“這個國家好,就是組織起來不好”,覺得“單干才能發財,有窮有富才能發財”(57)。這使黨內一些人擔心,如果農民嘗到了個人發家致富的甜頭,“習慣了新民主主義秩序”,就不想社會主義了。他們尤其擔心的是,如果多數黨員干部和土改積極分子個人發家致富了,將失去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力量,甚至失去共產黨對廣大農民的領導權。老區的報告都反映農村黨員干部思想“退坡”的情況,許多人“埋頭生產不問政治,隻顧個人發財致富,而不顧國家利益”。不少黨員直接提出退黨、脫黨的要求。當時,《新湖南報》發起對農民李四喜“半截子革命”思想的討論(58),就表露出中共黨內的這種擔憂。這使一些干部產生了“趁熱打鐵”的想法,即趁農民分得土地后對共產黨的熱情還未消失,緊接著就組織合作社;而組織起來,也可以為農村干部和積極分子提供新的上升動力,避免政治上的離心傾向。黨內這種傾向,正契合毛澤東本人的想法,他后來反復說,要不斷革命,趁窮過渡,富了就不好辦了。

這種想法是不是違背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呢?有這種想法的人認為,不但不違背,反而正是七屆二中全會指明的方向。我們看到,從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到《共同綱領》,關於農村政策都是講兩句話:一是尊重現實,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扶助其發展經濟;二是不放任自流,引導農民向合作化方向發展。這就使黨內形成了兩種意見,主張積極組織合作社的與不贊成急於組織合作社的,都能從七屆二中全會找到根據。

分歧首先在兩個老區出現,一個是東北,一個是山西。1949年12月,在東北局召開的省市委書記座談會上,圍繞如何對待新富農,是否允許黨員雇工、放高利貸等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多數人持堅決否定態度,會議決議提出:堅持剝削的黨員應勸其退黨,嚴重的“必須開除出黨”。1950年1月,張秀山帶著這個決議進京向中央請示匯報,中組部正式復函東北局,不同意東北局的意見,認為“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是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麼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59)劉少奇贊同中組部的意見,他在與中組部部長安子文談話時說,有人主張通過變工互助發展成集體農庄,這是“不可能的”。現在,不要限制富農發展,雇工、單干應當放任自流。變成富農的黨員怎麼辦的問題提得早了,將來東北有1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60)據資料說,高崗拿到中組部復函和劉少奇談話,在北京面交毛澤東,毛澤東看后“氣得發抖,臉色都變了”(61)。

一年多之后,山西省委提出了同樣的問題。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共中央寫報告,反映農民自發向著富農方向發展,導致互助組陷於渙散(62),提出“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通過增強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趨勢”,對於私有基礎則“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63)。華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等的意見,劉少奇明確支持華北局,他批評山西省委的意見:“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但是,毛澤東明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他找劉少奇談話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后來說,毛澤東講的道理把他們說服了,劉少奇收回已經下發的講話。(64)劉少奇必須服從毛澤東,收回他的講話,這不難理解。杜潤生說:“劉少奇始終不願意把自己放在與毛澤東對立的位置上”,“毛對劉已有成見……劉隻好檢討”(65)。如果確如薄一波所說,毛澤東的話“說服了”他和劉少奇,這就不僅僅是服從毛澤東的權威了,而是有更深的意識形態背景。

這裡需要回應一種觀點,即認為土改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還沒有把土地“捂熱”,共產黨又從農民手裡收回,這是對農民的“失諾”。其實,中共從來就沒有承諾將自己的目標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階段。沒有承諾,何來失諾?當時,中共的堅定信念是:農民分散的個體生產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也“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66)

劉少奇在1948年九月會議上提出過一個觀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關鍵是小生產者的向背”,要鞏固對小生產者的領導權,合作社是最有力的工具。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劉少奇的觀點完全一致。據陶魯笳回憶,1949年春,薄一波傳達了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的一段話:“如果隻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就不能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我們給農民分配土地,只是無產階級對農民群眾實現了一半領導權,還沒有實現全部領導權。隻有組織合作社,把農民引導走向集體化,才是實現了全部領導權。如果我們讓資本主義領導了農民,那麼就連這一半領導權也要失掉的。”(67)這個傳達,為山西省委主張將互助合作提高一步提供了依據。不過,當時設想的合作社還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劉少奇強調的不是生產合作社,而是消費合作社——國家經過一種商業關系把農民聯系起來。后來,劉少奇的想法有所變化。他從發展農村生產力出發,認為不必過分擔心農民“個人發家致富”的資本主義傾向。他還認為,農業要走上集體化,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國家工業化的發展,能為農民提供足夠的農業機械,“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庄,這是一個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庄是鞏固不了的”(68)。這也就是后來所謂的“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的說法。這本來是中共高層在一個時期內的共識,它依據的是蘇聯的經驗。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也說過:“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69)然而,國家工業化有待時日。如果找到根據証明沒有機械工具的武裝,依靠簡單勞動協作也能提高生產率,那就沒有理由推延合作化的進程。毛澤東關於“工場手工業”的說法,看起來正好滿足了這個條件。這裡的關鍵在於,農業要朝合作社方向發展,這個大目標是一致的,分歧在於過渡的條件和步驟有不同考慮(70)。因而,積極主張互助合作的意見總是佔據制高點。我們知道,在蘇聯全盤集體化之前,斯大林與布哈林之間發生了一次真正的路線之爭;而在中共黨內,毛澤東、劉少奇之間有分歧,但沒有正面爭論,歷史上沒有形成一條所謂“劉少奇路線”。

醞釀放棄新民主主義

於光遠認為,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這次談話,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主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后,不要再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階段”。“這次談話后,‘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可以說從根本上就被放棄了。”(71)但這還只是農業一個領域的變化。1951年12月15日印發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還有“對於富農經濟,也還是讓它發展”的文字,基本精神是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保存富農經濟與發展互助合作並舉,全面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想法還沒有形成。

1951年底1952年初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無疑是影響新民主主義存廢的重要事件。這場運動在毛澤東腦子裡形成了兩個認識:一是加深了對共產黨干部道德危機的擔憂;二是強化了對私人資本主義的負面印象。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關於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和前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巨大貪污案的報告,引起毛澤東的極大關注,認為出現了“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72)。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告誡全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沒想到這種情況會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就發生了。他決定在全黨發動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把它“當作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73)。開始主要還從思想影響角度同資產階級聯系起來,然而,不斷揭發出來的情況表明,許多貪污分子與資本家的賄賂有著密切關系。毛澤東驚呼“資產階級已經鑽到我們內部來了”(74)!同時,發現資本家還存在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違法行為。1952年初,緊接著在全國各大城市開展了以資產階級為斗爭對象的“五反”運動。

聯想到今天中國大量存在的權力尋租現象,不難理解當年“混合經濟”制度下存在錢權交易的空間,資本家的違法行為也符合資本“逐利”的本質。不過,當年革命道德和階級斗爭觀念發揮著很強的自律作用,干部的貪污腐化被嚴重地夸大了。對資產階級“五毒”的估計也過於嚴重了,造成許多私人工業無事可做,工人失業,稅收大幅度下降(75)。毛澤東對“出拳過重”、打擊面過寬的問題有所校正,在“政治上打掉資本家的威風”之后,放寬了對大部分資本家的經濟處罰。但這場運動使毛澤東下定了逐漸消滅資本主義的決心。1952年6月,他在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一份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76)這個批示預示民族資產階級將被作為主要的斗爭對象,首次透露出毛澤東“從現在起”進行轉變的想法。9月24日,在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首次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77)與會16人一致贊同。不過,毛澤東的這個新設想是在很小的范圍內講的。事關重大,毛澤東開始相當慎重,覺得有必要聽聽斯大林的意見。會后,劉少奇受毛澤東之托,帶著中共的新設想赴莫斯科,斯大林肯定了中共的設想,無疑是對毛澤東在理論上的支持。從劉少奇給斯大林的信看,黨內雖然對10年到15年完成過渡達成了一致,但對過渡方式的考慮還沒有成形。按照劉少奇的說法,可以概括為一個“擠”字,就是通過加快發展國營經濟,使私人資本主義比重日益減少,當然在絕對量上還會有發展。10年后,當私人資本主義不到10%,而且不能獨立經營,必須依賴國家之時,就可以不費力地把它收歸國家經營了。

對於農業合作化,毛澤東心裡已經有底。1952年2月15日,他得知河北邢台縣已有87%的農戶加入互助組、合作社,合作社建社當年即實現了糧食增產,支持了他早先的判斷。他說:“多數農民是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因為這是一條由窮變富的道路”,“農業不先搞機械化,也能實現合作化,中國不一定仿照蘇聯的作法”(78)。他認為中國發展農業生產可以不依靠富農,而依靠農民的互助合作(79)。不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方式毛澤東還沒有定見。他並不擔心資產階級反抗,所關心的是有沒有辦法在對其改造的過程中保持穩定增長。畢竟私人企業仍然是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80)和880余萬人的就業場所(81),“是國家的一項大財富”(82)。1953年5月,李維漢赴上海等地調查,由此形成的報告,幫助毛澤東找到了控制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那就是積極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最早在東北老解放區出現,被確定為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之一。它包括初級和高級兩種形式,初級形式是國家對私人企業加工訂貨,高級形式是公私合營。最初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目的,主要是幫助私人工商業解決經營困難。此時發現,這種形式大大增強了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和國家的控制力,正是引導私人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有效形式。由此,毛澤東形成了完整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思路。在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完整地表述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概念就已經消失了。毛澤東還批評了三個提法:一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二是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三是確保私有財產。(83)隨后他又批評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和“四大自由”。其實,這些口號和政策都是依據新民主主義的政綱而提出和制定的。這說明總路線的提法確實是一個重大轉變,黨內許多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這樣的重要領導人也沒有完全跟上毛澤東的思路。

毛澤東起初的想法,是對私人工業和私人商業將採取不同的改造辦法。對工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對商業則是逐年把它擠掉,把店員接收過來,使商業資本家轉為工業家(84)。但他很快意識到,私人商業的數量很大,有180萬店員,加上夫妻店、攤販有500萬戶,1000萬人(85),“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進而明確私人商業也可以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如允許其從國營商業批發商品維持經營等,最終肯定“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