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

摘要:“雙周座談會”是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建立的一種工作制度。從新中國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國政協共舉行了114次“雙周座談會”。“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雙談”停止活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雙談”傳統得以延續。中共十八大后，全國政協在繼承“雙談”傳統基礎上，創立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使“雙談”重新回到中國政治舞台。“雙周座談會”及與之相關的協商對話機制，作為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凝聚共識、共商國是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在新中國發展的不同時期為國家各方面建設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也見証了新中國統戰工作的歷史變遷。

關鍵詞：人民政協﹔雙周座談會﹔統一戰線﹔民主黨派

“雙周座談會”（以下也簡稱“雙談”）是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建立的一種工作制度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建立了以下工作機構和工作制度：各工作組﹔工作會議﹔雙周座談會﹔學習座談會﹔秘書處。（參見《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第52—54頁。），是中國共產黨及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共商國是的一種方式。從1950年4月到1966年7月，全國政協共舉行了114次“雙周座談會” （鄭萬通：《人民政協六十年的光輝歷程和重要啟示》，《人民政協報》2009年9月17日。），對協調統一戰線內部關系，促進各黨派團體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雙談”停止活動。1979年12月，鄧小平親自批准了全國政協機關黨組關於舉行“雙周座談會”問題的報告，使“雙談”傳統得以延續 （牛旭光：《鄧小平與新時期人民政協》，《人民政協報》2004年8月2日。）。中共十八大后，全國政協在繼承“雙談”傳統基礎上，創立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使“雙談”重新回到中國政治舞台，並成為政協協商民主的經常化平台和重要方式之一。

當前，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相關資料多限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政協報》等媒體的報道，以及《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相關大事記、相關領導的文集文選及回憶錄、一些省市地方志中的些許論述，能夠找到的專門研究成果屈指可數 （代表性的成果有林懷藝：《“雙周協商座談會”的產生與發展》，《理論探索》2014年第4期﹔張西洛：《雙周座談會》，金瑞英主編：《風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姚儉建：《政協專題協商方式的探索與啟示》，《人民政協報》2014年4月23日。），系統的研究尚未發現。而通過對“雙談”的研究，不僅有助於了解其伴隨新中國歷史變遷所經歷的命運起伏，而且有助於了解與其相關的人民政協地位的發展變化及新中國歷史的巨大變革。為此，筆者不揣淺陋，在廣泛搜集相關資料基礎上，試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雙談”這一制度確立、停止以及重啟的歷史過程進行系統梳理，並對重啟后的“雙周協商座談會”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雙談”進行比較，總結異同，以期對新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雙談”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起，中國共產黨就有與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協商合作的傳統。在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合作，共同為堅持團結、抗戰、進步而努力。抗戰勝利后的舊政協和國共和平談判期間，共產黨又同他們一起為實現和平、民主而共同奮斗。解放戰爭后期，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熱烈響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公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李濟深等五十五人發表對時局意見》，《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延生紀事暨資料選編》，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第216頁。），積極參與新政協，制定《共同綱領》。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更有條件和必要繼續與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繼續合作下去。

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初期錯綜復雜的形勢和繁重艱巨的任務，也“要求我們黨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我國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各界愛國人士和海外華僑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徹底完成民主革命、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共同奮斗”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第522頁。）。

1949年9月21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此后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職責定位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包含：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同時，《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頁。）

為了使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合作的傳統和做法規范化、經常化，1950年3月14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工作會議，章伯鈞、史良等人提議，應該經常舉行各黨派間的座談會，以溝通思想，對政策時事、統一戰線工作交換意見。意見一提出，當即得到與會者的積極響應，並形成決定，“舉行各民主黨派座談會，每兩周一次”（《雙周座談會的由來》，《統一戰線100個由來》，華文出版社，2010年，第79頁。），將座談會定名為“雙周座談會” （《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人民政協報》2014年9月20日。）有關“雙談”的起源，有兩種意見，一是起源於重慶。據記載：“這種雙周座談的形式，濫觴於重慶，以后便成為我黨運用的、為黨外人士所熟悉的統一戰線政治活動的一種普遍運用的好傳統、好形式。” （參見《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下編第5卷《廣東人物篇》（上），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72頁。）二是起源於香港。郝在今指出，中共發出“五一”口號前，中共香港分局統戰委員會向各民主黨派駐港機構倡議舉辦“雙周座談會”，大家一起討論交流﹔“五一”口號發出后，雙周座談變成連日座談，5月1日、5月2日，兩天連續討論，各黨派領袖積極發言。（參見郝在今：《協商建國——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志》，中國華僑出版社，2007年，第24頁。）。該座談會以參加政協全國委員會的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為主體，每兩周舉行一次時事政治座談會。主要目的是溝通思想，就時事政治和統一戰線工作交換意見。1950年9月21日，全國政協通過了《雙周座談會暫行組織辦法》。《辦法》規定了“雙周座談會”設立的目的是“聯合各人民團體為交換有關思想、政策、時事及統一戰線工作意見”﹔座談會的參加人員，分為當然參加、自願參加及臨時邀請參加三種﹔參會人數“以住京者為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團體出席雙周座談會代表之人數，經各參加單位協商決定，但每一單位至多不超過五人”﹔座談會的主席，由總部在京之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依政協次序輪值 其排列如下：（1）中國共產黨，（2）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3）中國民主同盟，（4）中國民主建國會，（5）無黨派民主人士，（6）中國民主促進會，（7）中國農工民主黨，（8）九三學社，（9）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座談會每兩周開會一次，由輪值主席召集。座談的題目於前一次座談會決定等。（《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35—136頁。）《辦法》為“雙談”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和法律依據。

作為政協的一項重要工作制度，“雙談”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協參政議政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1950年4月“雙談”召開第一次會議到1966年7月停止活動，全國政協舉行“雙周座談會”共計114次，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1950年4月到1954年6月，共召開座談會55次（《統一戰線100個由來》，第80頁。）。這一時期，人民政協代行全國人大職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建立的一項協商制度，“雙談”主要圍繞《共同綱領》所規定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2頁。）開展活動。結合當時新中國為鞏固新生政權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雙談”主要進行了以下主題的座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亞太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情況等。此外，針對統一戰線工作情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圍繞加強思想改造等方面問題進行座談，交換意見等。“雙談”歷史上討論最熱烈的一個主題是朝鮮戰爭。從1950年七八月開始，“雙周座談會”曾討論過八九次朝鮮戰爭的問題。羅隆基提出，各民主黨派應發表一個聯合宣言，目的是一方面表明各民主黨派共同的立場，都支持援助朝鮮﹔另一方面拿出具體的意見提供給全國人民，讓大家明確知道該如何援助朝鮮。羅隆基的發言，得到了陳劭先、藍公武等人的支持。1950年11月4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反對美國侵略朝鮮，推動了全國性抗美援朝運動的開展。（《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人民政協報》2014年9月20日。）1954年6月4日，“雙周座談會”座談了關於日內瓦會議問題，之后便暫時中止了活動。1955年4月15日召開的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統一戰線100個由來》，第79頁。）“雙周座談會”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民政協的一種協商對話機制，深入人心，影響深遠。（雙周座談，顧名思義是每兩星期開一次會，但實際上，卻往往按需要提前或推后。在后來由雙周改為不定期再改為每周舉行一次時，人們仍習慣上稱這種座談會為“雙周座談會”，“文化大革命”前的歷史文獻中也這麼指稱。）。

第二個時期：1957年12月到1958年4月，共召開座談會11次（《統一戰線100個由來》，第80頁。）。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后，人民政協完成了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歷史任務。雖然政協不再是國家權力機關，但也不是一般的人民團體，而是黨派性質的統一戰線的組織，是各黨派的協商機關。1957年5月8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參加的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座談會上，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提出建議，希望“恢復雙周座談會”，以此來密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這個建議，在第二天的座談會上，得到各黨派領導人的一致贊同，並推定張執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羅隆基（民盟）、譚志清（民建）、許廣平（民進）、黃琪翔（農工民主黨）、嚴希純（致公黨）、茅以升（九三學社）、李純青（台盟）等九人負責籌備。由於《雙周座談會暫行組織辦法》規定了一個廣泛的參加人員范圍，據1951年12月的統計，一次座談會參加人數最多時有200多人。短短的半天時間內，200多人顯然無法深入交換意見，更無法就各種問題展開討論，這樣的會議更類似於報告會。這與座談會的創立初衷不符，以至於最后對《雙周座談會暫行組織辦法》進行了修改。“雙周座談會”改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中共領導的共青團、婦聯、工會等人民團體不再派代表參加。（ 《從雙周座談會到雙周協商座談會》，《人民政協報》2014年9月20日。）在6月1日各黨派領導人的座談會上，正式決定以后改為每周舉行一次座談會，性質和內容，與以前的“雙周座談會”相同（ 參見張西洛：《雙周座談會》，金瑞英主編：《風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第87—89頁。）。

從1957年起，由於“左”的錯誤路線的干擾，各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做法流於形式，民主黨派無法通過參政議政發揮他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作用。“雙談”的內容也由第一階段討論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轉變為對民主黨派的思想改造，主要是關於反右派斗爭、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和民主黨派整風問題。如：在1957年12月14日、18日、28日，座談關於全國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和民主黨派內部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1958年1月10日至24日，連續舉行了4次會議，討論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如何開展整風的問題，並討論了《各民主黨派中央關於處理黨派內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則規定》和《對96名右派分子的處理意見》的草案。隨后在2月27日舉行的“雙談”擴大會議上，協商討論通過了《各民主黨派中央關於在各個民主黨派內部進一步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草稿）》。 （《當代中國的民主黨派》，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第240頁。）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會上說：“要通過整風掀起一個自我改造的運動，來一個自我改造的大競賽，在立場上和思想上來個大躍進。” （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第656頁。）1958年4月，“雙談”組織了兩次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交心運動的經驗交流會，除由一些人匯報個人交心的經驗和體會外，會上還號召大家要“再接再厲，交深交透”，“徹底破資本主義，立社會主義”，對交心運動起了助推的作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第157頁。）。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隨后又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這種形勢下，1958年下半年政協全國委員會組織委員和各界民主人士參加勞動鍛煉、去外地參觀工農業生產“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時，也都強調要學習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干勁和創造精神，加速進行自我改造，從而加深了他們的緊張情緒，政協的日常活動也因此出現了低潮。1958年5月到1960年1月，“雙周座談會”再次停止活動。

第三個時期：1960年2月至1966年7月，共召開座談會50次（《統一戰線100個由來》，第80頁。）。“大躍進”后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在對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工商業者的關系上，中共中央提出“一張一弛”的方針，主動採取措施緩和與他們的緊張關系，強調要著重推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化、技術革命的實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同時，中共中央開啟了分期分批給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並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此前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緊張關系。在1959年12月16日至1960年2月18日召開的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華全國工商界聯合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預備會期間，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通過大、中、小型各種會議形式，廣泛座談，暢所欲言，對工商界當時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鑒於當時國內外緊張的形勢給代表們帶來的壓力，李維漢建議會議採用“神仙會” “神仙會”是一個形象化的用語，其實質是用和風細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而達到明辨是非、提高認識、改造思想、加強團結的目的。“神仙會”是用“三自”和“三不”辦法來體現這種精神的。“三自”，即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用“三不”來保証“三自”，用“三自”“三不”達到敞開思想、講心裡話、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神仙會”就是創造一種條件，使那些思想上有顧慮的人，能夠解除顧慮，敞開思想，並在集體的幫助下，達到提高認識、自我改造的目的。“神仙會”是首先從工商界開始採用的，隨后很快便在各民主黨派中開展起來。（參見《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第165—167頁。）的方法，以解除顧慮，開好會議。196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接見了全體與會代表，並同民建、工商聯領導人舉行了座談。劉少奇就工商界關注的幾個具體問題，如定息、高薪、年老體弱退職退休、病假工資等問題，闡明了黨的政策 （《黃炎培年譜》，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291頁。），解除了他們的思想顧慮。這次會議，可以看作是再次重啟以“雙談”為代表的協商對話機制的序幕。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隨之轉入調整階段。1962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又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口號。黨和國家政策指導思想的變化，也直接影響了政協工作及“雙談”的主題。這一時期“雙談”討論最為集中的是“神仙會”及“雙百”方針問題，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為右派摘帽問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等。代表性的會議如下：（1）討論“神仙會”及“雙百”方針的有關問題。如：從1961年1月12日到2月25日，舉行了6次座談會，座談了“神仙會”的意義、作用、經驗，以及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等問題 （《各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雙周座談會 暢談“神仙會”“百家爭鳴”諸問題》，《光明日報》1961年3月15日。）。當年5月舉行的座談會再次肯定“神仙會”方式是我國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種有效方式 （《各界社會人士熱烈歡迎“神仙會”》，《光明日報》1961年5月16日。）。（2）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如：1962年5月31日舉行的座談會，交流了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舉行中央會議的情況，談到統一戰線進一步鞏固和擴大的新形勢、民主黨派的任務問題﹔談到如何進一步活躍民主生活以及認真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問題﹔還談到如何協助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貫徹執行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問題 （《各黨派負責人舉行雙周座談會》，《人民日報》1962年6月1日。）。6月28日舉行的座談會，分析了統一戰線形勢，進一步闡述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說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基本任務等 （《各黨派負責人舉行雙周座談會 統戰部副部長徐冰談當前統一戰線的基本任務》，《光明日報》1962年6月29日。） 。7月12日舉行的座談會，就進一步加強民主黨派工作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 （《各黨派負責人舉行雙周座談會 討論加強民主黨派工作問題》，《光明日報》1962年7月14日。）。（3）為右派摘帽問題及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1961年9月21日，座談對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1963年2月21日，座談協商右派分子摘帽的名單。（《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第398、401頁。）4月25日，座談“新五反運動”問題。5月9日，繼續座談“新五反運動”。 （《黃炎培日記》第16卷，華文出版社，2012年，第79、81頁。）1964年1月3日和9日，兩次座談如何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 （《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雙周座談會 研究進一步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光明日報》1964年1月12日。）。1964年3月5日和6日，交流了在各民主黨派中央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和組織“讀書會”的情況和經驗。（4）經濟問題及其他。1961年5月11日，用“神仙會”的方式，對黨的文化教育、醫藥衛生政策進行了學習和討論，對文化教育、醫藥衛生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見、問題和建議 （《在各黨派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雙周座談會上政協文教組醫藥組作工作匯報》，《光明日報》1961年5月12日。）。在1962年6月14日召開的座談會上，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胡子昂談到了工商界工作的情況。1963年7月12日，“雙談”會漫談農村工作決定。 （《黃炎培日記》第16卷，第92頁。）1964年7月27日、29日，座談會協商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的提名原則。1965年10月15日、16日，座談了“備戰、備荒、為人民”問題。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會上就國內外形勢和“備戰、備荒、為人民”問題作了講話。1966年7月8日、9日，座談會討論了關於“文化大革命”問題等。（《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第404頁。）可見，隨著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變化，“雙談”主題也由新中國成立初期鞏固政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變為加強統一戰線本身建設和討論符合當時政治需要的一些問題。

這一時期，廣東、福建、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江蘇、浙江、遼寧、雲南、上海、湖北等省及重慶、成都等地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也分別舉行了多次“雙談”，座談國際國內形勢和統一戰線的形勢、任務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統一戰線的正確理論、政策和工作，迫害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宗教界愛國人士，使統一戰線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政協系統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為了保護政協機關免受紅衛兵沖擊，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政協全國委員會於1966年8月停止辦公。“雙周座談會”也因此停止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