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中央顧問委員會

顧問委員會“這件事我們必須辦，這條路我們必須走”

老同志“第一位的責任是什麼？就是認真選好接班人”

中顧委機關“不要搞什麼大機構，要簡化，幾個人就夠了”

 “我是希望早退休”“但到今天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對聲”

 “可以設想，再經過十年，最多不要超過十五年，取消這個顧問委員會”

中央顧問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顧委）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成立，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上撤消。從中顧委成立到現在，有20多年了。今天回過頭看，中顧委在我們黨的建設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對我們黨和國家的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在此期間，一代老同志在他們的晚年創造了獨特的歷史功績。而這一切，都凝聚著鄧小平同志的心血，融會著他的智慧和貢獻。

我從1983年初被任命為中顧委秘書長，到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后卸任，在中顧委機關工作了整整5年。在這5年時間裡，中顧委機關努力為老同志們做好“助手和參謀工作”，同時最大可能地為老同志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問題，圓滿完成了小平同志給我們下達的任務。

一

建立中顧委，是在小平同志的領導下，我們黨在領導制度改革進程中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正是在這個重要的歷史關頭，小平同志率先向全黨提出一個重大而迫切的任務，就是要實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正如小平同志所說，“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有些現象，“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而這些問題，由於“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野心家、陰謀家，危害如此之烈，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了我們制度上的弊端。

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全黨、全國人民痛定思痛，悟出了許多教訓。其中不可避免地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提出了質疑。但是，人們的認識，往往還只是限於對一些錯誤和弊端提出批評，還未認識到要去改革和完善這些領導制度﹔也有不少同志，甚至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總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已成為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碰到的障礙。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它導致我們領導干部普遍年齡老化、人才匱乏，接班人的培養和選拔十分薄弱，以致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新老交替遇到了很大困難。據統計，當時屬於中央管理部門的干部中，65歲以上的佔26.7%，61—64歲的佔23.8%，兩項合計，佔總人數的一半以上﹔56—60歲的佔27%，45歲以下的僅佔1.6%。其中省、市、區黨委常委和政府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在61歲以上，30%為61—64歲，隻有3%在45歲以下。

針對這種情況，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根本的問題是要解決制度問題，必須實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而這項改革的關鍵一步，就是要廢除沿襲多年的事實上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為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新老交替建立制度上的保証。這就意味著老同志們必須要退下來。

在和中顧委的老同志們相處的日子裡，對我黨我軍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精神，我有更深刻的感受。他們早年參加革命，舍生忘死，都是革命戰爭的幸存者。他們革命了數十年，人生信念就是畢生革命。讓他們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確有不少同志在思想感情上很難接受，工作上、生活上都不適應。況且，他們是革命先輩，開國功臣。誰先退，怎樣退，退下來又如何安排，等等，都是前所未遇的難題。正如小平同志所說，“障礙重重”，很不容易。從另一方面看，老同志們對黨的事業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有豐富的經驗和工作的魄力，是黨的寶貴財富。他們退下來后，怎樣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得到妥善的安置，在領導職務新老交替的進程中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也需要有一個適當的方式。

面對這些問題，小平同志指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方針必須堅持，但是，方法要細密，步驟要穩妥。”“要有步驟地和穩妥地實行干部離休、退休的制度，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干部領導職務的終身制。退休、離休的干部，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要逐個做出妥善安排。”他以獨到的政治遠見和政治智慧，不僅明確地提出問題，而且明確地指明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創造性地倡導並主持建立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領導干部顧問制度。

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一次復出，就曾提出過要設立顧問制度。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設顧問是一個新事物，是我們軍隊現在狀況下提出的一個好辦法。設顧問，第一關是誰當顧問﹔第二關是當了顧問怎麼辦。”“所有的同志，特別是當顧問的同志，都要以大局為重，服從組織安排。對顧問，組織上要關懷，這個關懷有物質待遇問題，但是特別要注意對他們政治思想方面的關懷。”“顧問組的組長，不參加黨委，可以列席黨委會，好同顧問組通氣。其他待遇不變，但是配汽車、秘書要變一變。這要講清楚，因為工作不需要，並不是降格了。當顧問的同志也要自覺。”“顧問也有權，就是建議權。顧問要會當，要超脫。不然，遇事都過問，同級黨委吃不消。設了顧問，究竟會有什麼問題，等搞年把子再來總結經驗。”這是他第一次在黨內提出這一主張，對顧問待遇、工作任務和方法等問題作了初步構想。當時，首先在軍隊中設立顧問職務，這是后來領導干部顧問制度的雛形。

“文化大革命”結束、小平同志再次復出后，又多次提出這個問題，幾乎是逢會必講。他在1979年的一次講話中說：“前幾年，我提出搞顧問制度，但並沒有完全行通，許多人不願意當顧問。現在看來，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能隻靠顧問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他把這個問題提得很高，認為“這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興旺發達、朝氣蓬勃的一個大問題”。1980年，中央開始考慮設立顧問委員會的方案。

在中顧委籌備階段，小平同志又說：“鑒於我們黨的狀況，我們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處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還得承認，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兩種情況都有。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顧問委員會來過渡。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干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這個過渡是必要的，我們選擇了史無前例的這種形式，切合我們黨的實際。”

1982年，中顧委成立。小平同志在中顧委第一次全會上，簡明而精辟地概括了中顧委的重要作用。他說：“中央顧問委員會是個新東西，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建立的，是解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年輕化，同時讓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后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採取顧問委員會這種過渡的形式，比較合乎我們的實際情況，比較穩妥，比較順當。”兩年后，他又進一步闡述了老同志退下來的重要意義。他說：“其他方面出這個那個毛病不要緊，但是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將來要出大問題，要犯大錯誤。”“這件事我們必須辦，這條路我們必須走。”

事實証明，實行顧問制度，特別是顧問委員會的建立，成功地從制度上和思想上解決了老同志退下來的種種難題，使一大批老同志順利地退居二線，為大批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干部走上第一線的領導崗位創造了重要條件。本來十分復雜、十分困難的事，在小平同志的運籌之下，成為順理成章的事。

在中顧委建立后的幾年中，老同志們根據切身感受，多次提出，顧問委員會的建立，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創舉”。這是恰如其分的評價。正是建立顧問制度這一“創舉”，保証了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從“終身制”到“退休制”的平穩過渡，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邁出了堅實穩妥的一步。這對黨的興旺發達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而這一“創舉”的設計師和總指揮，就是小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