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撥亂反正時期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

摘要：撥亂反正時期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從對“文化大革命”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和研究開始，涵括國際共運史、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等多個歷史分支學科，成為史學研究領域內富有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彰顯了撥亂反正時期歷史研究逐步走向學術化的基本格局和文化氣象。而從中共黨史研究的視野來審視這一學術史個案，將更為清晰地展現歷史學科的內部關系以及中共黨史研究在其間的學術方位。

關鍵詞：撥亂反正時期﹔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學術史﹔歷史學科﹔中共黨史研究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為整肅一度泛濫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深入揭批“四人幫”，中國共產黨展開了對無政府主義的全面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時期的政治重建與變革方向（吳志軍：《撥亂反正時期中共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5期。）。在此期間，中外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迅速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點研究課題，不僅有效地實現了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撥亂反正，而且在歷史研究的水平與層次等方面取得了較好進展。由於無政府主義自身喻義的豐富性、多歧性和開放性，與大量的歷史文化和社會事件糾結纏繞在一起，蘊涵著紛繁復雜的思想立場和政治想象，此時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涵括歷史研究領域的多個分支學科，成為史學研究領域內富有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從這一特殊維度彰顯了撥亂反正時期歷史研究逐步走向學術化的基本格局和文化氣象。而透過中共黨史研究的學科視野來審視這一學術史個案，將更為清晰地認識與理解中共黨史研究在當時整個歷史學科譜系中所處的學術方位和價值，中共黨史研究與鄰近歷史學科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中共黨史研究所面臨的豐富而復雜的學術文化環境。

一

盡管無政府主義思潮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進程具有非常明顯的多重影響，但長期以來中國革命意識形態對無政府主義採取一種泛化性的批判態度，加之無政府主義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天然極端性和政治敏感性，都導致對無政府主義的客觀研究和全面評判受到現實政治體系與社會環境狀況的制約。在1949年后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理論界對於無政府主義的介紹和研究極不充分，無政府主義的基本概念、初始意涵和歷史譜系在包括研究者在內的很多中國人那裡都顯得異常模糊與隱晦，正如胡耀邦在撥亂反正伊始就指出的那樣：“什麼是無政府主義？這種思潮是怎麼產生的？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它的特點是什麼？它是哪個階級的東西？這是我們有些同志並沒有弄清楚的一個問題，也是許多同志希望弄清楚的一個問題。”（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110—111頁。）而撥亂反正的不斷深化推動了政治學和歷史學等學科的重建進程，使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被迅速激活 如中國政治學會在1980年初籌備之際就將“無政府主義史”擬定為此后五年內的研究課題。。研究者開始積極清理中外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源流和思想譜系，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及其相關理論問題的探討重新成為一個有待解釋與論証的開放性問題。

這一努力顯然是從研究者對“四人幫”煽動的無政府主義的批判開始的。在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中，與政界和思想理論界對“四人幫”無政府主義的全面批判不同，發表在一些研究刊物上的文章側重於揭批“四人幫”在教育界推行的無政府主義惡行，這顯然與“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活動集中在教育領域，以及從教者對在此期間曾遭受到的沖擊和迫害之切身體驗有密切關系。這些研究者撰文指出，“四人幫”取消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將學校的紀律制度一律斥之為“管、卡、壓”，將破壞紀律的不良行為稱為“反潮流”，將遵守紀律的學生誣指為“小綿羊”“奴隸主義”，極大地破壞了各級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造成一部分學生中無政府主義泛濫，打、砸、搶盛行”（ 垂楊柳一中理論組：《“四人幫”篡改黨的教育方針罪責難逃》，《北京師院學報》1977年第1期。）。“四人幫”以批判“師道尊嚴”之名，將廣大教師視為“必須打倒”的敵人，使教育體制失去了重要的依靠力量﹔借口維護黨的領導，反對“教師治校”，否認教師對學生的教育地位和作用，甚至主張要根本取消教師﹔混淆“師道尊嚴”同對學生嚴格要求的界限，將建立新的教學制度和秩序同所謂“管、卡、壓”對立起來，導致教育領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 教育系大批判組：《反對“師道尊嚴”是假 破壞教育革命是真》，《南京師院學報》1977年第1期。）。可見，研究者著重揭露了“四人幫”煽動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對教育領域的兩大主體——學生和教師的消極影響，突出了無政府主義對教育領域產生的嚴重危害性。

同時，有法學工作者著重揭露了“四人幫”在教育領域肆意踐踏社會主義法制的罪行，指出：他們在學校實行“全面專政”，顛倒敵我，無限上綱，使許多干部和教師蒙受不白之冤﹔目無憲法、法律和法令，亂捕亂押，私設公堂，刑訊逼供，殘酷迫害革命干部和教師﹔將教師和學生下放到條件異常艱苦甚至有傳染病流行的地區，嚴重損害了其身心健康﹔停辦、撤銷一大批政法學院和大學法律系，驅逐專業教師，佔據校舍，毀滅圖書資料，高等政法教育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他們的流毒和影響在教育戰線、高等學校和青少年中仍然不能低估” （肖蔚雲：《批判“四人幫”在教育領域破壞法制的罪行》，《人民教育》1978年第12期。）。有研究者進一步認為，這種煽動和利用無政府主義思潮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行為，其本質是封建專制主義，“對他們的流毒和影響，千萬不可估計低了，估計淺了，估計少了，估計小了”（ 吳大英：《“四人幫”是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罪魁禍首》，《遼寧大學學報》1978年第6期。）。這些論述不僅披露了“四人幫”煽動的無政府主義破壞教育領域的殘酷性及其影響的長遠性，而且為重建社會主義法制的急迫性提供了一種歷史依據。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受制於巨大的歷史慣性和思維定勢，至少在1979年以前，這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論述明顯帶有政治批判色彩以及強烈的宣傳性和情緒化特征，較難界定為嚴格的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但研究者開始努力揭露某些被極左意識形態所掩蓋或歪曲的歷史片斷，當然成為歷史研究走向學術化的基本前提。隨著撥亂反正進程的逐步展開，這些著述的學術性也在漸次增強，一些研究內容開始呈現較好的學術性。如不少研究者將對“四人幫”無政府主義的揭批擴展至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認為極左勢力在大肆鼓吹“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旗號下，推行“專制主義”和“封建法西斯主義”，並以此掀起席卷全國的無政府主義浪潮，形成了“專制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奇特結合”，其“實質是要打倒無產階級的權威” （洪鬆濤：《論權威及其兩重性》，《學習與探索》1979年第1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延綿十年之久，與嚴重的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有密切關系，當個人崇拜發展到異常嚴重的時候，“也就同時出現了嚴重的無政府主義。個人崇拜和無政府主義成了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一對孿生子” （徐志遠：《論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山西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可見，這些論述在承認無政府主義思潮都具有反權威的根本特征之際，也注意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的特殊性和時代性，即這一時期無政府主義狂潮的另一面卻正好是對“個人崇拜”的狂熱和對“絕對權威”的服膺，運動被發動者對政治權威的盲目反對和盲目順從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利益與道德障礙。這種對“文化大革命”特有的歷史圖景與文化悖論的發現和論証，體現了一部分研究者對歷史規律性和復雜性以及歷史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初步體認。

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重新思考有關權威問題的基本理論原則，指出不能籠統地要求權威的存在與否，“問題是要什麼樣的權威和不要什麼樣的權威”，“馬克思主義者要求對權威做具體分析，既不是排斥一切權威，也不是擁護一切權威”。無產階級權威同任何權威一樣，都具有絕對性和相對性之兩重屬性，這主要體現在：人類在本質上可以認識一切客觀事物及其規律，但具體人隻能部分地認識客觀事物及其規律，隻擁有局部真理權和局部改造世界的主動權﹔任何個人或集團的權威隻適用於一定范圍，超出此范圍便不再是權威﹔任何個人或集團的權威總隨著實踐而不斷發展變化，是具體的而非絕對的﹔權威本身不具有完全而絕對的純粹性，任何權威自身包含著非權威因素﹔無產階級權威必須以廣泛的無產階級民主為基礎，沒有這種民主，也就沒有反映無產階級意志的領袖權威。因此，要反對無政府主義，也必須反對一切形式的“絕對權威”論，“對待無產階級的權威，不論大小，都要採取兩分法，既要看到其絕對性一面，更應看到其相對性一面”。 （洪鬆濤：《論權威及其兩重性》，《學習與探索》1979年第1期。）這種對於“絕對權威”論的批判與反思，不僅構建出相對理性和富有邏輯的權威理論框架，而且觸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根本要害，是當時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論成果，從一個獨特的學術角度彰顯了進入全面撥亂反正后學術界的思想解放以及由此帶來的歷史研究水平的有效提升。

此外，有學者注意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思潮所產生的國際影響。在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中，一批無政府主義者模仿中國學生造反的方法，鼓動罷課罷工，佔領學校，到處插紅旗。當時中國造反派的呼應更一度助長了國外無政府主義者的極端活動。他們甚至以“毛主義”為旗號，活動之前還要朗誦一段“毛主席語錄”。因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在國際上造成的影響也是極壞的，完全歪曲了毛澤東思想，篡改了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變成無政府主義”，“所以深入批判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思潮劃清界限，是很有必要的”。（ 高放：《什麼是社會主義？（續）》，《科學社會主義參考資料》1980年第2期。）誠然，這些論述尚未洞悉中外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本質區別，但注意到這些歷史事件在共時性方面的經驗性聯系，使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政府主義思潮危害性的理解豁然獲得了非常闊泛的當代國際史視野，為更為深入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一種思路。當然，這種國際性視野早在學界重新研究和評價國際無政府主義思潮伊始便業已獲得。

二

事實上，在對“四人幫”無政府主義展開政治批判之初，批判者就明確將“四人幫”比作蒲魯東、巴枯寧等國際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如出一轍”。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置放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大脈絡下加以認知，昭顯了中外無政府主義的某種一致性和統一性，為批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較有參照價值的國際視界和更為寬泛的文化資源，更推動研究者進一步致力於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的研究。

當然，零星、分散的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在毛澤東時代業已開始，但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蒲魯東等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的批判，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對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批判，以及對恩格斯《論權威》、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等經典著作的學習與論述等方面。這些研究作品的數量很少，由於受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氣氛和研究思維的制約，研究進展異常緩慢，學術質量也不高。而撥亂反正時期的研究者明確意識到這方面的研究缺陷，如有學者針對克魯泡特金的研究狀況指出：“克魯泡特金的名字，在我國早已為不少人所熟知。但是，對他的研究卻還是一個有待開墾的領域……解放以后，除了在六十年代初出版了《互助論》的新譯本外，對克魯泡特金的研究直至今日仍未見進展。” （陳之驊：《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思想剖析》，《世界歷史》1980年第5期。）鑒於此，一部分研究者積極投入這方面的學術研究，特別關注國際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歷史演進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論的構建與闡釋。他們非常詳細地梳理並闡述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的國家學說、社會革命和組織思想、經濟思想以及世界觀和方法論，並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基本的評判原則，突出這些無政府主義學說與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本質分歧。

一些研究者則以列寧關於無政府主義“這種詞句已經有兩千多年歷史了”的論斷為據，注重發掘無政府主義的史前史內容，如認為古希臘時期斯多葛學派反對國家、犬儒學派否定政府的主張，以及中世紀時期一些宗教團體關於個人不依恃國家和教會而直接與上帝“共享”，在“個人神聖”基礎上實現沒有國家、教會和法律約束的個人絕對自由等思想，為近代無政府主義的生成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資源 （馬嘯原：《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幾個問題》，《思想戰線》1982年第6期。）﹔或將近代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根源追溯至黑格爾哲學的解體，認為黑格爾逝世后，老年黑格爾派神秘化其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中的“絕對精神”，青年黑格爾派則強調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証思維，從中引申出資產階級民主改造與個性解放問題，並在此后關於基督教《福音》起源與社會發展動力等哲學問題的爭論中，發展出無政府主義的初始思想與理論 （曹宗安：《無政府主義縱橫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頁。）。研究者還初步探討了英國的葛德文和德國的施蒂納這兩位無政府主義先驅的思想理論，認為他們雖然未明確使用“無政府狀態”這一概念，也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體系，但他們共同強調理性和道德對於重建社會的意義，反對政府、強制和屈從，主張個人絕對自由，深刻地影響了無政府主義學說和政治流派的系統形成 當然，這一時期學術界對無政府主義思想起點的認識和界定尚存分歧，如有研究者認定施蒂納已經提出系統完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學說體系，與蒲魯東一起成為19世紀40年代比較典型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表達者。（參見李顯榮：《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歷史考察》，《學習與探索》1981年第3期。）。這些研究內容有效地擴展了無政府主義歷史的發展脈絡，有利於更好地梳整無政府主義的前世今生。

與此同時，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的若干研究空白也得到有效補充和完善。一些研究者在考察俄國本土的無政府主義流派時，著重評介了20世紀初被視為無政府主義思想變種的馬哈伊斯基主義，指出這種政治學說按照人類取得收入的方式來確定階級概念，認定知識分子是靠剝削工人勞動為生的“寄生階級”，社會主義就是建立在知識分子對工人剝削之上的社會制度，因而完全否定知識分子的革命作用，主張徹底消滅知識分子（參見鄭異凡：《敵視知識分子的馬哈伊斯基主義》、宋洪訓：《列寧反對俄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斗爭》，《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3輯，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5—92、57—59頁。）。鑒於馬哈伊斯基主義（尤其是其間蘊涵著的嚴重的反智主義）對中共及其領導的民主革命具有潛在而實際的影響，這一問題的初步敘述對深化中國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參照性 新世紀之初，有黨史研究者注意到該問題並對此做了初步研究。（參見黃一兵：《馬哈伊斯基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左”傾錯誤之緣起》，《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國內首部全面系統剖析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思想和活動的學術專著，更針對巴枯寧研究中重視不夠或被忽略的問題作出較為深入的探討，如國內較少論及的巴枯寧對“泛斯拉夫主義”的鼓吹、最先提出“黃禍論”和“東方威脅論”，巴枯寧與“無政府主義國際”問題，以及作為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思想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反神主義等（參見李顯榮：《巴枯寧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104—122、209—218、158—162頁。）。有評論者認為該書就以往巴枯寧研究“補其疏而略其詳”，“使這本著作的出版有了新的意義” （余言：《簡評〈巴枯寧評傳〉》，《世界歷史》1982年第5期。）。這些新知識的發現和評介不僅有效地豐富了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的知識體系，體現了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深入及其學術水平的顯著提升，而且擴展了相關歷史論題的研治和探討，對學術體系的完善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通過這樣較為系統的研究努力，學術界不僅較為全面、翔實地梳理和構建出整個國際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基本嬗變脈絡和歷史圖景，而且在個別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的思想演進及其邏輯發展等方面取得較大突破。在1981年出版的兩本關於中外無政府主義史的小冊子中，國際無政府主義史所佔的篇幅和分量均接近80%（參見曹宗安：《無政府主義縱橫談》，第1—64頁﹔林森木、田夫編著：《無政府主義史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2頁。）。這標志著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初步實現了歷史脈絡的系統性、歷史知識的豐富性和話語體系的完整性，是撥亂反正時期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獲得的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成為學術界重新評議無政府主義思潮史的知識前提。

由於受到撥亂反正時期的“重評”史學的影響和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動，學界對於國際無政府主義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評價漸趨平和。研究者大都主張要區分無政府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性，以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為歷史分界線，充分肯定早期無政府主義者在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不合理現象、反對經濟剝削、反抗政治壓迫、推動工人運動等方面發揮的重要歷史作用。很多學者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態度從來就是具體分析、褒貶得當，而非千篇一律地一概否定，因此“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隻憑一時一事或者半生言行，而要綜觀他的全部事跡、畢生行狀”，“在判定這些人物的功過比例時，要對其一生的前期和后期、正確方面和錯誤方面進行全面的分析”，無政府主義固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敵人，“但是這不等於要把每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都當作敵人看待，都一概打倒” （高放：《論普列漢諾夫功大於過——兼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教學與研究》1979年第6期。）﹔大多數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屬於願意革命而不知如何革命者”，因此“反對無政府主義，應著重於思想理論上的批判，對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人，則應採取教育與爭取的方針……事實証明，這種做法是正確的”（ 徐鴻武、李敬德：《恩格斯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斗爭》，《江淮論壇》1980年第6期。）。

這種相對寬容平和的態度還通過中國學界對海外研究成果的引介得以體現。一位美國學者通過對布哈林著作的詳細解讀，對蘇聯史學界長期以來認定布哈林早期在國家問題上具有“無政府主義”或“半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結論提出質疑，認為布哈林無政府主義神話的形成固然與他在1918年至1921年期間形成的某些激進主張和政策有關，但這種“左”的思想傾向“一般是被夸大了”，特別是對其所謂“無政府主義”思想“沒有補充新的材料，也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論証”。這種無政府主義的神話不僅沒有事實根據，“而且可以說是偽造的”，“正相反，布哈林這一時期的著作和言論，強調的都是相反的一面”，因此“這就顯然更需要重新考慮有關布哈林的一些流行的想法了”，“尤其……對布哈林在當代共產主義歷史中總的作用的流行的解釋，就迫切需要重新考察”。（參見〔美〕西德尼•海特曼著，汪義誠譯：《布哈林無政府主義的神話》，《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7輯，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264頁。）應該說，這種學術成果的引介及其理論觀點對既有歷史所抱持的重審態度，不僅暗合了撥亂反正時期“重評”史學的政治與文化訴求，而且是對當時國外學術界試圖重新解釋和評估蘇聯歷史與國際共運史之思潮的呼應。這種學術傾向不能不對中國史學界自身的撥亂反正進程產生積極影響。

就歷史研究所必須遵奉的客觀性原則而言，這種評價歷史的取向從內在的學術肌理上鞏固了系統構建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知識體系的努力，進一步厘清了無政府主義的基本概念及其歷史源流，從而積極影響了鄰近歷史學科相關問題的撥亂反正進程，尤其為學術界重新認識和評價無政府主義在近現代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知識性前提與方法論基礎。

三

受到國際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二分法”的啟發，撥亂反正時期的歷史研究者普遍認為，批判無政府主義具有非常重要的必要性，“但是，在進行這一批判時，沒有必要否認它在歷史上起過任何一點積極作用。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進行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分析” （李華興：《民主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復合體——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復旦學報》1980年第4期。）。因此，學術界在研究和評價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史時，也主張應將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歷程區劃為前后兩個不同時代，認為不能否認無政府主義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特定時代環境和具體歷史語境下所具有的積極性，這成為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學術共識。

研究者普遍指出，在馬克思主義廣泛而深入地傳播至中國前，無政府主義強烈反抗清政府，反對以封建文化和封建倫理道德為精神載體的專制主義﹔鼓動革命黨人從事暗殺活動，這種“勇敢和犧牲的精神產生了激發革命情緒的積極作用”，“不應脫離歷史條件去苛求他們” （沈駿：《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思潮初探》，《華中師院學報》1981年第2期。）﹔很多無政府主義者擁護並積極參與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封建主義的覆亡進程﹔更為重要的是，很多無政府主義團體還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做了部分介紹和宣傳，並不完全敵視馬克思主義。因此，如果考慮到當時中國面臨清王朝的專制統治、無產階級又尚未登上歷史舞台等形勢，“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與當時進行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最近目標上存在著某種一致性” （陳漱渝：《再談〈天義報〉上署名“獨應”的文章》，《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無政府主義思潮契合中國革命的歷史潮流，“在這種情況下衡量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必須以此作標准” （沈駿：《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思潮初探》，《華中師院學報》1981年第2期。）。有研究者據此進一步主張，對於在馬克思主義開始廣泛而深入地得到傳播后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之影響，也應奉持具體分析的方法論原則，認為這一時期無政府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訴求和特征逐步增強，但很多無政府主義者在一般宣傳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和政府時，曾揭露過北洋軍閥的罪惡行徑，提倡留法勤工儉學和工讀主義，強調青年學生要“工”“學”結合，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

同時，研究者還初步意識到無政府主義信仰者這一群體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主張從其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動機、立場、效果和最終歸宿等方面“區別兩種不同的信仰者”：一種是諸如吳稚暉、劉師培等所謂“反動政客”“投機分子”﹔另一種是蔡元培和施洋等一批滿懷反帝反封建真誠願望的仁人志士和青年學生。而后者又可劃分為兩類：蔡元培等人終生受到無政府主義影響，雖成為民主革命家，但始終未能超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以施洋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則逐步認識並皈依“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甚至犧牲。 （李華興：《民主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復合體——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復旦學報》1980年第4期。）但也有學者認為，即便是吳稚暉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需要更為仔細地加以研究和評量，他在創辦和主持《新世紀》周刊期間，在政治上主張廢除一切強權（尤其是清政府這樣的皇權統治），在經濟上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度，並提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目標，雖然此后他的無政府主義信仰逐步動搖，並最終加入國民黨集團，但“對於他在宣傳無政府主義，抨擊滿清政府方面所起的進步作用，應予肯定。目前，學術界有的同志認為，吳稚暉宣傳無政府主義伊始，就是打著無政府主義的幌子，招搖撞騙……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從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到資產階級政客並不具有必然性” （李瑗、胡長水：《從無政府主義者到資產階級政客的吳稚暉》，《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

由上可見，對無政府主義二重性的普遍認識成為重評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學術關鍵點，有力地反擊了極左歷史學全盤否定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極端取向，營造出一種較為寬容的思想氣氛。研究者以此方法論作為審視和理解中國無政府主義史的基本依據，一批以往研究未曾涉獵或研究較弱卻更富有學術內涵和歷史特色的課題得到深入挖掘與積極評判，如著重解析了江亢虎無政府主義思想與一般無政府主義主張之間的歧異性，認為他在否定“官僚政治”或“強權政治”的同時主張大力發展“人民政治”或“自治政治”，在反對暗殺和暴動等破壞性手段的同時主張以普及教育、破除世襲遺產制和消滅雇佣勞動等途徑實現無政府主義理想，這種二重性特點決定了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黨以袁世凱稱帝為界，前期具有鮮明的反封建作用，后期則蛻化為鞏固袁世凱專制統治的御用工具 （曾業英：《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國社會黨》，《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而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則格外關注農民的弱勢地位和土地問題，強烈抨擊封建專制國家和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主張“沒豪富之土地為國民所共有”，號召農民打破既有的政治權威和經濟秩序，但其本質是中國農業小生產者的極端狂熱性與保守倒退性、原始共產主義的“大道為公”與利己主義心態、鼓吹農民革命與社會改良主義等因素的奇異結合 （吳雁南：《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貴州社會科學》1981年第5期。）﹔由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主辦和控制的《閩星》半周刊，從創辦伊始便成為閩南地區最重要的無政府主義宣傳陣地，但許多編輯和投稿者的政治立場、思想傾向與陳炯明並不完全相同，很多人“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因此大量刊登了宣傳十月革命、贊揚蘇俄制度和介紹勞工運動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潮流” （黃志仁：《五四時期漳州出版的〈閩星〉半周刊》，《黨史研究參考資料》1981年第3期。）﹔等等。這些內容不僅填補了諸多學術空白，擴大了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史的研究領地，而且強化了無政府主義史研究中的“重評”思潮，在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下達到了較好的學術水准。這種學術性的獲得是研究者在質疑或減弱對無政府主義的政治預設的前提下，對這些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和報刊之歷史文本進行深入解讀與闡釋的結果，從而加強了對歷史復雜性和多維性的感悟與洞識，這對重建歷史學科的科學性顯然具有重要意義。

而這種學科重建意識又通過研究者積極校正歷史學界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研究偏向，並提出更為全面的研究准則而得到再度強化。有學者認為，光復會重要文獻《龍華會章程》的“土地公有”主張與三民主義的“土地國有”政策存在根本不同，其基本思想來源於同盟會內部的無政府主義派別，因此在理解和評價這一主張時，“不要將它與無政府主義的整個主張分割開來”，“也不能離開產生它的無政府主義派別的基本思想和活動”，這一主張以“無政府”為前提，將一些毫不相容的思想混雜在一起，嚴重脫離了當時的現實社會關系，極大地限制了其傳布范圍和實際影響，因此近年來出版的幾本中國近代史著作認為這一主張曾得到江浙皖一帶人民群眾特別是會黨的歡迎，從而大大促進了光復會發展的看法缺乏歷史依據，“歷史研究應該嚴肅地根據史實來立論” （楊天石、王學庄：《〈龍華會章程〉探微》，《歷史研究》1979年第9期。）。還有學者在批判陶成章以無政府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想對抗三民主義的同時，主張更為平和地評判其歷史功過，但學界在評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人物時，“往往習慣於以孫中山劃線，以孫中山之是非為是非，以興中會——同盟會作為正統。這種一個領袖、一個中心的歷史研究方法是否可取？”孫中山誠然無愧為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但他並不是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問題上都是正確的。在同一政治陣營中，對自己的領袖表述不同的政見，是古往今來的普遍現象。我們決不能簡單地指稱對孫中山和舊三民主義持有異議的陶成章等為異端邪說，給他們戴上極端分裂主義或地主階級反滿派的帽子” （唐文權：《陶成章略論》，《江漢論壇》1981年第2期。）。可見，這些學術思想自覺地反思以往不健康的歷史研究取向，意在重建歷史學科的基本治學規范：“實事求是，是歷史科學的生命力所在”，“黑格爾說：‘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正當的要求，即對於一種歷史，不論它的題材是什麼，都應該毫無偏見地陳述事實，不要把它作為工具去達到任何特殊的利益和目的’”，“這段話，值得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深思” （李華興：《民主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復合體——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復旦學報》1980年第4期。）。

這種以重申和強調實事求是為核心的史學理念，必然對作為歷史研究根柢的史料積累和建設提出更高要求，也由於推進對無政府主義的政治批判和“重評”思潮需要更多新史料的介入與支持，從而帶動了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史料的整理工作，代表性成果是1981年出版的兩本無政府主義史資料匯編集，其指導思想和體例編排鮮明地彰顯了新的歷史認知態度與歷史敘事框架。由遼寧大學哲學系整理的《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匯編》，最主要特征就是力求全面完整，擯棄以往資料集隻收正面人物而棄所謂“負面人物”的極左傾向，不僅收錄當時的正面人物的正面文章，更本著“不因人廢言的精神”，將“當時屬於反面人物的反動文章”以及“當時雖屬於正面人物，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在政治上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的相關歷史文獻亦納入其間 （鐘離蒙等主編：《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匯編》第1集第1冊，1981年，“前言”頁。）。該資料匯編的第一集第四冊《無政府主義批判》雖然意在重點收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性文獻，但也以超半數篇幅收錄了區聲白、師復、黃凌霜等一大批著名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文獻，以及對中國無政府主義影響最大的克魯泡特金的若干篇經典著作。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則著重收集了自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前后無政府主義團體和中國社會黨的一些活動情況及北洋政府的態度等相關史料，其指導思想鮮明地體現了對無政府主義內部多重歷史元素之間關系的清醒認識：“因為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有一定的血緣關系，所以將它們匯編為一個專題，以便史學工作者研究參考。”（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編輯說明”頁。）顯然，“尊重資料的歷史性是歷史研究的本質所在”（〔英〕約翰•托什著，吳英譯：《史學導論——現代歷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72頁。），史料建設的重新啟動及其取得的積極進展，既是歷史學科重建意識富有邏輯的學術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鞏固和加強了實事求是的研究理念，成為撥亂反正時期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積極成果之一。

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初步構建出從20世紀初無政府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直至二三十年代趨於分化瓦解的發展脈絡和歷史圖景，雖然在具體的歷史分期方面沒有取得共識，但對無政府主義在各個歷史階段的內容演進、時代特征和不同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等方面的概述則各有千秋，顯示了學界在該問題探討上的活躍程度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光一：《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破產》，《史學月刊》1981年第2期﹔湯庭芬：《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的派別及其分化》，《華中師院學報》1981年第3期﹔孫茂生：《中國無政府派的政治思想》，《求是學刊》1981年第4期﹔等等。）。這種史學體系的不斷完善，推使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中國無政府主義與歐洲無政府主義的區別，並概括出其特有的本土性特征，如因理論知識貧乏而沒有形成完整系統獨立的思想理論體系、將西方無政府主義理論與中國老庄虛無主義思想和佛教出世主義雜糅混居、在一定歷史語境下所具有的進步性與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漸趨反動的二重性並存、存在時間過短而始終未能建立一體化政黨等。可見，對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的歷時性研究不僅具有較好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而且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和本土意識，為此后更為深入地探究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譜系奠定了一定的學術基礎。

總的來看，研究者在嚴格限定具體歷史情境的前提下，對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做了一定程度的積極評價，肯定其在推動中國革命發展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等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主導形態。同時，撥亂反正時期的研究者既致力於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歷史脈絡的構建，又關注無政府主義各流派之間思想與主張的差異性，表明研究者既關注歷史內容的普遍性又關注其特殊性。堅持個別研究和對於歷史的普遍理解並舉，盡量達致對全部歷史的客觀洞識，是此時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史研究的一大優勢和特色。

通過對中國近現代無政府主義史的深入研析和重新評價，以往被“左”的意識形態及其制導下的歷史話語體系所故意遮蔽或掩蓋的部分歷史事實由此突破文化屏障，漸次被納入正在形成中的新史學體系，其間尤其凸顯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基本史實，即在20世紀初關於社會主義的各種思想派別中，無政府主義是第一顯學，在中國流行較早、較廣且一度佔據優勢。無政府主義思潮與社會主義思潮之間復雜而緊密關系的再發現和再論証，實際上發掘並建構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前史的基本內容，有利於研究者理解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多重思想源流，從而推動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進程中無政府主義（批判）史的重新研究與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