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塑造：現代新思潮與中國革命思想【2】

三、理論轉向：“新”政治思想的興起

《新青年》創辦初期，陳獨秀等人就曾聲稱該刊隻談文化不談政治，但隨著國內政局的時勢轉移，政治找上門來了，《新青年》也不得不開始談論政治問題。其實陳獨秀在一次演講中就提到，說《新青年》不談政治是一種誤解，《新青年》要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 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陳獨秀的意識根底不是一個不談政治的人，因此，從《新青年》創辦開始，他就力勸高一涵撰述有關政治理論的文章，《新青年》也在幾年裡持續刊發過高一涵有關這方面的論述。但高一涵大多是介紹西方18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並將其看成是一種“新思想”“新政治”（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新青年》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15日。）。此中顯示的是《新青年》早期啟蒙主義的特色，但這種啟蒙主義的政治思想維持得並不太久，因為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五四運動的爆發，中國社會的政治問題，已經不是西方自由主義政治思想所能解決，中國需要有應對中國現實政治的“新”的政治思想理論，於是社會主義理論就因應時勢而成為一種強勢政治思想在理論界傳播。

就思想的歷史情形而言，“社會主義”一詞在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日人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在20世紀初就有多種中文譯本 （可知的版本有以下幾種：中國達識譯社譯，浙江潮編輯所1903年10月版﹔蜀魂譯，中國留學生會館社會主義研究社1906年12月版﹔創生譯，東京奎文館書局1907年3月版﹔等等。），影響巨大，而在1906年間，《新民叢報》與《民報》關於社會主義的“革命”與“改良”性質的爭論，進一步擴大了“社會主義”觀念在中國社會思想領域的影響力。但是，幾十年有關社會主義理論的零星介紹與討論，大都被局限在一種政治學說范圍內，沒有將其提升為一種社會革命的理論力量來看待。1917年間的《新青年》甚至認為，當時的中國尚未具備討論社會主義的條件。有讀者褚葆衡來信對“記者”提到：“近代文明之真諦，最新之思潮，仆以為當推社會主義。此種學說，為政府及資本家專橫之反應，大足為我人研究之資料。我國於此種主義，輸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強權者勢愈甚，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貴報素主輸入世界新理，獨於斯類學說，乃未多覯。足下如以社會主義實可為救世之良藥，則闡揚之責，端在貴報矣。”對此，《新青年》以“記者”（實為陳獨秀）的名義回復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復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並未盛行也。”（《新青年》第2卷第5號“通信”欄，1917年1月1日。）可見，此時的《新青年》並沒有把社會主義問題放在急需討論的位置上，至少不是辦刊的重點取向。

《新青年》關注政治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問題，在1920年的“五一”勞動節才出現端倪。是年5月，《新青年》專門出版一期“勞動節紀念號”，除幾篇介紹歐美勞工運動的文章之外，最重要的是有關中國社會勞動狀況的調查報告，涉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蘇、長沙、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這些調查報告反映了中國社會勞動階層的工作和生活現狀以及階級關系，可以說是思想界最早對中國底層社會進行調查分析的歷史文獻。調查報告所體現的不平等的現實勞動關系，盡管是社會主義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但報告幾乎沒有提出解決社會制度的方案，這是最大的缺陷，甚至個別報告提出這樣的要求：“‘勞工解放’‘勞工神聖’這許多聲調，已經唱得很高了﹔然而勞工依舊是束縛，勞工依舊是奴隸。不過在提倡勞工解放的諸君，既沒有曉得我們工人的實在情形，並且也沒有這等的勢力，所以不得怪他們。但是吾現在已將我們的內容講明了，就不得不盼望諸君，幫助我們共除那種不平等的事，使我們脫離這苦海。一方面再拿智慧道德，來灌輸我們，指導我們，使吾們都成功有人格的工人﹔那末，工業發達，也是易如反掌的。倘若不是這樣辦，那末任憑你天天在報上鼓吹，到處去演說，恐怕都不過空談罷了，要想收實效人確是難的。” ）李次山編輯：《上海勞動狀況》，《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1日。——顯然，在理論上，從中國勞動狀況發現社會主義理論所當揭示和解決的問題，《新青年》還處於探索階段。

蔡和森曾經對《新青年》“新”的政治轉向作了如此判斷，認為《新青年》前期的民主與科學口號，“完全是代表美國的精神”，“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傾向社會主義以后，就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的思想了，宣傳社會主義了”，而《新青年》的“勞動節紀念號”的刊出，“才完全把美國思想趕跑了（即新青年起分化，胡適之退出），新青年社變為‘五四’運動中的先進分子的團結機關了”（《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2頁。）。《新青年》真正提出“新”的政治思想論述，大致是在1920年下半年之后。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重復此前在《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中提出的一個主張，即“我們正要站在社會的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新的政治理想” （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頁。）。但這種“新的政治”或“新的政治理想”，還沒有觸及社會制度等政治性問題，只是到發表《談政治》時才被提出來。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顯然超越了此前孜孜以求的西方自由主義政治理念，強調“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戰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 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陳獨秀發表此文時，《新青年》已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機關刊，《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剛出版不久，文中多處引用。此時的陳獨秀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了解已有一定的深度，他堅決反對倍倍爾之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議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認為“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因此，“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反映在陳獨秀這些論述中的政治理念，在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是一種“新”的現代政黨政治理論，意義十分重大。

可是，《新青年》時期的中國政治情形畢竟與西歐不同。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境遇並不在於是否受議會主義所左右，而在於中國社會如何面對社會主義實踐的問題，1920年與1921年期間發生的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眾所周知，這場爭論涉及兩種社會主義觀：一種是以梁啟超為主的研究系基爾特社會主義觀﹔另一種是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新青年》分別在第8卷和第9卷專門刊載文章，對這兩種曲解社會主義本質的觀點展開論戰。此中細節不遑詳論，但作為建構性的“新”政治思想，《新青年》對社會主義理論核心的理解，既不同於那種隻圖發展實業的改良主義社會主義觀，也不同於那種極端否認政治權威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觀，而是根據所能掌握到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作出初步分析。李達列舉了社會主義在“真正的馬克思”的思想中的基本要義，分析了七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得出了“馬克思社會主義是科學的”，“是革命的”之結論，而這種理論的革命性，是建立在以下五個理論原則基礎上：“一，唯物史觀﹔二，資本集中說﹔三，資本主義崩壞說﹔四，剩余價值說﹔五，階級斗爭說。” （李達：《馬克思還原》，《新青年》第8卷第5號，1921年1月1日。）李達的概括大致已達到了《新青年》刊發同類文章中對科學社會主義認知的最高水平，其中提到的諸種理論要素，日后都構成中共政治思想理論的基石。當時在《新青年》上發表有關社會主義的理論文章，盡管存在理解不周全甚至闡釋錯誤之處，但在關涉中國社會是否實行社會主義問題上，大都承認中國不但有資格談論社會主義，而且有條件推行社會主義，因為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是救我們中國的良藥”（李季：《社會主義與中國》，《新青年》第8卷第6號，1921年4月1日。）。

經由《新青年》討論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諸種理論問題，雖然在實踐上並沒有立即得到推行，但作為一種政治理論思潮，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是一種革命性的“新”政治思想，它左右了此后幾十年中國社會的政治運動和革命運動的發展，這不能不說《新青年》厥功甚偉。

四、革命意識形態的“新”建構

中共甫一成立，就明確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指導思想，這就使中共成為有別於晚清民初以來各類性質的政黨。陳獨秀曾申明：“吾黨雖不像無政府黨絕對否認政治的組織，也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本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 （陳獨秀：《對於時局的我見》，《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因此，中共在領導和推動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就不能不建構一套“新”的意識形態作為其理論基礎，以顯示其在中國現代政治舞台上的特色，而《新青年》在這種建構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奧援。

1922年7月《新青年》出完第9卷第6號之后一度休刊，1923年6月以季刊的形式繼續出版，1925年4月又以不定期的形式出版，至1926年7月終刊。作為中共的理論機關刊，《新青年》在出版季刊和不定期刊期間，已經完全成為刊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反映中共政治革命的理論刊物。1923年5月，瞿秋白成為《新青年》季刊的主編，實際上由他所寫的季刊“新宣言”中稱：“《新青年》雜志是中國革命的產兒”，是“中國真革命思想的先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第1期，1923年6月15日。）。這是對《新青年》歷史功績的評價，也是對《新青年》政治價值的定位。從這種判斷出發，瞿秋白提升了《新青年》季刊在中共思想理論建設中的位置，強調《新青年》應該成為研究社會科學的雜志，這就與此前的《新青年》辦刊導向不同，更加注重政治理論在中共思想理論建設中的作用。為此，“新宣言”有針對性地對季刊提出四項要求，即“《新青年》當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況”、“《新青年》當表現社會思想之淵源，興起革命情緒的觀感”、“《新青年》當廣開中國社會之世界觀，綜合分析世界的社會現象”、“《新青年》當為改造社會的真理而與各種社會思想的流派辯論”（《〈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第1期，1923年6月15日。）。顯然，這幾個方面都是中共早期革命運動中不得不面對的意識形態問題，現實政治經濟的分析、革命情緒的積蓄、政治運動的世界觀察、社會思潮的導向掌控等等，都需要有一種“新”意識形態理論來因應。此時的《新青年》敏銳地觀察到政治時局變化對中共的現實挑戰，擔當起中共政黨政治理論的論述平台，從而為中共早期意識形態的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

正如意識形態分析家指出的那樣：“意識形態是具有復雜結構的話語，承載著大量繼承而來的、相互交織著的知識成果，並且隨著時間而增加。”（〔澳大利亞〕安德魯•文森特著，袁久紅等譯：《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頁。《》新青年》為適應中國革命的發展，刊載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政論文章，其中包含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既是對中共政治革命理念的闡釋，也是對中共應對現實政局變幻的策略分析。這些闡釋與分析所蘊藉的意識形態性質，具有特定的時代語境特征。在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發展中，意識形態理論建構尚缺乏目的性准備，但這並不妨礙其中“知識成果”的累積，它的構成淵源在理論上更多的是直接來自於蘇俄及其共產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這是時勢所然的選擇，即如后來毛澤東所指認的那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新青年》季刊與不定期刊曾分別刊出“共產國際號”“國民革命號”“列寧號”“世界革命號”，對蘇俄革命、共產國際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文獻進行廣泛的介紹。這些介紹意味的思想史意義，並不是簡單的理論傳播，其顯示的內在精神實質，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對中國革命的輸送。這種理論“輸送”在現代中國思想生態圈裡，是一種重大的思想文化現象，它不但在中共的政治思想理論發展史上，而且在整個現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發展史上，都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理論出場，意義非同小可，在此之前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場域以及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還沒有如此廣泛地、適逢其會地接受過這樣強勢的革命性理論。來自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理論信息，不同程度地承載著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學說精神。中共早期政治意識形態理論正是借助這種“信息”而初步建構起來。

在革命意識形態層面，中共為其政治革命和運動確立了可論証的依據，也就是說，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具有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依據，並不是一種主觀意願的結果。瞿秋白在論述共產國際的黨綱時，在某種意義上是在向中共傳遞這樣一種理論，即：“無產階級的生長，就是生產力的生長﹔無產階級的發展，正可以徹底沖倒現存的生產制度。所以獨有無產階級的組織力經濟力政治力之增長，乃是新社會的基礎，無產階級於革命運動中的鍛煉訓育，及其知識覺悟的增高，方是對抗舊社會，毀滅舊制度的實力之積累。”（ 瞿秋白：《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新青年》第1期，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甚至提醒，應當把“社會科學”即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作為中共革命理論的基石，這樣“方能以革命的方法改造社會” （瞿秋白：《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新青年》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在中共早期革命理論建構的過程中，革命性質及其策略的闡述有一套基本的意識形態話語，其中列寧有關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論述則是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列寧這個重要思想進入中共思想理論領域，在《新青年》（季刊）之前已經出現，中共政治報刊《共產黨》月刊和《先驅》，均有部分譯述（參見朗生譯：《資本主義世界和共產黨的世界聯盟——第三國際共產黨第二次大會的宣言》，《共產黨》月刊第6期，1921年7月﹔G.S.：《第三國際對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所採的原則》，《先驅》創刊號，1922年1月。），而《新青年》（季刊）則較為詳細地譯述和介紹了列寧的這一思想。1924年初國共合作形成，季刊在年底的第4期專門刊出“國民革命號”，集中刊載有關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譯文和論述，以配合國民革命運動的展開。這期專號的一大特點，就是集中刊出蔣光赤所譯的三篇有關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文獻，即列寧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斯大林的《列寧主義之民族問題的原理》和《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議案》，再配以多篇討論國民革命運動的文章，其中蘊含的是與中共在推動國民革命運動過程中，堅持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訴求相呼應。現實政治革命運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互為論述，顯示這個時期中共革命意識形態的理論特征。

1925年4月開始出版的《新青年》不定期刊，基本延續了季刊的辦刊方向。但在更大范圍內，不定期刊的意識形態理論論述，進一步將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置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中加以考察。這種論述賦予了中國革命的國際形象，印証了中國革命所表現的現代性質，使之不同於過往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革命運動，那些不具有現代意義的革命運動最終都是以不結果實的結局而告終，“中國民族是全世界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者之一，中國民族運動也是全世界反抗資本帝國主義之一，所以此時我們的民族運動，已經不是封建時代一個閉關的單純的民族運動，而是一個國際的民族運動，而是和全世界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來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 陳獨秀：《列寧主義與中國民族運動》，《新青年》第1號，1925年4月22日。）。基於這樣的判斷，中共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上，明確將國民革命運動定位為一場反帝反封建的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的革命運動，盡管在這場革命的中期，國內外政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共合作內部也發生了裂變，但《新青年》（不定期刊）依舊堅守這個時期中共力圖建構的意識形態理論方向，發表了一系列論証國民革命運動政治發展的理論文章，以配合中共對政治時局的判斷以及對革命運動方略的制定，這種理論建樹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新青年》 有關中國革命的政治論述，是在一個“新”的政治世界觀層面上的理論觀察，這種觀察的意識形態意義可以被表述為這樣的結論：論述中國現代政治革命的基本性質，是中共意識形態的“新”建構，它的“新”意蘊在於，中共的政黨政治和政治革命的歷史合理性，是在中國社會與歷史的整體框架中被論証，也在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潮流中被論証，它代表著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方向，承載著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期待，因而這種意識形態的理論特質就不同於其他任何政黨的政治理論。

五、《新青年》的“新”傳統

《新青年》在文化意義上之所以是“新”的標識，不但在於它有別於自晚清以來的“新學”思潮，塑造了一個革命性的“新”的思想文化形態，而且在於它蘊蓄的積極的思想價值，既融化於像五四運動這樣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中，也融化於此后漫長的革命理論長河之中，成為中共政治意識形態建構的早期思想資源。1926年7月，在中共的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作出的《關於宣傳部工作議決案》中，確認《向導》為“中央政治機關報”，而《新青年》則為“中央理論機關報”。顯然，《新青年》主要是中共的一個理論體系的建構陣地，因而議決案強調，《新青年》要“適應革命的思想斗爭之急需”，“須設法增加中國經濟的研究及工農運動的歷史的理論的論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88頁。）。《新青年》因應了這種需要，使得《新青年》在中共早期的革命理論及其意識形態建設中，具有其他中共報刊不可取代的獨特地位。可是，就在中共面對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復雜局面下，《新青年》卻在被中共看成是“急需”的理論刊物的時刻終刊了，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新青年》作為物化形態歷史的結束，並不意味著作為思想形態歷史的終結。《新青年》創造了一個以“新”為特征的思想文化時代，造就了一代中共黨人思想“新”的成長基礎，奠定了現代中國思想文化“新”的發展基礎，准備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新”的理論源泉。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對《新青年》作了高度評價，指出被《新青年》“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9頁。）。《新青年》揭櫫的“民主”與“科學”旗幟，發動的范圍廣泛的新文化運動，從根底上改變了中國現代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生態，形成了中國現代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不斷追求的“新”傳統。《新青年》造就了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新”時期，這個以五四運動為歷史樞紐的時期，后來被毛澤東概括為“新民主主義”的時期，它既是中共領導的政治革命運動時期，也是現代新文化發展的時期，它所積累的優秀歷史精神遺產，業已構成當代中國社會“新”的精神傳統。由《新青年》奠定的大眾的、民族的、科學的、民主的等文化精髓，對當今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建構，依舊是一種不可或缺的並且應當繼承的精神遺產。《新青年》首開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在中國的艱難譯述與引介的先河，盡管在《新青年》之前，馬克思主義的部分理論論述已零星地傳入中國，但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主流，理論歷史不能不追溯到《新青年》這個源頭，不得不承認《新青年》為現代中國政治思想鑄造了一種“新”的理論傳統，以至於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可能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中發展起來。

《新青年》在中共思想理論發展史上，曾經提供過極具革命價值的思想資源，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的理論依據，在這個刊物上大都有過極具分量的論述，中共早期政治活動家對中國革命的理論認知，也通過它而得到表述。這些“論述”與“表述”已成為中共革命理論的歷史遺產，它在一定條件下構成了今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資源。由於受到時代的制約，《新青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理論偏頗或思想膚淺之論，但它是中共革命理論生產與再生產的歷史來源，特別是在辦刊方向政治轉向之后，“新”的政治理論形態開始生成，這對中共的政治思想理論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此后的革命理論發展都源自於這種早期形態。毛澤東曾將中共的出現看成是中國現代政治舞台的“政治生力軍”，而由《新青年》肇始的文化力量則是“嶄新的文化生力軍”，並且高度評價說：“這支生力軍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在自然科學領域佔領陣地與進行戰斗，一般的暫時還讓自然科學為資產階級的宇宙觀所統治，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在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時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的領域，卻引起了極大的革命。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國文化》創刊號，1940年2月。）

很顯然，沒有《新青年》開創的思想啟蒙運動，沒有《新青年》生產的大量社會科學理論成果，沒有《新青年》那一代中共思想家們的理論活動，中共后來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思想發展就不可想象。毛澤東所提到的“文化新軍”，實際上正是構成《新青年》“新”傳統的承載者，並且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不斷光大了這種精神傳統。繼承與發揚這種精神傳統，仍然是當今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建構的有益選項。

就像歷史上任何一種期刊那樣，時過境遷，隻能成為一種歷史積澱，《新青年》也一樣，早已深藏於歷史隧道之中。然而，《新青年》百年歷史的厚重感，曾經為現代中國進步的理論、思想、觀念與知識，打開了一個“新”的發展空間。盡管中國革命和建設遇到過不少曲折，走過不少彎路，思想理論領域也發生過與社會實踐相脫離的現象，但是，隨思想啟蒙大潮而來的馬克思主義，重新塑造了現代中國的思想信念，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共政治革命和社會建設，也在世界民族國家發展史上，塑造了現代中國社會形態的新形象。中國儀典傳統有“慎終追遠”的哲言，它是一句箴語，也是一種教養，蘊涵的是對先賢的敬仰與尊重。那麼，當今人目睹100多年來中國歷史的滄桑巨變，期待未來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願景，《新青年》以及那一代先驅者的篳路藍縷之功，沒有任何理由為中國人簡單而輕易地忘卻。

（本文作者郭若平，中共福建省委黨校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研究所教授﹔凌承緯，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福州 3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