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建【3】

一九三○年九、十月間，黨中央決定從各地抽調一些同志來上海集中辦一個無線電訓練班，在法租界巨籟達路四成裡租了一幢樓房，挂出了一塊“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招牌。訓練班的實際負責人是李強，張沈川教報務，吳克堅管組織和財務。此時，在蘇聯學習無線電的一些同志已陸續回國，其中一部分同志在這個訓練班中擔任了教學和領導工作。方仲如教電學，兼管學員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陳保禮（沈侃夫）教機務﹔毛齊華等都是教員。當時各地派了十六個同志來學習。學生對外的名義是工人，教師對外的名義是經理或工程技術人員。但是這個“工廠”沒有隆隆的機器聲，也不進原料，不出產品，進進出出都是些中青年人，於是引起了偵探的注意，他們曾借故來查過兩次。

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這個訓練班終於被敵人破壞，張沈川、方仲如、陳坦、石光、蘇剛達等二十人被抓走了。那時我和另外幾個人已先后分配工作，所以沒有被捕。伍雲甫走到弄堂門口，看到二樓窗帘已打開（暗號），就沒有進屋。涂作潮當時提著一個油漆桶，走到“工廠”門口，法國巡捕以為他是油漆工人，要他“滾開”，所以也沒有被捕。被捕的二十人雖經上海市公安局、南京軍事法庭幾次嚴刑拷打，但沒有一人承認是共產黨員，沒有一人泄漏黨的任何機密，可還是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根據《危害民國治罪法》第六條“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的規定判了刑。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十個月的十七人，六年六個月的三人。其中陳保禮、麥建屏、謝小康、張慶福四同志都因患惡性痢疾，得不到治療，兩年內先后在獄中病逝。陳保禮同志臨終前不斷地說：“要聽‘媽媽’的話！”就是要大家聽黨的話。在五十年后的今天，這四位經受了嚴峻考驗的好同志仍然使我們深深地懷念。

從兩次辦訓練班的實踐証明，在國民黨統治區集中辦訓練班是很困難的，還是採取分散訓練的辦法比較好。

我是在一九三○年十月結束了學習生活，被分配到電台工作的。電台設在慕爾鳴路，由毛齊華夫婦兼作掩護人。房間布置得比較“闊氣”，有大衣櫃、梳妝台、烤火用的電爐，以及花瓶、古書、麻將牌等等。收發報機放在大衣櫃內，電瓶藏在樓板底下，電爐是用來掩飾通訊用電的。為了避免發報時鄰家的電燈閃跳，引起人們的驚慌和敵人的注意，我們總是等到深夜一點到三點才工作。

讀者都看過《永不消逝的電波》這部電影吧，那是一部反映了真實情況的影片，我們看后感到很親切。當時，我們每天晚上都是那樣緊張地工作，非常仔細和准確地把每一個字發出去或收下來。記得在我調到電台以前，張沈川在這個電台工作。一九三○年八月間，他得了傷寒病，發高燒，醫生讓他休息。可是這部電台隻有他一個報務員，怎能休息呢？因此每個深夜他都由別人扶著上機工作。結果病情日重，吃了藥也不見效，以致引起了醫生的懷疑。他的這種苦干精神，使我十分感動，並下決心向他學習。

我們的任務是負責與香港的電台聯系。我們和香港電台的同志雖然相隔幾千裡，而且從未見過面，但通過工作建立了一種同生死共患難的同志感情。彼此都非常關切，非常熟悉，連彼此發報的手法都能辨認出來。后來香港電台的同志被捕了，我感到非常悲痛。直到最近才知道這個同志名叫邱德。

三十年代初，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黨中央急需和各根據地直接聯系。一九三一年一月，組織上決定要我籌建新的電台，准備直接同江西的紅軍通報。與此同時，黨中央派涂作潮等同志進江西根據地。涂等原准備和敵軍師長張輝瓚的家屬一起進江西根據地，因為張輝瓚在國民黨對我第一次“圍剿”時，任前敵總指揮被我活捉，他的家屬願意為我們護送無線電器材和人員到江西根據地，以換取張輝瓚的生命。但行至南昌得知張輝瓚已被蘇區人民處決，於是涂等便冒著極大的危險趕回上海。他們回到上海一星期以后，中央又決定派涂作潮、伍雲甫和我三人到江西根據地去。在這之后不久，中央還派王子綱、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到鄂豫皖根據地，派喻杰生等同志到湘鄂西根據地，去開展無線電通訊工作。

我和涂作潮、伍雲甫三人是由黨內交通護送，繞道香港、汕頭、福建，到達江西中央蘇區的。在我們之后，中央還先后派來了幾批從事無線電通訊工作的同志，現在記得的有王逸群、岳夏和楊蘭史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