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一九四八年衛立煌與中共的關系【2】

三

遼西會戰中，衛立煌始終主張西進兵團撤回沈陽，而該兵團的確在返回沈陽途中被全殲，是否可以由此得出衛立煌“幫助”中共的結論呢？

10月15日錦州戰役結束后，國民黨軍內部圍繞西進兵團去向產生爭論。衛立煌和西進兵團司令官廖耀湘均斷定，錦州地區東北野戰軍主力必將北上尋殲該兵團。衛立煌建議西進兵團返回沈陽，廖耀湘則主張南下營口經海路撤出東北（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26頁。），二人意見相左，但目的都是為規避東北野戰軍主力，以保存實力，折射出對西進兵團戰斗力的不自信。然而，蔣介石卻執意重佔錦州。由於分歧一時無法彌合，西進兵團徘徊於新立屯、彰武地區。直至10月21日，蔣介石才勉強讓步，允准西進兵團南下錦州遇阻后轉赴營口﹔而衛立煌不改初衷，指示工兵在遼河上架設浮橋，以備撤退營口不利時回師沈陽。（杜聿明：《遼沈戰役概述》，《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39頁。）

衛立煌的主張是明智的。作為對手，林彪盡管認為西進兵團不會繼續南下錦州（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編：《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8年10月15日，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1038頁。），“有隨時縮回沈陽的可能”（《遼沈戰役》，第216頁。），卻准備採用“誘敵深入”辦法，引誘西進兵團南下並殲滅之，其理由仍是錦州戰役期間的判斷，即“敵寧可放棄沈陽，而必保持和恢復錦州”。易言之，對於國民黨軍而言，錦州戰略地位遠高於沈陽，西進兵團即便暫時撤回沈陽也不會放棄重佔錦州。同時，情報顯示西進兵團並未退兵，表明其正處於兩難選擇之中。10月20日，林彪下令東北野戰軍主力北上迎戰西進兵團，並強調：“此次大戰全局關鍵在於是否能截斷新立屯、彰武之敵的退路。”（《遼沈戰役》，第224頁。）換言之，林彪最擔心西進兵團返回沈陽，而這正是衛立煌所堅持的。此外，林彪一直認定西進兵團南下目標是錦州，根本沒有料到對手還有可能轉向營口，這表明他並不知曉國民黨軍內部分歧，自然也不知曉衛立煌的主張。

10月22日，廖耀湘率西進兵團南下黑山、打虎山，拉開遼西會戰序幕。23日晚間，因作戰不利，廖耀湘決定放棄重佔錦州，主力繼續進攻黑山的同時，一部兵力轉向營口。對此，衛立煌勉強認可，卻又指示西進兵團萬不得已時可退回沈陽。（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33頁。）就在同一天，林彪命令各部隊加速前進，在黑山、打虎山以北、新立屯以南地區建立包圍圈，其中一半兵力部署於北線新立屯方向（《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8年10月23日，第1050頁。）。這表明林彪擔心西進兵團在遭到圍攻后仍有可能退回沈陽，沒有及時捕捉到西進兵團改向營口的最新動向。

兩天后，即10月25日，林彪方才發覺對手已改變行軍方向，不可能返回沈陽。當日拂曉，東北人民解放軍遼南獨立第二師、第八縱隊與西進兵團第四十九軍遭遇，后者是西進兵團撤往營口的先頭部隊。得到報告后，林彪判斷西進兵團“有改變決心，轉向遼中或台安退營口的可能”，於是迅速調整部署，督促主力趕赴黑山、打虎山。（《遼沈戰役》，第621、539、239頁。）

然而就在同一天，西進兵團一部卻准備退往沈陽。原來，第四十九軍受阻后，軍長鄭庭笈沒有報告廖耀湘而是越級請示衛立煌。當日下午5時，衛立煌命令該軍連同附近第十四師、新編第二十二師撤回沈陽。（鄭庭笈：《蔣軍遼西兵團的覆滅》，《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第51頁。）不過，衛立煌沒有及時通報廖耀湘，很可能是打算以既定事實影響廖耀湘改變決心。如果這一目的得以迅速實現，那麼，正在趕赴黑山、打虎山地區的東北野戰軍必定扑空。

林彪得知西進兵團一部返回沈陽的消息來自一次遭遇戰。西進兵團第十四師率先執行衛立煌的命令，剛剛行動即與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不期而遇，后者奉命南下打虎山阻止西進兵團撤軍營口。遭遇戰發生在26日凌晨4時前后，地點在北寧鐵路的歷家窩棚車站（《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8年10月26日，第1056頁。）。西進兵團到底指向何處？當天中午時分林彪給出判斷：西進兵團准備退回沈陽（吳富善、高體乾：《第七縱隊在遼沈戰役中》，《遼沈戰役》，第528頁。）。他再一次調整包圍圈，范圍設定在黑山和打虎山以東、厲家窩棚以西地區（《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8年10月26日，第1056頁。）。應該說，此次判斷和部署與實際情況有太大出入：撤軍沈陽的只是少數部隊，而非西進兵團主力。換言之，衛立煌的命令尚未對西進兵團主力發生影響，卻使林彪產生錯覺，新設立的包圍圈背離西進兵團主力行軍方向。如果形勢再無變化，西進兵團主力有可能退往營口，逃脫圍殲。

最終將西進兵團送入東北野戰軍包圍圈的是廖耀湘。26日傍晚，廖耀湘方才獲知第四十九軍沒有打通退往營口的通道，驚慌失措之時，接到衛立煌關於回師沈陽的正式建議。廖耀湘改變計劃，全軍分走兩路退回沈陽，一路沿北寧路直接北上，另一路東渡遼河后再轉向北（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43—144頁。）。廖的最新方案固然受衛立煌影響，但西進兵團撤軍營口受阻則是重要原因。如果說26日凌晨西進兵團第十四師行動“誤導”林彪作出“錯誤”決策，那麼，當日黃昏廖耀湘的決定則使林彪化險為夷。

不過，林彪未能周全考慮西進兵團撤軍路線，沒有料到對方除直接北上外還選擇了東渡遼河迂回北上。因此，當27日得報東北野戰軍一部與西進兵團東進部隊遭遇后，林彪立刻緊張起來，對已有判斷產生懷疑，認為西進兵團在北寧路遭遇第六縱隊阻擊后“有向台安方向突圍模樣” （《遼沈戰役》，第243頁。）。向台安突圍的目的地是營口。顯然，這與事實不符，卻恰恰說明林彪並不知曉對手內情。好在此時東北野戰軍與西進兵團陷入混戰，彼此建制大亂，已無法再次調整部署﹔否則，西進兵團一部有可能逃脫圍殲，返回沈陽。28日拂曉，東北野戰軍全殲西進兵團。

綜上所述，西進兵團退往沈陽是衛立煌的一貫主張。相比較蔣介石、廖耀湘建議，這一主張最為明智，正如林彪在遼西會戰后所言：“如果按衛立煌之辦法，錦州一被打下，（西進兵團）即縮回新民或退守沈陽，可以不致失敗到如此之快。”（《遼沈戰役》，第267頁。）換言之，衛立煌確無“促成蔣介石失敗”想法。先是蔣介石、后是廖耀湘，為東北野戰軍圍殲西進兵團提供時機。此外，林彪在戰役期間對西進兵團動向的幾次判斷及其相應兵力部署，或超前或滯后，也反証衛立煌並未“幫助”中共。

四

表面上看，1948年衛立煌對蔣介石各項命令多不遵從，先是在冬季攻勢中拒絕出兵救援各地，接下來在沒有關內援軍的前提下又拒絕打通北寧路、救援長春、解圍錦州，最后是反對西進兵團重佔錦州。衛立煌一以貫之的思想就是謹慎使用沈陽國民黨軍，而由沈陽國民黨軍主力組成的西進兵團在6天時間內全軍覆沒，足以証明他的謹慎並非多慮。

衛立煌多次准確判斷東北野戰軍戰役企圖。換言之，他是毛澤東和林彪最有分量的對手。如果他的意見得到蔣介石重視，東北野戰軍決戰之路可能更為曲折與艱難。事實上，對於國民黨軍失敗，蔣介石應該承擔最大責任。台灣軍方和學者關於衛立煌“作亂造反”和應承擔全部責任的觀點，無疑在混淆事實，遮掩蔣介石過失，同時也在有意貶低毛澤東、林彪的決策水平與能力。

1948年11月10日，蔣介石發布命令，將衛立煌撤職查辦，罪名是“在此次遼西會戰中，因對於指揮部署遲疑不決，致貽誤戰機，失陷重鎮”（《衛立煌撤職查辦》，《中央日報》1948年11月11日。）。自此，國民黨方面把西進兵團乃至東北失敗責任推到衛立煌一人身上。同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國民黨43名戰犯名單，衛立煌位列第13名。國共兩黨先后對衛立煌作出否定性評價。不過，前一種評價為轉嫁失敗責任，后一種評價則從另一種意義上充分肯定了對手分量。

衛立煌在其個人生涯中，兩度與中共合作，第一次是在抗戰期間擔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時，並因此獲罪於蔣介石，被免去本兼各職﹔第二次是1955年由香港返回大陸。盡管如此，並不能從邏輯上推斷衛立煌在東北戰場亦傾向於中共。事實上，衛立煌當時打算有所作為，並與東北野戰軍長期對抗。

（本文作者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