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一九四八年衛立煌與中共的關系

摘要:1948年，衛立煌准備與中共東北野戰軍長期對峙。他以國民黨軍主力固守沈陽，致使東北野戰軍在長達6個月的時間內無戰機可覓。雖然衛立煌對毛澤東和林彪攻打錦州的意圖判斷失誤，反對動用沈陽主力增援，卻一直設法保存錦州國民黨軍實力。衛立煌力主西進兵團回師沈陽，正是林彪在遼西會戰中最擔心的后果。相對於蔣介石，衛立煌是中共最有分量的對手。有關其所作所為有利於中共的言論是錯誤的，有關其應為國民黨軍戰敗承擔最大責任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前者貶低了中共的決策能力，后者遮掩了蔣介石的過失。

關鍵詞：衛立煌﹔東北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林彪

1948年1月17日，衛立煌被蔣介石任命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五天后，他飛抵沈陽，接替陳誠出任東北最高軍事長官。截至11月10日被撤職查辦，他長駐沈陽達九個半月，其間，東北國民黨軍全軍覆沒。對於衛立煌接受任命的動機，他的夫人韓權華披露稱“並不是想幫助蔣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蔣介石失敗”（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340頁。）。大陸有關研究和媒體採信這一觀點，強調衛立煌在東北所作所為有利於中共（張殿興：《衛立煌與遼沈戰役》，《洛陽師專學報》1997年第3期﹔夏從本：《衛立煌將軍是怎樣投向人民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0年第8期﹔孫果達、劉斌斌：《遼沈戰役中的衛立煌》，《南方周末》2003年8月28日﹔呂春：《“傳奇將軍”衛立煌投共謎案》，《檔案天地》2007年第4期﹔劉振修：《衛立煌，反共驍將的回歸》，《文史天地》2012年第11期。）盡管衛立煌的后人公開聲明衛立煌本人不是臥底（劉暢：《衛智向本刊記者講述——祖父衛立煌不是臥底》，《環球人物》2013年第12期），但似乎沒有效果，如楊天石稱“衛立煌雖然是東北剿總司令，實際上他是中共在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最大的間諜”，（見《最后王朝：楊天石、劉和平對談〈北平無戰事〉》）。在介紹衛立煌“幫助”中共的背景時，論者採信趙榮聲的陳述。趙榮聲稱：1947年春，衛立煌赴歐洲考察，在法國與汪德昭相見。汪德昭是韓權華的姨侄婿，時為中國留法進步學生領袖，與中共有秘密聯系。衛立煌寫下致中共電文，主要內容是：“為了盡快地結束中國的內戰，我決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關方面進行軍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合作。”該電報由汪德昭通過某國轉到“有關方面”。1948年初衛立煌得到回電，其內容大意是：“信已轉到目的地，據革命權威人士的意見，將軍應當自己選擇時機並且利用當時情況，做有利於革命的事情。”（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第308—311頁。）趙榮聲曾擔任衛立煌的秘書，但並未赴歐洲考察，其說法當是耳聞，並非親見。

無獨有偶，大陸以外某些言論也認定衛立煌對國民黨軍失敗負有重要責任，甚至暗指他“幫助”中共。美國國務院1949年發表白皮書，談到遼沈戰役時稱：“衛立煌將軍奉命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五日前開始轉移兵力以解錦州之圍，但遲至十月九日始率其一部分兵力遄離沈陽……途中與敵遭遇，即遭各個擊破，而永不能到達其目的地。”（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之關系》，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7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第188頁。）援錦兵力並非由衛立煌率領，所謂“遭各個擊破”亦非真實情況，但白皮書中強調衛立煌在接到命令近半個月才採取行動，弦外之音是他應對錦州失守負責。台灣軍方研究者批評衛立煌固守沈陽非明智之舉（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4冊，（台北）“國防部”史政局，1989年，第139—141頁。）。另有論者稱他遲遲不出兵救援錦州，“貽誤戎機達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亂造反，否則，斷未見有此種不受節制之將領”，又稱“東北之失陷，基於錦州之失守，而錦州之失守，由於沈陽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達，在於衛立煌之不能即時奉行命令” ，斷言其暗通中共（陳孝威：《為什麼失去大陸》，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7輯，第498、503、509頁。）。如此這般推理的結論是：國民黨軍失去東北應由衛立煌一人承擔責任。

衛立煌與中共關系的真相究竟如何，還需公布相關檔案資料。不過，分析毛澤東、林彪對東北國民黨軍的判斷和應對，卻絲毫看不出中共與衛立煌有過任何默契，也得不出衛立煌須為國民黨軍失守東北承擔主要責任的結論。

一

坐鎮東北期間，衛立煌在重要決策上往往與蔣介石相左，但並不能由此得出他有意“促成蔣介石失敗”的結論。實際情況是，相比較於蔣介石，衛立煌對國民黨軍實力的認識更為清醒和客觀，對中共東北野戰軍戰役企圖的判斷更為准確，應對之舉也更為慎重。

1948年1月22日，衛立煌飛抵沈陽之時，正值東北野戰軍冬季攻勢如火如荼之際，各地國民黨軍頻頻告急。蔣介石督促沈陽地區主力前往增援，遭到衛立煌斷然拒絕。衛立煌認為，“共軍目前採用的戰法是圍城打援”（彭杰如：《衛立煌到東北》，《遼沈戰役親歷記》，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47—48頁。），其目的就是吸引沈陽國民黨軍主力出援，以便採用運動戰方式予以消滅。在他的堅持下，沈陽國民黨軍坐視新立屯、溝幫子、遼陽、法庫、鞍山、永吉、四平等地相繼失守。至3月15日冬季攻勢結束，國民黨軍被隔離在長春、沈陽、錦州三個地區。

其實，即便明知東北野戰軍“打援”，沈陽國民黨軍如果戰斗力強大，亦可前往增援。但實際情況是，經歷東北野戰軍1947年夏季、秋季攻勢后，國民黨軍已今非昔比。對此，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羅榮桓有過分析：“（1947年）夏季，敵人還敢以團為單位守據點，秋季收縮后隻能以師為單位防守，到冬季一個師也不敢了。在夏季敢出動五個師增援，到秋季就要出動十個師。冬季出動十個師，被吃掉兩個，以后打遼陽、鞍山時，敵人就不敢出來增援了。敵人現在（1948年3月）可以機動的部隊不超過十個師。”（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1頁。）所謂“冬季出動十個師，被吃掉兩個”是指衛立煌赴任前的公主屯戰斗。上述分析是客觀的、准確的，衛立煌接觸東北國民黨軍后也有類似結論：沈陽隻可抽調七個師出援各地﹔而這七個師缺額甚多，其中五個美械師的彈藥不足一個基數（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出版者不詳，1978年，第28頁。）。應該說，衛立煌拒絕出援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原因是國民黨軍戰斗力不盡如人意，假如他確有“促成蔣介石失敗”的想法，就應該聽從命令，主動配合東北野戰軍圍城打援，那樣國民黨軍就會敗得更慘。

衛立煌不僅拒絕派兵增援各地，也反對單獨出兵打通北寧路。北寧路是東北國民黨軍聯系關內的唯一陸路通道，其沈陽至錦州段於1948年1月29日被東北野戰軍切斷。自此，沈陽隻能仰仗空運解決補給，顯然是杯水車薪。2月22日，蔣介石命令沈陽國民黨軍打通北寧路，並乘機將主力收縮至錦州（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第42頁。）。之后蔣介石又多次下令，均遭到衛立煌回絕（詳見李寶明：《“國家化”名義下的“私屬化”——蔣介石對國民革命軍的控制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38—239頁。）。其實，衛立煌並不反對恢復交通，而是堅持先由關內出兵增援錦州，再由沈陽國民黨軍與之兩路對攻，實現會師（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中華書局，1961年，第104頁。）。顯然，他所顧慮者仍是國民黨軍戰斗力。

那麼，衛立煌拒絕單獨出兵、固守沈陽是否在幫助中共？答案是否定的。林彪預料沈陽國民黨軍將出兵北寧路。2月25日，他建議在冬季攻勢結束后“將部隊擺在四平和吉林、長春之間，一面進行補整，一面防止吉林之敵退集長春。同時，吸引沈、錦間敵人出來，打通交通和分散兵力”（《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冊，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04—405頁。）。3月14日，他再次計劃：“我主力在四平周圍整訓並防堵長春敵人向南撤退，與南面敵人北上接應。小部在北寧路及營口到沈陽之線盡量誘敵出來恢復此兩線，以造成爾后作戰上有利條件。”（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第534頁。）總之，林彪斷定沈陽國民黨軍必將打通北寧路，並作出相應殲敵部署。對此，毛澤東表示同意。應該說，毛澤東、林彪抓住了蔣急於恢復北寧路的心理。不過，衛立煌識破了林彪的意圖。他分析：“東北解放軍主力，就位於遼北與遼西地區，監視沈陽和長春部隊的行動﹔如果沈陽主力單獨出遼西向錦州撤退，背遼河、新開河與饒陽河三條大水側敵行動，有被解放軍層層截斷、分別包圍被殲的危險。”（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04頁。）基於這一判斷，他反對單獨出兵。

既然對國民黨軍戰斗力沒有信心，衛立煌固守沈陽的底氣何在？他對親信將領彭杰如透露：“美國人是堅決反蘇反共的，沈陽系東北重鎮，有戰略價值，絕不會坐視不理。現在東北問題，蘇美等國利之所在，勢在必爭。第三次世界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隻要我們保存實力，佔據地盤，事情即有可為。”（彭杰如：《衛立煌到東北》，《遼沈戰役親歷記》，第48頁。）新中國成立后，他又對原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解釋固守沈陽意圖：“我當時是企圖保存實力，以待時局的變化”。（鄭洞國：《從猖狂進攻到放下武器》，《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76頁。）所謂“時局的變化”是指美國干涉中國內戰，並由此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易言之，心存幻想是衛立煌堅守沈陽的第二個原因。

當然，衛立煌很清楚，沈陽畢竟是一座孤城，依靠空運維持補給終非長久之計，故對堅守也曾發生動搖。當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等人於6月和8月兩次建議撤守營口、依靠海路補給時（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08頁。），他一度贊同，但旋即予以否定，其顧慮在於：“主力一撤，長春、沈陽都會一齊陷落，我個人的聲譽影響事小，丟失東北的責任哪個來負呢？” （彭杰如：《衛立煌到東北》，《遼沈戰役親歷記》，第51頁。）作為總司令，衛立煌必須承擔因撤軍而丟失東北的責任，除非蔣介石親自下令放棄沈陽。總之，不願承擔失守東北的責任是衛立煌堅守沈陽的第三個原因。

衛立煌固守沈陽，致使擅長運動戰的東北野戰軍無仗可打。林彪擬定了另一個圍城打援方案，即北上長春作戰，其具體設想是：在長春外圍作戰中“極力吸引沈陽敵人北上增援。如敵增援，則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戰中展開大規模的反擊，殲滅敵人﹔如敵不增援，則我軍即對長春發動全面總攻……在總攻擊發動后，戰斗已進行到重要階段時，估計屆時沈陽之敵必利用我軍消耗與疲勞大舉北上增援，則我軍仍堅持將城打下”。對於援敵，林彪分析有兩種情形，一是沈陽國民黨軍單獨北上，二是錦州與沈陽兩地國民黨軍聯合北上。對於前者，林彪認為“較易應付”，而后者“則使我軍攻城和打援皆發生嚴重困難”。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遼沈戰役》，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第53頁。）這一計劃再次得到毛澤東支持。不過，在5月下旬開始的長春外圍作戰中，東北野戰軍損失2100多人，未達到預期目的。包括林彪在內的大多數東北局成員對作戰方案產生猶豫，於7月20日召開會議進行討論。會議認為繼續攻打長春有兩個顧慮：一是以7個縱隊攻城，兵力不足敵人3倍，無法形成攻堅作戰的絕對優勢，有可能重演1947年6月四平戰役失利的一幕﹔二是“估計在我主力投入縱深戰斗后，沈陽之敵仍以新一軍、新六軍為骨干，從鐵嶺出發，以十五萬人左右的兵力，採取集中行動北上增援。錦州之敵亦有可能出動兩個軍經沈陽、鐵嶺北上增援或進駐沈陽，使沈陽敵能抽出共約二十萬左右的兵力北上增援”。會議認為，東北野戰軍隻能抽調四個縱隊參加阻援﹔阻援部隊“隻能遲滯和部分殲滅敵人，不可能全殲和阻住敵人。如屆時我攻城軍還未能拿下長春，又因消耗甚大不能轉入打援，則援敵與守敵可能會合，則我軍即會被迫撤出戰斗，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會議得出結論：長春作戰“帶著很大的勉強性和冒險性，如不成功，則影響今后作戰太大”。鑒於上述顧慮，東北局建議放棄長春作戰。（《遼沈戰役》，第72—74頁。）毛澤東隨即同意，指示東北野戰軍南下發起錦州戰役（《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冊，第541頁。）。由於放棄長春戰役計劃，東北野戰軍在冬季攻勢結束后有6個月無仗可打。

林彪等人的上述顧慮有無必要？換言之，衛立煌是否有救援長春計劃？總體來說，衛立煌對長春撤守舉棋不定（彭杰如：《衛立煌到東北》，《遼沈戰役親歷記》，第53頁。）。對於“守”，他沒有具體指示﹔對於“撤”，他建議由關內增兵錦州，打通北寧路后北上長春（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04頁。）。由於蔣介石遲遲未同意，他又建議國民黨軍“放棄錦州，退守錦西機場及葫蘆島海港”，並從中“抽出七個師由葫蘆島海運營口登陸”，經“沈陽北上迎接長春突圍” （郭汝瑰：《我在遼沈戰役中的一段經歷》，《遼沈戰役親歷記》，第60頁。）。總之，衛立煌沒有單獨使用沈陽國民黨軍救援長春的打算。最終，在蔣介石既未增兵錦州又拒絕放棄錦州的情況下，沈陽國民黨軍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對照東北局的顧慮，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林彪等人根本不了解衛立煌真實想法，否則，完全可以毫無顧慮地攻佔長春。

綜上所述，基於對國民黨軍實力的清醒認識、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戰的幻想以及不願承擔丟失東北的責任，衛立煌固守沈陽，拒絕出援各地，反對單獨出兵打通北寧路和解救長春國民黨軍，這固然有違蔣介石命令，卻避免了國民黨軍更大損失，顯示了與東北野戰軍長久對抗的決心。對此，毛澤東和林彪缺少足夠洞察，輕率放棄長春作戰即是明顯一例。

二

眾所周知，錦州戰役中衛立煌反對由沈陽出兵增援錦州。盡管在蔣介石勒令下，沈陽國民黨軍組建西進兵團，然而救援行動遲緩。毛澤東曾寬慰林彪，斷定西進兵團和來自錦西方向的東進兵團“攻擊精神必不強”，相信東北野戰軍以“六個縱隊阻援必能勝任愉快”（《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冊，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2頁。）。那麼，能否由此推論：衛立煌有意幫助東北野戰軍，毛澤東對此心知肚明？

衛立煌反對動用沈陽國民黨軍是基於對東北野戰軍戰役意圖的判斷。他不無憂慮地提醒：“目前解放軍有力部隊在遼西走廊彰武、新立屯一帶地區，如沈陽出兵，中途必遭覆滅，正中解放軍圍城打援之計。”（彭杰如：《衛立煌到東北》，《遼沈戰役親歷記》，第55頁。）他判斷東北野戰軍真正目的不是攻取錦州，而是吸引沈陽國民黨軍出動並消滅之。有鑒於此，他提議先由關內調派軍隊解圍錦州，之后沈陽主力再行西進與之會師（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09頁。）。該方案的關鍵點在於由關內國民黨軍，而非沈陽國民黨軍救援錦州，仍是基於對沈陽國民黨軍戰斗力的不自信。

衛立煌上述判斷和擔心並非一家之言（鄭庭笈：《蔣軍遼西兵團的覆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中華書局，1961年，第45—46頁﹔郭汝瑰：《我在遼沈戰役中的一段經歷》，《遼沈戰役親歷記》，第61頁。）。廖耀湘即認為：“解放軍可能圍城打援。沈陽主力如單獨西出，背三條大河，側敵前進以增援錦州，更有被節節截斷、分別包圍、各個擊破的危險。”（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06頁。）“圍城打援”是東北野戰軍常用戰術，國民黨軍將領謹慎小心亦符合常理，更何況林彪在戰役醞釀期間確有相關考慮，即主張調用東北野戰軍主力“控制於沈陽以西及西南地區，監視沈陽敵人，並准備殲滅由沈陽向錦州增援之敵或殲滅由長春突圍南下之敵”，另以一部兵力攻打北寧路（《遼沈戰役》，第97頁。）。也就是說，國民黨軍將領並非杞人憂天。當然，以“打援”為主只是林彪的閃念，稍后他即專注於“攻城”。

受國民黨軍將領影響，蔣介石不得不謹慎從事。他策劃西進兵團迂回救援：不是沿北寧路直接南下，而是向沈陽西及西北方向進軍，首先佔領彰武、新立屯兩地（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第143頁。），截斷東北野戰軍后方補給線，之后經阜新到義縣，協同錦西方向的東進兵團，在錦州附近給予東北野戰軍以殲滅性打擊。這一方案旨在規避東北野戰軍“圍城打援”風險，仍遭到衛立煌等人反對。因此，西進兵團行軍緩慢，在錦州戰役結束時尚距150公裡之遙。

盡管衛立煌誤判東北野戰軍意圖，但這也是包括廖耀湘在內多數高級將領的一致意見，蔣介石本人亦未能斷然否決。那些單單指責衛立煌消極救援錦州的觀點，顯然在為蔣介石推卸責任。

衛立煌雖然反對由沈陽出兵，但並非對錦州國民黨軍置之不理。在蔣介石尚未決定由關內增兵前，他同意由沈陽空運第四十九軍至錦州，並向參謀總長顧祝同建議放棄錦州退守錦西（鄭庭笈：《蔣軍遼西兵團的覆滅》，《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第45頁。）。應該說，這一建議具有戰略眼光。錦西與錦州之間為狹長地帶，東瀕大海，西臨山地，長約40公裡，寬不過10余公裡，不適宜大兵團作戰。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戰役結束后林彪放棄殲滅東進兵團的理由中找到佐証，林彪稱：“我軍陣地與錦西敵原有陣地已成對峙狀態，我軍無法在兩陣地間打出去。故決對錦西方面繼續採取堅守方針。”林彪又稱：“如我攻錦西，須准備海岸邊與敵十二個師作戰，地區狹隘，我兵力用不上，敵則扼原有強固工事抵抗，戰斗不能很快解決。” （《遼沈戰役》，第197、216頁。）總之，兩地之間特殊地形不利於東北野戰軍展開大規模進攻作戰。易言之，如果錦州國民黨軍退守錦西，尚可保存相當實力。不過，衛立煌的建議遭到顧祝同拒絕。

當蔣介石於10月1日決定增兵東北后，衛立煌立刻在葫蘆島設立指揮所，派親信將領陳鐵、彭杰如為正、副主任，統一指揮由錦西國民黨軍和關內援軍組成的東進兵團。葫蘆島是關內增援國民黨軍登陸之地，與錦西僅咫尺之遙。

事實上，毛澤東關於兩路援軍“進攻精神必不強”的預言對錯參半。東進兵團對錦州戰役造成相當大的威脅，10月11日、14日先后突入東北野戰軍阻援陣地。盡管西進兵團未構成實際威脅，然而林彪最擔心的卻是該部，斷言“敵寧可放棄沈陽，而必保持和恢復錦州”（《遼沈戰役》，第147頁。）。從毛澤東的判斷和林彪的擔心看，二人並不了解衛立煌真實想法，即：東進兵團應積極進攻，而西進兵團則應謹慎緩行。

總之，衛立煌在錦州戰役中基於錯誤判斷而作出的決定，主觀上是為最大程度地保全西進兵團和錦州國民黨軍，並無促成國民黨軍失敗的打算，更談不上“幫助”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