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2】

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雙談”傳統的延續

1976年11月，政協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委員列席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聽取關於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報告，並進行熱烈討論，由此，人民政協也開始恢復工作。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百廢待興，黨和國家面臨“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1978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鄧小平當選為新一屆政協主席。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式上做了題為《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的講話。在講話中，他全面分析、闡述了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根本變化和由此帶來統一戰線內部結構的深刻變化，對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性質、對象、范圍、方針和任務，以及人民政協地位和作用等問題作出科學論斷。這篇講話成為指導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綱領性文獻。1982年，人民政協的性質和作用被庄嚴地載入憲法。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頒布了《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44頁。）1993年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序言，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所體現的協商民主得到憲法的認可和保障。1995年初，中共中央正式轉發《政協全國委員會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首次提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協章程和政協章程修正案學習讀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0頁。），揭示了新時期人民政協地位和作用的發展變化。

這一時期，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就國家大政方針積極建言獻策，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1978年5月思想政治戰線開展的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中，政協全國委員會組織部分委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愛國人士近200人進行了學習和討論，並認為：檢驗一種理論、一條路線、一個方針、一項政策是否正確，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而不是根本不考慮是否符合客觀實際，以“本本”、批示、講話甚至被歪曲了的話為依據，照抄照轉，“句句照辦” （《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第198頁。）。通過學習討論，對於肅清林彪、“四人幫”在統一戰線方面的不良影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9年10月19日，鄧小平在政協和中央統戰部為各民主黨派舉行的招待會上講話指出：“目前，在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知識分子、專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積極作用上，還存在不少問題，他們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還有一些困難，需要經過調查研究，採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決。希望各民主黨派協同黨和政府，共同努力，把這項工作做好。”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4—205頁。）根據講話精神，政協各組和各有關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從當年10月下旬開始，分別邀請在京部分黨派成員和所聯系的知識分子開了24次座談會，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積極性問題建言獻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工作組資料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36頁。）。

在此背景下，重啟“雙談”也納入了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當年12月，鄧小平親自批准了全國政協機關黨組關於舉行“雙周座談會”問題的報告，使中斷13年的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得以恢復 （牛旭光：《鄧小平與新時期人民政協》，《人民政協報》2004年8月2日。）。只是此后的座談大多不再以“雙周座談會”命名，而一般根據座談會內容命名，或被稱為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全國政協專題協商會等。

新時期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渠道逐漸增多，內容亦趨豐富。以內容而言，既有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統一戰線內部關系問題，也有不少政治生活、經濟發展、社會生活等重要問題。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政協全國委員會先后舉行主席擴大會議、副主席座談會、有關工作組座談會，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兩案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1982年6月15日至7月8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又連續舉行7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修改草案專題座談會。（《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第416頁。）

綜觀這一時期全國政協召集的座談會，還主要圍繞以下主題進行座談：（1）關於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工作，總結交流地方政協工作經驗，推動政協工作發展。如，1984年11月17日至27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和中共中央統戰部聯合召開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統戰、政協工作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談了國內外形勢問題、統一戰線工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問題，充分發揮人民政協、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僑聯、台聯作用問題等，並呼吁全黨都要重視和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政協大事記》）1986年2月20日至27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全國地方政協工作座談會，交流了新時期地方政協工作的經驗，討論如何進一步開創人民政協工作新局面問題（《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第425頁。）。2001年12月3日至6日召開的全國地方政協工作經驗座談會，議題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為指導，總結交流地方政協工作的經驗，（推動政協工作的發展 《政協大事記》）。（2）圍繞國家經濟發展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如1979年9月14日至21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座談會，中心議題是關於調整部分農副產品的購銷價格和提高部分職工工資問題、加速農業發展問題以及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工作問題。1979年12月25日至27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座談會，主要討論中國工業交通生產形勢問題。（《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第410—411頁。）199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就東南亞金融危機情況下的中國經濟形勢和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座談 （吳迎春、陳曉鐘：《中央統戰部舉行黨外人士座談會》，《人民日報》1998年5月29日。）。（3）圍繞國家科教文衛方面的協商座談。1988年12月21日至23日，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專題座談會，討論教育文化委員會關於高等院校教育投資、教師待遇問題的調查報告（《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第432頁。）。（4）圍繞社會治安問題。1996年5月17日，全國政協就廣大群眾普遍關心的社會治安問題舉行協商座談會。

從2005年7月到2012年9月，全國政協連續啟動了11次專題協商座談 “專題協商”通常是指通過政協組織提供平台，以會議為主要形式，讓政協界別或政協委員就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某一重要問題，在深入調研基礎上，與政府及相關部門負責人直接進行協商議政的形式。，圍繞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向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征求意見。11次專題協商會議幾乎涵蓋了這一時期國家的所有重大戰略，其中既有涉及國家發展總體規劃的協商主題，如：“圍繞‘十一五’規劃和2020年遠景目標綱要編制的若干問題”，“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也有涉及地區發展戰略的協商主題，如：“推進西部大開發”，“加快廣西北部灣經濟區開發與建設，推進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還有關系國家重大經濟政策的協商主題，如：“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脹，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既有關於國家文化、科技發展戰略的協商主題，如：“以文化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國家軟實力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也有圍繞社會管理的協商主題，如：“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等。通過以上協商座談，廣泛征求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的意見和建議，發揮人民政協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職責。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繼承新中國成立初期“雙談”傳統和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訓基礎上，“協商座談”的“雙談”傳統得以延續。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通過這一方式，充分表達對黨和國家政策的意見建議，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撥亂反正”及改革開放新時期國家建設的各方面建言獻策、貢獻智慧和力量，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三、中共十八大后“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創立及對“雙談”傳統的繼承和創新

2012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提出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光明日報》2012年11月18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對協商民主作出重要部署，明確提出“增加協商密度，提高協商成效”《（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光明日報》2013年11月16日。）的新要求。為此，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繼續探索專題協商的實現形式，在充分征求各民主黨派、各專門委員會意見建議、繼承歷史傳統的基礎上，創立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從1966年停止到2013年重啟，時隔47年，“雙周座談會”這一在“文革”開始后淡出政治舞台的“參政議政”重要渠道重新回到了公眾的視野。

在2013年9月18日舉行的全國政協第六次主席會議上，主席團審議通過了《政協全國委員會雙周協商座談會工作辦法(試行)》。“雙周協商座談會”主要採取專題協商座談會的形式，座談的內容主要是聽取政府各部門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等。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人民政協在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充分發揮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作用，緊緊圍繞重大改革舉措的出台和貫徹實施獻計出力，發揮了其“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對1950年4月至1966年7月舉行的百余次“雙周座談會”的繼承、創新和發展，也是對改革開放以來若干次政協重要會議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全國政協創造的各種協商形式的繼承和發展。

從繼承的角度看，“雙周協商座談會”繼承了“雙談”“神仙會”的優良傳統，與會人員圍坐在一張橢圓形會議桌旁，發言不分主次，允許現場插話，允許交鋒，沒有穿靴戴帽，沒有空話套話，直奔主題，講問題、談看法、說建議。目的是讓大家暢所欲言，把問題談深談透，以便能夠進行更為深入地討論，形成更加科學有效的政策建議。

從創新的角度來看，“雙周協商座談會”與歷史上的“雙談”相比又有所不同，並有所推進，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規模更小、專業性更強。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名稱增加了“協商”兩個字，一是區別於歷史上的“雙周座談會”，二是增加了協商民主的意味。“雙周協商座談會”更突出協商議政的性質，目的是要形成有關建議或提案上報中共中央，開會的目的明確，專業性很強。而“雙周座談會”的主要目的是溝通思想，強調學習與溝通。從參會人數來看，參加“雙周協商座談會”的人數也大大減少，“雙周座談會”曾經出現過一場座談會有200多人參加的情況，而“雙周協商座談會”每次邀請20人左右。從人員構成來看，“雙周協商座談會”參會人員主要是與座談會主題相關的委員，其中大多數是相關領域的知名專家。有時還邀請中共中央、國務院相關部門負責同志到場，以保証打通政協與政府部委、黨內與黨外的溝通渠道，以推動建言獻策成果轉化。討論后，經報請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由全國政協辦公廳、各民主黨派中央、政協各專門委員會具體組織實施。這種小規模的座談，每次都聚焦一個問題展開座談交流，參與者也是有備而來、有的放矢、絕不空談，座談質量明顯得到了提升。

2.主題更加豐富。雖然兩者都是圍繞黨和國家的重大關鍵性問題進行協商座談，但隨著國家建設發展階段的變遷，以及政協地位和作用的變化，座談的主題也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以“時事政治”為主，組織民主黨派學習和思想改造，以及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過渡時期總路線等問題的探討，演變為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深化改革、環境保護、科教文衛、社會治理、司法公正等問題的探討。這些反映國家和社會發展新元素內容的增加，體現了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代領導集體全面深化改革、切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建設的一系列重大舉措。

3.更加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的“雙談”曾經兩度停止活動，“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完全停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雙談”協商傳統得以延續，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每年召開的次數也屈指可數。除去政協各個專門委員會內部的專題座談外，以全國政協名義舉辦的“專題協商會”自2005年第一次舉辦至2012年10月，也僅舉辦了11次。而根據2013年通過的《政協全國委員會雙周協商座談會工作辦法（試行）》，“雙周協商座談會”則是一般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安排在星期四下午，每年舉行20次左右 。

2013年10月重啟的“雙周協商座談會”至2014年12月已經召開了24次，基本做到了有序規劃，按期舉行。而且“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年度計劃安排由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后，都需報請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主題都緊扣“黨和國家的重大關鍵性課題、研究涉及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這一要求，每次座談結束后，會將各方意見形成一個信息專報，遞交相關決策部門。每一份信息專報都會很快得到反饋。從會前主題的選擇，到座談會后的信息專報，再到中央領導的重要批示，以及相關部委的及時反饋，“雙周協商座談會”顯示出更加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發展趨勢。“雙周協商座談會”已經成為一個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重要協商平台。

“雙談”作為新中國政治協商的重要渠道，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幾經沉浮，既見証了人民政協制度從“代權力機構”到“統一戰線組織”再到“中國特色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成長歷程，也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鞏固新生政權的斗爭，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改造及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以及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不斷推進過程。在此過程中，“雙談”協商對話機制，成為展現新中國上層政治活動的重要平台，也成為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凝聚共識、共商國是的重要載體和紐帶，在新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為國家建設的各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雙周協商座談會”在繼承“雙談”傳統基礎上，著眼於新的時代、新的實踐，不斷進行制度創新、理論創新，必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