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建【2】

我原來在漢口，沒有職業。一九三○年四月，漢口的黨組織派我到上海學無線電，我非常高興。組織上因為經濟困難，隻給了我十五元錢路費。當時我在一個小旅館裡已經住了很久，積欠了十幾元房錢和飯錢，這十五元錢就是全部交了也不夠，隻好把蚊帳拿出去當了兩元八角錢，又在兩個窮同鄉處擠出了十元錢。和旅館結帳后，剩下的錢還不夠買船票的。由於水手的幫助，用了“看黃魚”的辦法，我才坐上到上海的輪船離開了武昌。到上海時，我身邊隻有一角多錢了。下船后人生地不熟，一家飯店的接客的過來提起我的行李，要我去他們那裡住下。到了飯店一看，每天房錢竟高達二元九角七分，我怎能住得起！隻好拿出一件夾袍子去當了四元錢，第二天就搬到一個小旅館去了。又過了一天，李強（化名張振聲）找到我，給了我五元錢，讓我安心住著休息，等他派人來接我。后來是王子綱來把我接到靜安寺路西摩路口一處小閣樓中，同伍雲甫住在一起。因為這間閣樓住兩個人實在太擠，又搬到赫德路一個稍大的亭子間住下。從此我就安下心來開始學習。

教我們的老師就是張沈川（化名沈哲）。因為伍雲甫比我先來，他也能幫助我。我們的學習用具隻有一個電鍵、一個蜂鳴器和一塊干電池，再加上幾張紙和兩支鉛筆。我們倆輪流著一個發，一個收，“滴滴答”、“答答滴”，天天都是這樣練，真是夠單調的。兩個月以后，買來了兩付耳機和一個礦石收音機，可以收聽徐家匯天文台的氣象資料，才使我們有了更多的興趣。學習了四五個月以后，我們的收抄能力已達到每分鐘110—120字，這時就可以上機工作了。

在我們學習期間，二房東看到我們整天在家裡“滴滴答”、“答滴滴”地忙個不停，感到有些奇怪或是不放心。有一次他問我們這是在干什麼，我們說因為沒有找到事做，想學學無線電這門技術，以后也好找個職業。他又問我們在哪個學校學習，我們說沒上學校，只是請一個朋友來教我們，每月給他一些車錢。當時上海這類情況很多，所以二房東也就相信了。

學習期間，組織上給我們每人每月七、八元錢的生活費（房租不算在內），除了吃飯所剩不多，還要訂一份報紙，買些生活必需品，因此生活過得比較艱苦。為了購買生活必需品，我們就擠伙食費，長期都是每天買一把小白菜，一塊豆腐，或者一塊“日本”咸魚充當副食。如果買兩角錢肉，就一定要放在菜籃子上面，好讓二房東看到我們也能吃到肉。我還記得過端午節的那天，正好沒有米了，八、九點鐘還未舉火。二房東來到我們屋裡，問我們：“吳先生，今天過節，你們吃什麼好的呀？”這一問把我們都問愣了。伍雲甫很機靈，即很隨便地回答說：“今天我們不做飯，有個朋友約我們到他家裡過節。”我在一旁聽了覺得好笑，又補了一句：“到時候了，我們該走了吧？”這樣就把二房東催走了。我們出門到馬路上轉了一圈，中午回家時送錢的同志還沒有來，隻好找出一件衣服當了一元錢，跑到遠一點的小面館裡每人吃了一碗陽春面和一個燒餅。剩下的錢買了一點米面回家做晚飯。那時生活雖然艱苦，但想到我們是在為革命學技術，就覺得這種生活非常有意義，也不覺得苦了。

在學習期間，我們一般不外出，也很少和別人通信，為了保密，對外寫信總是利用高級飯店或醫院做通信處。因為這些地方在廳門口都設有一個信袋，服務人員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間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廳門口的信袋內，讓收信人自己來取。當時我們常用“東亞大飯店”或“寶隆醫院”做通信地址。因為這種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務們以為是有錢人的來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二房東對我們這些外地的年輕人沒有信件來往，曾經發生過懷疑。因此，我們還常常自己寫信從外面投郵寄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