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文化政策的變遷研究
摘要：以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文化政策變遷作為切入點，分析這一時期文化政策變遷的基本歷程，並對這一時期的文化政策變遷進行反思，為目前的文化體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文化政策﹔改革開放初期﹔變遷
一般來說，改革開放初期是指自改革開放開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之間的這一段時間。在此期間，由於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的利好，無論官方或民間，團體或個人，在思想理論發展和政策制定上，都出現了積極活躍的一面。基於改革放權的發展，社會經濟有了顯著提升，政治體制改革也在曲折中有所前進，為了與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相互適應，重構理性、秩序性的文化政策迫在眉睫。“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僅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而且也提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總命題：推進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對改革開放初期的文化政策的變遷進行研究，無疑對現階段我國文化政策的發展，對文化體制改革的推動，以及推進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都有著相當的現實意義。
一、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文化政策變遷的基本歷程
社會主義文化政策理性精神的回歸，是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文化政策的總體發展趨勢。雖然有這樣的趨勢，但是文化政策由於其自身的政治屬性，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較大。在總體的理性回歸的前提下，文化政策的收緊放鬆，和當時的政治大背景，往往有著深刻的聯系。
由於中國自古以來有著文人參政議政的傳統，所以官方對民間思想文化領域的動態一向特別關注。特別是在現當代中國，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出現的爭論和分歧點，很大程度上會引發政治分歧或政策分歧，在思想文化圈裡出現的斗爭，往往會被“上綱上線”到政治領域的角力。這是研究改革開放十年來我國文化政策制定和發展中不能回避的問題。
圍繞著理性和政治性這兩大主題，我國改革開放十年來的文化政策變遷大致經歷了如下的重要歷程。
（一）中共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於建議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請示》的通知——為新的文化政策的提出掃清障礙
《關於建議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請示》的通知（以下簡稱《紀要》），具有復雜的歷史背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紀要》被認為是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第一、《紀要》是一種極其左的機會主義的路線。第二、《紀要》是極其反動的文化虛無主義。第三、《紀要》作為江青等人在文藝界文化圈進行打擊報復的“合法”理論依據，其本身具有法西斯專政性質。
中共中央於1979年批准了解放軍總政治部請示，決定撤銷中央曾經批發的《紀要》。對在執行《紀要》的過程中，受到沖擊影響，被錯誤批斗、處罰的各級人員及其所創造的文藝作品，進行摘帽和平凡，對參與過《紀要》的執行和宣傳的人，既往不咎。
《紀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在中共中央撤銷《紀要》的通知之后，這一類冤假錯案得到了集中性的平反昭雪，這大大提升了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和創作熱情。與之相對應的是，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踐踏》﹔同時出山主持工作的鄧小平也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全國的音樂協會、戲劇協會、文聯和作協都開始全面性地恢復工作。
總體上說，《紀要》撤銷的通知，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理性精神在文化政策上重新萌芽的一個標志，也是后來一系列文化政策制定實施的基礎先決條件，《紀要》的撤銷，等同於摘掉了長期以來扣在文藝工作者身上的帽子和鎖鏈，是中共中央對文化政策改革釋放出的積極信號。
（二）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及《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
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是一次規格很高的會議，鄧小平親臨現場，並致祝辭，把“四個有利於”設定為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的新的衡量標准。
在本次文代會上，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文化政策調整，是把“不繼續使用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提法”明確地搬到了台面上。鄧小平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於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1]。“我們提倡領導者同文藝工作者平等地交換意見﹔黨員作家應當以自己的創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團結和吸引廣大文藝工作者一道前進。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2]
然而，所謂“不繼續使用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提法”是一個非常籠統的概念，無論是在歷次運動中受到沖擊的文藝工作者，還是黨的文化政策研究者，都難以對這一概念進行較為准確的把握。為了統一思想，把所有文化工作者的力量結合起來，更好地促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人民日報於1980年7月，刊發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重要社論。
社論的提出，正式地解決了各方對“不繼續使用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提法”的理解性分歧，“二為”方針①的提出，一是責任，二是保障。所謂責任，是指明確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歷史責任，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歷史責任是把對人民群眾的生產社會活動的體驗和理解，同社會主義文化的本質和規律聯系起來，創作出能激勵人心的，能激發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熱情的包含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的藝術作品。所謂保障，是指在“二為”方針的指導下，人民群眾成為了文藝工作者和文藝作品的服務對象，“二為”方針保障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與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目的結合起來，從而催生了一大批有教育意義，且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積極向上的藝術作品。
（三）清除“精神污染”工作
“精神污染”特指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價值觀念不正確的有害的文藝作品以及表演形式泛濫的文藝現象。從某種角度來說，精神污染被當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具象表現，導致社會上出現一系列思想問題，以及一小部分人對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不信任情緒。
針對這一現象，鄧小平同志在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作了《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發言，除了對“精神污染”警示之外，最突出的，是對“表現自我”、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的闡述。
為了反駁有關“社會主義異化論”的問題，中共最著名的理論家之一胡喬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辨析人道主義在個人行為層面和歷史層面的不可混淆[3]，將這一問題的學術探討，上升到了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政治意義的高度來認識，廓清了當時社會上存在的各種錯誤觀點。
但是，當時出現了文化政策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左右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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