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朝鮮戰爭與停戰談判

關於中國的外交，周恩來說過兩句有名的話：一句是“不能置之不理”﹔另一句是“中國人說話算數的”。可以說，這兩句話是中國政府對朝鮮戰爭的基本態度。

朝鮮戰爭打了一年，蘇聯代表馬立克在聯合國說，朝鮮戰爭雙方停火休戰，脫離三八線。美軍司令李奇微馬上寫信給金日成、彭德懷，表示同意。

1951年底到1952年，談判處於僵持狀態，因為美國人不服氣不死心時，戰爭不會停止。

為了指導談判，周恩來的辦公室有個電話直通談判代表團。這是蘇聯幫助搞的。

關於朝鮮戰爭與停戰談判可以分幾個時期來說：第一個時期是朝鮮戰爭爆發以后到志願軍入朝以前，大體上是從1950年6月到10月。第二個時期是入朝以后，特別是停戰談判開始以后（也就是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周總理經常講：我們在朝鮮打了三年，談了兩年。從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正好三年。

當美國人和南朝鮮打到三八線時，這情況對我們來說就比較嚴重了。我們外交上有一句話叫“不能置之不理”。這句話是周總理第一個講的。它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中國對外斗爭的風格。我們對外常講：中國人是說話算數的。這也是周總理第一個講的。美國人打到三八線，周總理通過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帶一個信息給美國，警告美國：如果繼續往前，往中國邊境打，中國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記得美軍仁川登陸是9月中旬，因此，這句話大概是在9月底或10月間講的。軍事斗爭是政治斗爭的延長。我們事先向美國發出警告，打招呼，你胡來要惹禍。潘尼迦如實地把這話傳到了美國去。當時美國總統是杜魯門，美軍總司令是麥克阿瑟，國務卿是艾奇遜。但美國利令智昏，覺得自己軍事上很得勢，對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他們以為中國剛解放（西藏還沒有解放），百廢待舉，中國有什麼力量？有什麼本事？能和美國打？所以根本不理。美軍過了三八線后就長驅直入。10月初，我們就發動了抗美援朝。這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知道中國是打了招呼的，美國闖了這個亂子。周總理這個外交行動，起了很大的瓦解敵人、爭取中間的作用，在全世界樹立了這種認識：中國人講話不是耍外交，說了要算的。這個重要的外交行動所起的作用、影響是很大的，很深遠的。以后，在我們的對外斗爭中，一直到70年代與美國重新建立關系時，我們中國說話算數這種威信、這種聲望還是很大的。不妨看看美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回憶錄和文章，也都承認這一點。中國新外交的這種風格，就是通過周總理樹立起來的，在全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一方面給美國打了招呼，另一方面就爭取派代表到當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訴美國干涉朝鮮、侵佔台灣。這工作也由周總理直接具體領導的，大約在1950年11月。因為朝鮮戰爭6月25日一打響，27日杜魯門就發聲明，一是派兵到朝鮮，一是宣布派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巡邏，實行軍事上佔領台灣。周總理就決定由伍修權和我以及其他同志到安理會去控訴美國。這個決定在當時影響很大。我們到聯合國是11月29日。我記得那天到紐約，麥克阿瑟正在吹牛，根本不把中國人民志願軍放在眼裡，在報上說聖誕節可以結束戰爭。但到了12月初，我們打了入朝以后第一仗，從新義州打過清川江。就我來說，有生以來從沒有這樣感到中國人光榮，真是抬起頭來了。你沒有本事，人家不會尊重你的。所以，我們講道理控訴美國，與朝鮮戰場上取得的勝利，兩者一配合，就把中國的威望和影響極大地提高了。舉個小例子說：英國人派頭是很大的，這次就登門求教了，要求中國朋友可否考慮朝鮮停戰？這是緩兵之計，怎麼可能？

這些斗爭的方針和策略，當然是黨中央、毛主席總的決定的，但具體的執行、實施（對外工作不僅應有大的輪廓，每一個戰術步驟都要經過很好的考慮），就是周總理。有人說周總理是抗美援朝的總參謀長，這有道理，是這樣。那時，每天的報告，要中央指示。第一線的是總理。大的事跟中央商量。有人說包括部隊在哪裡，那個山頭如何，那個首長的脾氣怎樣，周總理了如指掌都清楚。周總理在志願軍中威信高極了！從1950年10月直到1951年7月談判開始，我們打了五大戰役，前線指揮是彭老總，在中央直接負責、具體負責的是周總理。

朝鮮戰爭第一年，先是北方向南一直沖到釜山這一帶，后來美國反攻到鴨綠江，志願軍進去沖了一下，又退到三八線，穩住。這時，已出現了僵持的形勢。大家知道，三八線就是美國和蘇聯在朝鮮向日本受降的分界線。當入朝時以及后來，黨中央也估計到這個戰爭隻能打個平手。要把美國完全從南朝鮮趕走，從整個形勢講也不合適。所以到1951年6月，打了一年，蘇聯出面提出，他們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在一個廣播講話中提出，朝鮮戰爭雙方停火休戰，脫離三八線。這個講話后，美國司令李奇微馬上寫信給金日成、彭德懷兩位司令員，表示同意，由雙方舉行談判。我們方面也同意了，這就是停戰談判的開始。

大概是1951年7月初，周總理突然找我和李克農去。我個人沒有想到形勢發展那樣快。他說：你們准備一下，明天坐火車到安東，接著到平壤見金日成，准備談判。那時毛主席也在。我問主席：准備去多久。他說：三五個星期就夠了。主席的領導風格很值得回憶。他說：剛請胡喬木寫了篇贊成停戰談判的社論，你改一下。今天你別的不干，就把社論改好，明天一早走。他的領導方法是：我們所謂社論無非是政治主張。你翻書先要掌握這些。主席很客氣，請我們吃了飯，喝了酒。晚上我把社論稿寫好了，就是《人民日報》7月初社論《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而奮斗》。當時估計，這次談判是容易的，李奇微贊成就地停火。毛主席這話也有根據。周總理對主席是非常尊重的，一般都是支持主席。他交待很細。我的感想是主席總的戰略部署，具體的實施執行是總理來抓。比如主席說你把社論寫好，把中央政策搞清楚：然后作個大的估計，具體的由總理來談。

第二天我和李克農帶著其他幾名同志，到了安東，高崗在安東等著，還有些后勤問題要東北接濟。入朝后，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晚上也不能開燈，一有情況車就停下。從安東到平壤，再到開城，就開始談判。這裡有一件和以后發展有關系的事。平壤到開城是大路，敵機經常轟炸，事先我們向對方說好了，我們在從平壤到開城去的幾部汽車上覆蓋白旗，表示是紅十字會，請不要轟炸。同時，對方也通知我們：他們從漢城發的幾輛車也挂白旗。開城雖說在三八線，實際上為我們控制，從板門店到開城還有十幾裡，美軍來要經過我們盤查。當時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