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撥亂反正時期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2】

四

如果說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從學術遠端為中共黨史學科的撥亂反正和自我更新提供了宏闊的國際視閾的話，那麼，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則從學術近端為正確理解、評估和推動中共黨史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更為細化的思想與學術資源。因為很顯然，承認並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與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密切共生關系這樣的觀念，就意味著必須重新評議在此進程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結構和發展趨向，從而打破“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黨史學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思想之歷史起源純潔性的虛假建構和極端強調，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毛澤東的極端神化和對其他共產主義革命先驅者群體的全面排斥或否定。這既是國際無政府主義史和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邏輯結果，也是中共黨史研究完成撥亂反正和重建知識體系的內在訴求。

這一撥亂反正的史學進程是從對青年毛澤東歷史的客觀評價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極左黨史學在敘述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史時，取消了前十七年黨史學有限度地承認無政府主義對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影響這一事實，尤其將青年毛澤東塑造為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而1979年同時出版的《西行漫記》和《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披露了青年毛澤東在北京期間曾明顯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史實，為學界重新認識和理解這一問題提供了直接依據 毛澤東在回憶1918年於北大圖書館謀生期間的思想狀況時曾明確指出：“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一個經常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當時，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美〕斯諾著，吳黎平整理：《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頁。）《西行漫記》也有類似內容，因為翻譯者不同，語言表述有所不同，但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參見〔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127—128頁）。這段話成為撥亂反正時期直至此后很長一段時間裡研究者在論証毛澤東與無政府主義思想之間關系時援引最多的一份資料。）。研究者進而指出，毛澤東返回湖南后，無政府主義思想也沒有立即消失，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就明晰地體現了對克魯泡特金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尤其是“互助論”的傾心之情，至少到1919年，毛澤東在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關鍵問題上，仍“存在著非馬克思主義觀點”，“尚未完全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張勝祖、宋斐夫：《毛澤東同志青年時期思想發展初探》，《湖南師院學報》1979年第3期。）﹔而概覽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群體逐步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全過程，毛澤東的轉變“不走在最先，也不走得最快”，“青年毛澤東的世界觀轉變，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經過曲折、復雜、激烈的主客觀的矛盾和斗爭實現的。而且，實現了世界觀的轉變，也只是進入了更自覺地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新階段，決不意味著矛盾和斗爭的終結” （汪澍白、張慎恆：《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由此可見，學界在重述這一問題時注意突出“過程性”和“轉變性”，表明黨史研究者已意識到政治思想及其發展的繁復性。

這種反映思想史復雜性和曲折性的努力也同樣反映在學界對其他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與無政府主義思想之間關系的重新確認上，其中尤以對惲代英無政府主義思想結構的研究最為典型。針對這樣一位深受克魯泡特金無政府共產主義尤其是“互助論”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研究者認為在五四運動前，惲代英僅將無政府主義視為一種政治學說加以潛心研究，所發表的大量著述則以批判封建主義為主，“民主主義思想仍然是他思想的主流”，“是一個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五四運動后，他仍堅持“互助論”應為未來理想社會的基石，但並未將互助視為人類本能以及個人絕對自由的理據，他反對國家政權的著眼點是其妨礙人與人之間互助功能的發揮，他以私有制和物質財富分配不均阻礙平等互助為由而主張廢除私有制，因而與以極端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有所區別﹔由於他將新村主義視為實現互助理想的途徑，因而推動建立新村的實踐活動使他廣泛地接觸工農群眾和社會現實，這對其轉向馬克思主義發揮了積極作用 （王宗華等：《五四時期惲代英同志的思想發展和革命實踐》，《武漢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很顯然，這種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個殊性研判，得益於研究者注重對歷史文本的解讀與闡釋，並以此深入剖析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內部結構及其所處的特殊歷史情境。

與此同時，研究者還揭示出無政府主義思想與早期共產主義組織之間的密切關系，這在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的相關研究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以中共成立為紀念主題和研究熱點的特殊政治文化環境下，黨史研究者沖破極左思潮的束縛，開始正視並重新書寫中共成立前后這一段歷史。他們普遍指出，中共早期組織在成立時，其成員大都來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的積極分子，是各流派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都贊成社會主義思想和主張，因而參與了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創立和宣傳工作，如黃凌霜、陳德榮等無政府主義者佔據北京小組參加者人數的一半以上，九名廣州黨組織的參加者中有七名是無政府主義者，上海黨也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參與，等等 （王來棣：《關於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幾個問題》，《浙江學刊》1981年第3期。）。當然，學界對這些基本史實的承認和接受是在“組織不純”“成員復雜”等前提預設下實現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對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與理解，是中共黨史體系重新構建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進而謀求解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與無政府主義形成同生共進關系的原因。主流的學術意見認為，五四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潮異常駁雜多元，“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時候，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 （林浣芬：《略論“五四”時期探求真理的社會思潮》，《河南師大學報》1980年第3期。），更由於無政府主義學說與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若干方面存在一致性，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一度無法正確辨識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本質區劃，這成為早期共產主義運動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主要緣由。但也有學者通過仔細縷析“五四”前后的相關歷史文獻，發現不少先進知識分子在介紹社會主義各流派的主張時，已經可以清晰地加以區別，如將社會主義劃分為“理想的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和“政治的社會主義”，或劃分為“科學派”（即馬克思主義）、“烏托邦派”、“費邊派”、“宗教派”、“國家派”和“無政府派”等，因此對“社會主義各派的介紹所給人們的印象並不是模糊不清的”﹔不少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認可無政府主義，並非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原則，而是“認為馬克思主義需要無政府主義的某些主張來補充才能完善” （沈駿：《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思潮初探》，《華中師院學報》1981年第2期。）。這些學術觀點具有非常鮮明的理性化色彩，極大地強化了對歷史復雜性的認識與洞見。

正因無政府主義思潮對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具有不可否認的重要影響，逐步向馬克思主義者轉化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共成立前后對無政府主義發起了批判與清理。長久以來，黨史研究者對這一課題致力勤勉，反復加以重點論說，並形成較成熟的被稱為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第三次論戰”的知識框架和敘述體系。撥亂反正時期亦如此，關於該問題的研究作品數量多，涉獵范圍廣，成為黨史領域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主體形態。研究者全面廣泛地闡述了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李達、賀昌、趙世炎等一大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以及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刊物對無政府主義的系統批判，詳細論述了在這場歷史性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這兩種社會革命哲學的原則性分歧，再次突出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政治優勢和道德高度，凸顯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潮對於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方向轉變以及“五四”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崛起的關鍵性地位和意義，展現了馬克思主義戰勝無政府主義等“小資產階級思潮”而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之根本指導思想的歷史必然性。這種研究取向雖然帶有傳統革命意識形態的歷史決定論色彩，但其主旨意在厘定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譜系，澄清真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劃，同時批駁極左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歪曲。這不僅是對此前歷史研究領域一種根本性理念的承繼，而且重新昭顯了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及此后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的政治正當性問題，反映了中共黨史研究核心價值准則的重塑進程。

可見，無政府主義批判史研究再次凸顯了特定時期“重評”史學強烈的撥亂反正功能，這以黨史學界普遍地重新承認陳獨秀、李達等人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這一基本史實最為典型。針對極左勢力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全盤否定陳獨秀的行為，以及長期以來黨史學界對李達評價過低的情況，很多研究者重新研究並充分肯定了陳獨秀在五四時期各種社會主義學說混雜傳播的情勢下，以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觀點，率先發起對無政府主義思潮之批判的歷史功績，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在陳獨秀思想中已初步具備起來並佔主導地位”（ 胡邦寧：《略談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和建黨時期的作用》，《武漢師范學院學報》1979年第1期。），“是非曲折自有公論，總不會讓陳獨秀這一類在一段時期對革命作過重大貢獻，又在一段時期犯過嚴重錯誤的人，永遠功沉海底” （鄔國勛：《試評陳獨秀的功與過》，《岳陽師專學報》1980年第1期。）。部分研究者則通過重新耙梳和解讀李達的歷史文獻，肯定了李達在“五四”前后對無政府主義思潮的獨特性批判，如注重對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歷史淵源即國際無政府主義思潮代表人物的批判，著重揭示各種無政府主義流派所共享的個人主義世界觀，“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當時其他共產主義者在這場論戰中的一個不足之點” （李其駒等：《建黨前后的李達同志》，《歷史研究》1979年第8期。）﹔特別注意區別對待無政府主義理論和無政府主義信仰者，對理論徹底批判，對人則盡量爭取《（李達文集》編輯組：《李達傳略》，《晉陽學刊》1980年第3期。）﹔等等。學界以此為論據之一，重新確認了陳獨秀、李達等人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譜系中應有的歷史位次，修正了傳統中國現代思想史和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史的相關敘述，成為理性評價這些黨史人物的關鍵環節，在無政府主義批判史研究中具有較高的學術化水准。

而巴金研究則以獨特的學術論域和文化氣象，彰顯了拔亂反正時期“重評”史學更為豐富多樣的學術化元素和方向。如有研究者為迅速扭轉巴金研究中的極左傾向，認定巴金僅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某些影響而非全盤思想體系，因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是革命民主主義者。但大多數研究者極力反對這種矯枉過正的觀點，他們深入研讀巴金早期作品的主要內容、所創作人物的基本特征及其反映的根本思想傾向，再次強調巴金對無政府主義的信仰熱烈而執著，時間綿長且影響深巨，無政府主義在早期巴金的思想體系中的確佔有主導性地位，是其文學創作的根本精神支柱，這“理所當然地是研究巴金的基本依據”，“如果為了論定巴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便一力強調巴金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不僅缺乏客觀依據，“也未必能反映事情的實質” （李愷玲：《巴金的早期創作與無政府主義思想》，《武漢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3期。）。這反映出學界對“重評”史學內蘊著的某種極端傾向秉持自覺而冷靜的警醒意識，具有超越撥亂反正時期政治現實之規制的積極意義。為厘清巴金世界觀中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與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之間的復雜關系，有學者或著重正面研究無政府主義特別是俄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對巴金的深刻影響，或重點討論以盧梭為代表的法國民主主義思想和法國大革命史對巴金思想形態的塑造，或深度考察巴金的文學作品對中國進步青年的感召力以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所產生的積極作用。這一學術努力同時借重了關涉無政府主義史的多學科知識體系，為深度理解和闡釋巴金世界觀的歷史來源與構成要素提供了多維度的思想資源。考慮到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與法俄革命屬於同一思想譜系，這一研究豁然呈顯更為開闊的世界史視野。加之文學史研究者對問題探討的熱烈參與、多種學術觀點的分歧互競以及注重文本解讀方法等因素，均在較大程度上推動了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深入進展，並使撥亂反正時期的巴金研究在巴金研究的學術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從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來看，巴金本人並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對於其早期文學創作與無政府主義思想之間關系的考察，也主要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經典課題，但這一課題無疑與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許多基本論題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隱秘聯系，“巴金反封建反專制制度的斗爭同黨領導下的革命事業是一致的”（陳思和、李輝：《怎樣認識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如果考慮到巴金本人一貫的社會主義政治傾向和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其文學作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進步作用，以及他在撥亂反正時期以《隨想錄》批判和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政治聲譽和文化地位，將之納入中國共產主義的革命史譜系加以考察應不存在歷史與邏輯障礙。實際上，許多經驗性事實還証明，很多黨史研究者都受到巴金文學作品的深刻影響，他對“文化大革命”史以及很多黨史問題的看法也積極地推動了黨史的撥亂反正乃至很長一段時間裡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因此，嚴肅細致地考察巴金作品和思想與中共黨史（研究）之間更多的文化聯系，應成為黨史研究學術史的一項頗有意義的課題。

應當指出的是，以今天的學術視角觀之，黨史研究領域內的無政府主義（批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大都屬於常識性知識。但在撥亂反正時期，其主旨在於恢復被極左黨史學歪曲、篡改或故意遮蔽的相關歷史內容，體現了“重評”史學典范性的政治文化價值，亦即歷史學（家）“必須有意識地遵奉社會公認的關於准確性和真實性的強制性標准”（〔美〕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頁。）。雖然黨史研究者對無政府主義自身歷史與理論方面的突破性見地不多，但這些被重新敘述和評價的黨史內容，實際上重新彰顯了共產主義革命生成之際中國政治生活的歷史樣態以及知識分子在其間的信仰與理性問題，重新書寫了中國革命史中某些長期被遺忘或被掩蓋的政治特征，並很快被納入黨史體系的重建進程，如反映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學術成果的《偉大的開端（1919—1923）》一書 該書系李新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多卷本）中的第一卷。“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的倡議下，由李新領銜，籌備編寫該多卷本黨史著作。《偉大的開端（1919—1923）》由李新和陳鐵健主編，經幾年的資料積累和專題寫作，1981年底編寫完畢，198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寫作集結了當時國內一大批從事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研究的一線學者，充分汲取撥亂反正時期的黨史研究進展和成果，是中共成立時期黨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作。），在關涉無政府主義（批判）史相關內容的敘述與評價方面，已形成了迥異於極左黨史學的知識體系和話語范疇。這表明黨史研究的撥亂反正並不能一蹴而就，簡單化的翻轉極左黨史學的政治與歷史認識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經過對類似無政府主義批判等諸多歷史環節的重新研究才得以初步完成。同時，這一研究特別充分地展現了黨史學界在秉承黨派立場的前提下，對歷史本體之復雜性和多元性的充分意識，這對於學術界重新理解和構建中共黨史的話語體系與學術文化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和價值，成為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學術化成果之一。就此而言，黨史學界對中共建黨前后無政府主義（批判）史的重新探討，既是黨史學界在無政府主義史研究領域所作出的較為突出的學術貢獻，又體現了拔亂反正時期“重評”史學在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的建設性功能。

五

綜觀撥亂反正時期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其主要內容是恢復被極左勢力歪曲、篡改和遮蔽的關於無政府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史實，並在此基礎上回擊極左思潮籠罩下的歷史虛無主義暗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進步性，畢竟“歷史的重點若要能夠被人所理解，就得以歷史真實為基礎”（〔法〕雷蒙•阿隆著，呂一民、顧杭譯：《知識分子的鴉片》，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174頁。）。但“重評”史學在潛意識裡重拾甚至強化毛澤東時代的某些研究理念，從而產生了一些較為明顯的結構性問題。如在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分期評價法”，在思維層面上依然存在著傳統史學二元決然對立的潛在風險，在嚴格的學術邏輯自洽性方面仍存在可商榷的空間﹔研究者大都因襲1949年以降的革命化敘事話語，對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採取一種道德主義的評判傾向，重點論証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相較於無政府主義對於重建中國政治現代性的絕對正當性，突出強調無政府主義因“違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走向衰亡的歷史必然性，這種歷史敘事既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無政府主義的多樣化形態及其與生俱來的文化龐雜性，也忽視了無政府主義將伴隨著國家權力和社會治理的遞嬗而具有歷史復發性的事實﹔等等。這些問題抑制了無政府主義史研究整體學術水平的提升，從長遠來看並不利於歷史研究的健康發展。但是，在否極泰來、百廢待興的撥亂反正時期，這些問題本身亦內蘊著學術界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基石上重啟政治整合、重建社會秩序以及重塑主流意識形態的強烈訴求，並形成了響應這一現實任務的一批理論共識和文化規范，提供了一種接近於歷史哲學式的理論論証，從而發揮了鑒往知來的政治和道德功用，體現了歷史研究的工具性價值。 應當指出的是，撥亂反正時期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學術化內容和成果的集聚與成長，是在整個國家和社會對各種無政府主義思潮或無政府現象進行政治批判的主流環境下展開並得以實現的，這是以學術史理念重審和檢視這一時期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之學術化進程的基本背景性、前提性或預設性問題。因此，既不能過高評價此時歷史研究的學術化水平，也不能低估其間產生的學術化方向及其道德價值。可見，對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學術史考察與分析，不是完全經驗性或實証性的，而具有典型的抽象性特征。

得益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相對寬容的思想解放環境以及撥亂反正時期的政治與文化重建需要，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取得的學術進展也彰顯無蔽。正如前文所述，此時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在學術理念的更新、史學體系的形成、一批新知識的挖掘和新觀點的闡釋以及基礎史料的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進展，成為國際共運史、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等學科逐步完成撥亂反正和重建學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很多內容對這些學科的知識更新和學術發展都產生了長遠影響。同時，學術界對無政府主義（者）的相對理性、客觀和包容的歷史評價，初步否棄了極左史學關於“好人從來都好”“壞人一切皆壞”的謬斷，意味著研究者在接受歷史復雜性與多樣性之際，在關於人性惡、人性善抑或人性善惡兼存這一歷史哲學基礎預設上發生了微妙變化。研究者將有利於政治完善和社會正義的普遍性價值注入無政府主義史的評議和理解體系，凸顯了歷史研究對現實社會的良性規范。准此而論，包括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在內的撥亂反正史學既有“求真”屬性又有“向善”特質，它試圖傳達這樣一種信息，即何種歷史研究在反映真實經驗的基礎上也符合人類的普遍道德。這是透視拔亂反正時期“重評”史學之學術性及其對歷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之影響等問題的重要向度，因為“歷史學就以有關人性的普遍命題為其前提﹔不能確切領會這一事實，就沒有什麼對歷史思維的論述會是完全的”（〔英〕沃爾什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哲學——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7頁。）。此外，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各領域的部分學者秉承冷靜的學術批評態度，不僅自覺反思“重評”史學潛涵著的簡單翻轉極左史學論斷的極端傾向，而且及時促發一些觀點和見識的商榷與論爭，為保障和維護歷史研究的健康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平衡作用 部分學者不僅針對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各領域中某些具體問題和觀點加以即時性批評，而且注重對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現狀的整體評判。早在1980年，就有學者明確指出當時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仍存在著“圍著政治轉”“迎合現實斗爭”等弊端，力主進一步理順學術和政治的關系，對無政府主義做更全面更深刻的創造性研究，尤其應加強作為一種政治思想的無政府主義的復雜性研究，惟其如此，學術研究才會產生有效的批判力，“難道不覺得現在這種批判還太少嗎？難道不應該要求學術、理論工作者多寫些有分析、有說服力的文章嗎？”（陳漢楚：《無政府主義淺議》，《讀書》1980年第6期。）。正因如此，這種研究格局突出了作為歷史研究特殊形態的拔亂反正史學的內在建設性價值，鮮明地體現了撥亂反正時期中國史學研究的學術化特質。

撥亂反正時期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重新興起與熱絡，不僅是對此前高度政治化的零星式研究狀況的反撥，打破了以往無政府主義史研究領域的枯槁情狀，而且為此后多年內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知識准備和學術積累。尤為重要的是，這一研究以特殊的學術論題和話語體系表征著撥亂反正的時代征候，它與撥亂反正的歷史主題之間存在著互相需要、相互促動的內在關系，並體現著解構與建構共存的時代特性，這種時代性所推動的史學研究質態和風范之變呈顯著社會的轉型與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躍遷。特定的時代造就了特定的學術論域，如果將歷史研究視為一種時代變遷的象征性文本，那麼它所取得的成就和潛含的問題都展現了一種文化符號對一個時代的隱喻。二者之間的這種密切同生關系表明：突破極左思潮對中國政治社會的長久鉗制，從而實現撥亂反正這樣重大的全局性問題，完全仰賴自証式的政治論斷和意識形態重建是難以完成的，必須經過類似無政府主義史研究這樣較為瑣細的學術論題等諸多環節自身的撥亂反正與文化重塑方可實現﹔而類似無政府主義史這樣相對微觀的學術論題，正是在與撥亂反正這樣更為宏大的政治問題與歷史意識的有機聯系中，方在學術研究中獲得了較為顯著的政治意義和文化價值。這從一個特殊維度展現了大歷史與小歷史之間豐富而深刻的互動關系。

歷史學研究領域內各分支學科之間的關系亦復如此。在撥亂反正的特殊歷史時期，每一門歷史學科的撥亂反正及在此基礎上的學術化之路，僅靠自身努力是無法完全實現的，除歷史學科在整體層面上的理念更新和結構調整外，還至少必須倚重鄰近學科在學術理念、研究方法和相關知識體系等方面的相互啟發與彼此支持，畢竟各歷史學科之間存在著非常重要的相互借重的滲透兼容關系。正如上文所現，“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批判）史研究等四種研究領域均有其基本的學術形態和文化訴求，但它們之間也存在著緊密的學術邏輯以及在具體問題上的知識支持和理念溝通，從而構成互相交織、彼此鑲嵌、互為“他者”、因緣為用的組合與交叉結構，事實上形成了一種類似“課題共同體”的學術結構。的確，“一個具有充分正當性的問題應該是嵌入在一個由其他相似或相補的問題組成的網絡之中”（〔法〕安托萬•普羅斯特著，王春華譯：《歷史學十二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3頁。）。也正是在此層面上，在初步擺脫極左史學的束縛后，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在撥亂反正時期得以組建成型。

而從撥亂反正時期中共黨史研究與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之關系的考察中更可以看出，任何一門歷史學科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下實現突破與發展，中共黨史研究至少無法離開國際共運史和中國近現代史這兩大知識體系的支持，它必須積極汲取鄰近乃至全部歷史學科中相關問題研究所獲致的知識性成果和方法論資源，更為充分地理解中共黨史在歷史學科譜系中所處的學術方位，從而積極融入學術共同體，實現與整體歷史學科的良性互動與共同進步。這種學科意識在撥亂反正時期就得到黨史學界一定程度的認知，如當時全國各地的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等專業在課程設置和學術交流等方面都與中國近現代史、國際共運史學科保持著密切聯系與合作，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在1978年復系之際便同時設置了中共黨史教研室、中國革命問題教研室與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 作為國內重要的中共黨史教學與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自復系重建起，亦將國際共運史納入重點專業課程，且涵蓋本科、碩士、博士等各個教育層次，“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即國際共運史的核心內容）至今仍為該系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必考科目。頗有意趣的是，自80年代以來為國際共運史和中共黨史兩門學科作出卓越貢獻的高放教授，在2014年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出版《青年黨史學者論壇》專刊而題寫“洞察深究中共黨史，要勤學國際共運史”，再次呈顯了這一治學理念的延續性和重要性。。可見，由撥亂反正時代開啟的80年代黨史研究，並未將自身局限於一個狹窄的學科范圍內，而是具有較為開闊的大學科視野，積極地從其他歷史學科汲取多重的思想資源與文化支持，最終推使黨史研究發展為80年代歷史研究領域最重要的顯學之一。相較於歷史學內部各分支學科自90年代愈日走向分立化、獨立化和專業化的趨向，以及由此形成的日益嚴峻的學科殄域，80年代黨史研究的大格局和大氣象依然令人心向往之。隨著時代變遷，中共黨史學科的外部環境與自身情勢業已非復舊觀，但如何通過學術史治理來尋求重建和改善這門學科的文化理路，依舊是推動黨史研究向更高程度的學術化邁進的關鍵所在。

縱觀1949年后中國大陸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在撥亂反正時期眾聲喧嘩的文化環境下，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在整個社會與文化重建格局甚至歷史研究領域中並不佔有非常突出的位置，但這一研究顯然也不是無足輕重的，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以及承前啟后的學術史地位和意義。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基本方向由此發生根本轉變，並在8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股研究熱潮，一直延續至90年代中后期，成為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黃金時代”。此后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雖逐步降溫，而其余緒未絕。但總的來看，中國大陸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依然相當薄弱，無論在研究的范圍還是深度上都存在著很大局限。

這種現狀不僅影響到對無政府主義史本身的研究進度，而且也影響到與其相關的一系列政治學和社會學問題的深入探討，從而削弱了中國人對公共生活基本概念范疇的理解與建構。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由於中國具有特殊的政治、社會、歷史與文化土壤，無政府主義的亞形態或變異形態仍然在長時間裡以各種形式潛在地傳衍並困擾著中國政治社會的各個層面，這在歷史轉型期尤為突出。因此，如何界定、理解和評判這些無政府主義現象的內容、本質和意義及其產生與演變的思想脈絡，在學術研究層面存在很大余地，而無政府主義的歷史圖景更由此將提供“一種用於重新思考最基本的政治問題——不只是中國的或社會主義的，而且是一切政治的問題——的便利角度”（〔美〕阿裡夫•德裡克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79頁。）。如果研究者保持對現實問題的敏銳度，持續培育透視社會發展的長遠視野，秉承並擴大知識分子的責任與使命，更加深入地對無政府主義這類具有重大政治現實意義和思想文化價值的課題展開歷史研究以及相應的理論探討，為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直至建設更理想的政治文明形態提供重要的歷史啟迪和文化資源，應當具有更為優先的迫切性，畢竟歷史研究或學術討論如果“避開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熱情的題目，人民的心靈就永不會從基礎上被攪動起來，而所給予的推動也永不會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們提高到思想動物的尊嚴”，“為知識方面這種平靜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掉人類心靈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英〕約翰•密爾著，許寶骙譯：《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39—40、38頁。）。這就是繼續推進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及其學術史治理與批判的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