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朝鮮戰爭與停戰談判【2】

作者:喬冠華    發布時間:2015-11-12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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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開始后,7月初,我們提出很簡單的幾條:一、停火﹔二、三八線為界,劃非軍事區﹔三、釋放戰俘。我們以為這樣一個意見,對方不會有很大的不同意。雙方不是已經有諒解了嗎?馬立克提出撤離三八線,李奇微給中朝方面的通知中也肯定這一點。中國提出這一點還有什麼問題?但出乎意料之外,美國馬上提出:不行,說:三八線隻反映了雙方陸軍力量的對比,沒有反映美方海空的優勢。這是我們沒想到的,馬上報告中央。周總理很快指示:要堅決打掉這個荒謬主張。

談判一開始就遇到了障礙。7月、8月,原來雙方已經同意開城是停戰談判地點,中立區,不來轟炸的。可是談判碰到了美國阻撓后,美方就經常到開城進行騷擾。一直發展到9月轟炸中國和朝鮮代表團住地,我們當時很氣憤,報告了周總理。總理很快指示:你們義憤是對的,但要注意,隻要美國不決心破壞談判,我們不採取主動。關於轟炸,你們找對方聯絡官將是非搞清。在弄清是非后,採取適當措施恢復談判。其精神是有理有利有節。事情很清楚,我們的飛機隻過安東一點,到不了前方。我們不能炸他們,他們能炸我們。美國人賴不了。我們以為搞清了可以結束了。可是,美國又提出在開城談判不便,因為開城深入我們地區,他們建議在雙方交界處劃一地點,雙方不進入對方地區。周總理很快就看出:美國為什麼要轟炸?因為它是大國,盡管在朝鮮受挫折,也不願讓他們的代表到你們這裡來,向你們低頭。這一點當時周總理就在電話上講了。后來我回到北京后,總理當面又講:當時我就有點擔心這事,現在它果真翻悔了。所以我們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既弄清了是非,又恢復了談判。從1951年底起,談判地點從開城移到板門店。

1951年底到1952年,整個談判處於僵持狀態。一句話:美國人不服氣不死心時,戰爭不會停止。運動戰結束了,在僵持局面下志願軍不斷給敵人打擊,使他們的死傷積累起來越來越嚴重。這很重要。很多人以為戰線沒移動,沒有什麼文章。其實,真正使美國低頭的,是停戰談判以后,志願軍和人民軍毫不停息地給以殺傷。

接著,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戰俘問題。這是很大的問題。志願軍戰俘中很大一部分給蔣介石拐去台灣了。這構成了雙方爭吵中很大的問題。但這些還不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美國還不甘心。如果它沒有辦法了,甘心了,頃刻之間問題就會解決。1952年冬,美國內部也爭論不決。這時美國要競選了。美國方面提出停止停戰談判。中央的方針相當堅決:我們主張談,你們停,我們奉陪。這時朝鮮戰場上還很緊張。美國有一派主張敵后登陸,在元山、西海岸登陸,對我們還是很大的問題。談判也停了。我們作最壞的打算,但還爭取談判解決。周總理講過多次,要打,跟你打到底﹔要談,公平合理,不能比我們高一等,強加於我,那不行。

1952年底,艾森豪威爾當權,杜魯門下台,他們採取了一個方針:當時美國人在朝鮮傷亡很大,准備停戰了。這時,周總理跟我們談:戰場上得不到的,談判桌上也得不到。隻要美國不甘心失敗,它不會同意你的。1953年2月,美國軍方有個傳閱:停戰談判可以先談傷病俘交換問題。周總理問我們意見。我們覺得談判顯然是美國主動停的,也應當由他們主動恢復,我們一動不如一靜,看它如何做?到了3月底,整個形勢發生了一個新的變化: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魯曉夫也主張朝鮮問題快一點和平解決好。所以出現了兩個因素:美國新總統上台,得採取新的方針﹔斯大林去世,名義上馬林科夫是第一書記,實際上是赫魯曉夫,他的意見是作為蘇共中央的意見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赫魯曉夫主張趕快停下來,我們黨中央也同意這個意見。到2月下旬,美國方面正式提出:雙方先交換病傷俘,同時恢復停戰談判。出現這種轉折,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戰場上給了美國以打擊。話雖這麼說,但到打垮了李承晚的首都師,打垮了他幾個精銳師,整個局勢才急轉直下。

為了談判的指導工作,周總理辦公室裡有個電話直通談判代表團。一般情況下不需要打就不打,緊張時要臨時請示就打。這是條專用線,蘇聯幫助搞的。它就在總理床頭上,整個停戰談判中隨時可以通話。還有電報,每天一份,包括:談判情況、美軍動向、美方記者的反映、我們的意見等。每天由代表團向中央報告一次(毛、金、彭)。電報先到周總理那裡,日常工作由總理直接處理,重大問題拿到中央請示主席或常委。因為說個提綱,幾句話就完了﹔具體辦事,不勝其麻煩。戰爭停下來,事情之多,多得不得了。我們管停戰的就有幾個委員會:中立國監察委員會、軍事停戰委員會等。特別是談判快結束時,除了書面報告外,每天周總理早上睡覺前,一定要給他打電話。文字上寫不清楚,就電話上報告,大小事都得請示總理。他需要時再問主席。有的他辦了,事后送主席看。那時,從戰爭一下轉向和平,事情多,頭緒也多,周總理處理這些事,非常尊重金日成。我們部分同志,彭總不在內,簽字時有的犯了大國主義。周總理非常注意,對我們教育。凡是不尊重金日成,不尊重朝鮮同志,獨斷專行的,他批評非常嚴厲。1953年7月27日簽字。原來打算25、26日簽字,因為一簽字后就不能動,雙方軍隊都要停戰前取得最大成果。原來和總理講好了:7月26日簽字,前方都按這個准備了。忽然有一天,對方提出要推遲一天,我們也有工作沒有准備好,雙方都有打算。這時天快亮了,總理已經睡了。要拍板。這事授權有限。彭總已經到開城,在這裡也不能作主。電話是我打的,楊尚昆接的。我說很重要,不請示總理沒有辦法。一般我也是不得已才找總理。他一天常隻睡幾小時,剛睡下又叫起,但這涉及中朝雙方幾十萬軍隊的事。隻能叫起他,請示他。周總理被叫醒了,馬上發出一系列指示。

確實戰場上也好,談判斗爭中也好,跟周總理的心血操勞是分不開的。這些工作,事情做成了,人們看外表看不出來。我在停戰后在朝鮮又呆了一年,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才回來。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