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關懷我們辦抗大

抗大是毛澤東主席親自倡導和主持創辦的一所專門為抗日戰爭儲存、培養、輸送軍政干部的學府，是革命的大熔爐。在艱苦的戰爭年代，抗大創辦9年，由最初的數百人，直至發展成為擁有12所分校，數萬名學員先后為各個抗日根據地輸送了10萬余優秀兒女，他們中既有能征善戰、統領千軍萬馬的高級將領，也有戰斗在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基層干部。在抗大創辦初期，我先后擔任過校黨總支書記、政治部主任等職務。當時學校的領導人，於今在世的僅剩我一人了，我有責任將這一段歷史寫出來，藉以深切地紀念那些在中國人民抗日斗爭中建立了功勛，血洒疆場的熱血青年和抗大學員們！

毛主席的戰略眼光

1936年，是一個非凡的年代。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征到達陝北蘇維埃根據地，剛剛立足。日本侵略者佔領我東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華北，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全國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陝北，把拯救中華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黨中央、毛主席沒有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早就把這一歷史的重任擔在了自己的肩上。毛澤東主席高瞻遠矚，預見到抗日高潮來臨，將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領導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5月14日，毛主席在黃河西崖的大相寺主持召開了一個會，決定成立紅軍大學。毛主席將她定名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當時，戰事頻繁，前線很需要干部，一些領導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學習。會上，毛主席親自做工作，說服一些領導同志，為了抗日，把眼光放遠一點，送優秀干部到紅軍大學去學習。

6月1日，陝北瓦窯堡舊廟堂前紅旗招展，歌聲嘹亮。數十名優秀的紅軍干部會聚在這裡，舉行“中國抗日紅軍大學”開學典禮。會場布置得庄嚴簡朴，廟牆上貼著紅綠標語。臨時搭起的一個土台上，懸挂著紅布橫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和學校的幾位負責人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開學典禮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開門見山地說：我黨創辦抗日紅軍大學，是為了促進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到來，“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主導力量，領導了北伐成功，但到現在它的革命任務還未完成。我們的紅大就要繼承著黃埔的精神，要完成黃埔未完成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為主導的力量，即是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學校創建初始分3個科，第一科大都是紅軍師以上干部，有林彪、羅榮桓、羅瑞卿、劉亞樓、陳光、張愛萍、彭雪楓、陳士榘、楊成武、譚政、周建屏、彭加倫、王平、耿飚、劉惠農、邊章武、許建國、蘇振華、張純清、張樹才、張經武、張達志、宋裕和、趙爾陸、賀晉年、郭述申、黃永勝、譚冠三、張文彬、楊立三、鄧富連、劉鵬、吳富善、羅保連、賈力夫、符竹庭、童小鵬、肖之玖，還有朝鮮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我原是西北紅軍大學的政治部主任，經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楊尚昆同志批准，也成為第一科學員。學校由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員。其他職務均由學員擔任，林彪為校長，羅瑞卿為教育長，我任校黨總支書記，當時不設政治部，就由校黨總支書記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

1937年1月的一天，毛主席找林彪、劉亞樓和我3人去談話，要我們到延安辦“抗大”二期。我們2月到達延安后不久，學校即更名為“中國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林彪任校長，劉亞樓任教育長，我任政治主任，后改為政治部，傅鐘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傅鐘到前方后，我任主任）。學員中四方面軍的多一點，也有紅一方面軍和二方面軍的干部。有陳賡、楊得志、余秋裡、姬鵬飛、許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維舟、王建安、陳再道、洪學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賀子珍、康克清、蹇先潤、蹇先佛、李堅貞等。還有一些國民黨軍隊系統的高級將領，大都是楊虎城和張學良將軍部隊裡的進步軍官，他們化名來學習。也有一些來自國民黨將領的家庭，如張學良將軍的弟弟張學思，楊虎城將軍的兒子楊拯民，國民黨師長趙壽山的兒子趙元介、女兒趙元炳。但大量的是滿懷抗日救亡激情的熱血青年，他們中有來自平津和東北淪陷區的青年學生，有東南亞新加坡等地穿著翻領西服、旗袍、高跟鞋來到延安的華僑青年。這些進步青年三三兩兩，男男女女，背著行李，掂著小包，日夜不停地投奔延安。從西安到延安有800裡路，路上有國民黨的嚴密封鎖，荒山野嶺常有豺狼、狐狸出沒和嚎叫，無數青年靠兩隻腳星夜趕路，有的要走半個多月，到延安時，腳腫得連鞋都脫不下來，那種情景是非常感人的。

抗大就像一顆在沉沉黑夜裡閃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從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異國他鄉召喚到黃河之濱、寶塔山下。

在戰爭環境裡，創辦這麼一所大規模的學校，抽調這麼多高級將領來學習，充分証明毛主席具有偉大的戰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宏才大略。他深知，在革命的重大歷史轉折關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后，我們黨和軍隊的任務、策略、斗爭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將有所改變並復雜起來，這就需要干部重新學習並掌握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主動地適應這種戰略轉彎。更需要吸收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