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塑造：現代新思潮與中國革命思想

摘要：《新青年》是中國現代思想史和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在其存續期間，因以追求“新”的文化思潮和“新”的政治理念而塑造了一個時代。《新青年》推動了以民主與科學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營造了思想解放的輿論氣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譯述與引介，造就了一代中共黨人思想“新”的成長基礎，奠定了現代中國思想文化“新”的發展基礎，准備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新”的理論基礎。《新青年》塑造了一種“新”的思想理論生態，它的歷史遺產構成了一種“新”的傳統，成為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寶貴資源。

關鍵詞：《新青年》﹔新思潮﹔中國革命思想

當人們在觸及歷史的時候，最直接的反應往往就是詢問歷史為何會如此？這個追問本身就意味著思考其中的歷史因果關系。創辦至今已百年的《新青年》（第一卷稱《青年雜志》），曾經給現代中國社會思想造成巨大震動。現在如果要回溯這種震動的緣由，誠然不是一種歷史預設，不是設問“假如沒有《新青年》，那麼……”，而是承認一種歷史事實，是對一種歷史因果關系的詢問。現代中國革命的發生與發展，其根本動力固然取決於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然而，革命畢竟是革命政黨的政治行為，也是千百萬革命者的政治行為。這種政治行為為何可能？反抗或許源於生存的威脅，或許痛感國將不國而雞鳴舞劍。但是，何人在集聚這種意識？何物在承載這種精神？意識的孕育、精神的鼓吹，端賴革命思想提供的原發動力，《新青年》就曾為此而提供了思想發軔的指示器。時至今日，評估《新青年》曾經有過的巨大歷史價值，還是應當回到歷史語境之中，去看看這個刊物如何造就了革命的思想生態。

一、思想突圍：“新”符號的意蘊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份看似偶然誕生的期刊，《新青年》居然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波瀾，推動了中國現代革命的前行，這在中國現代革命思想史上是絕無僅有的。1920年9月，《新青年》中一篇討論“新歷史”觀的文章說：“歷史是與人一種看法。” （陶孟和：《新歷史》，《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這篇文章題目冠以“新歷史”，它的用意不在於強調歷史要寫什麼和怎麼寫，而是強調要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看待歷史的變遷，改變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守舊、狹隘、虛華、短視的歷史精神氣質。這是《新青年》時代的一種新歷史觀，是《新青年》創辦伊始就追崇的“新”觀念在歷史領域的表達。

近代以來，中國人追求社會變革，追求國家富強，追求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些追求在觀念層面上，都與追求一個“新”字相聯系。早在清末自強運動中，謀求變法的士人發現，中國傳統社會的整體性文化制度和知識生產機制存在著巨大缺陷，導致中國這樣的“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因此，反求諸己，就應當以“制洋器”來實現自強的目的，這樣就能夠“出新意於西法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50頁。）晚清時人在看待西方現代科學文化上，僅僅希望國人能夠“出新意”而取勝，並不在於變革整體性的文化結構，自強運動最終也以令人遺憾的結局收場。

但是，“新意”的說法已預示著“新”觀念的濫觴，求“新”蘊藉的是求變的渴望，這在過后不久的維新思潮中，得到進一步擴展。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過渡時代論》，認為中國當時的社會現狀猶如一葉扁舟，正處在“兩頭不到岸”的過渡時代。梁啟超注意到，這種過渡時代的特征是“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辟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 （梁啟超：《過渡時代論》，《飲冰室合集》（1），中華書局，1989年，第29—30頁。）。梁啟超自信時勢的發展，構造制度領域的“新政體”、知識領域的“新學界”、倫理領域的“新道德”，將是未來中國“事勢所必至”的方向。但他很快就發覺，中國社會各種“新”制度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民的素質狀態。因此，他隨即提出“新民”的觀念，認為“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 （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6），中華書局，1989年，第2頁。）。經歷維新思潮的鼓蕩，這種以“新”為鵠的理念，被看成是對舊思想頑固柵欄的突圍，也被看成是社會變革的內在精神動力，以至於在社會觀念形態上，思想是否為“新”，社會行為是否打上“新”的烙印，儼然成為日后相當長時期裡衡量社會進步、政治合理乃至日常生活文明與否的尺度。

晚清民初的國人似乎意識到，古老中國應該再生了，“新”的中國應該重新塑造。辛亥一役告捷，共和招牌高懸，中國社會似乎也萬象更新了。但是，很快“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就累積成人們的積怨心理，所有的逐“新”努力似乎化成東流水。盡管如此，晚清以來塑造“新”國民，建構“新”國家，始終是國人的心理期待，並且也確實形成某種“輿論氣候”。“輿論氣候”之於特定時代思想觀念的形成，是一種沒有絕對標識的意識氛圍，它是彌漫於社會意識之中的認知現象，恰恰是這種認知現象呈現了社會的心理特征。對此，歷史學家曾經有過這樣的觀察：“論據左右著人們同意與否之要取決於表達它們的邏輯如何，遠不如要取決於在維持著它們的那種輿論氣候如何。”（〔美〕卡爾•貝克爾著，何兆武譯：《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5頁。）社會意識氛圍如此，更不要說思想界在不斷談論造“新”的觀念了。1915年9月誕生的《新青年》，累積了此前幾十年“新”的觀念資源，進一步形塑了“新”觀念的現代內涵，更大范圍的“輿論氣候”在此后幾年中逐步擴散，這似乎印証了學界所謂“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說法。但是，《新青年》畢竟不是晚清的產物，《新青年》開創了另一種“新”的思想潮流，這就是思想文化全面更新的現代文明思潮。那麼，這種思潮在時人的思想觀念中，構成的又是一種什麼樣的“輿論氣候”呢？

向往“新”觀念之“輿論氣候”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天然生成，它是由一種被看成是“舊”的社會存在——物質力量和意識力量的壓抑結果，尤其是古老中國千百年傳承而來的文化思想，更是被看成是阻滯社會活力的贅瘤。那些以“新”為價值取向的社會意識，大致傾向於認為，隻有出現“新”的思想力量，才能夠割除這種“舊”的文化贅瘤。因此，“新”的“輿論氣候”是在“舊”的裹挾之下形成的。在《新青年》創辦前后的幾年裡，這種新舊交織現象，實際上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邏輯”問題，而是一種彌漫在社會感覺中的輿論現象。時人觀察到，“國中現象，變幻離奇，蓋無在不由新舊之說，淘演而成”，而“全國之人心，無所歸宿，又無不緣新舊之說，熒惑而致”，這種新舊交織體現在“政有新政舊政，學有新學舊學，道德有所謂新道德舊道德，甚而至於交際應酬，亦有所謂新儀式舊儀式。上自國家，下及社會，無事無物，不呈新舊之二象。”這正是一種“新舊混雜之時代” （汪叔潛：《新舊問題》，《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在這樣的時代，《新青年》擔當了去舊布新的歷史責任，以一個“新”字，為中國現代思想打開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窗口。

《新青年》雖以“青年”命名，但其寓意並非實指“青年”本身，它只是“新”的思想觀念的指代。“青年”代表的是一種社會新生力量，也是一種新文化的意蘊，“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創辦者陳獨秀從一開始就試圖激發“青年”的自覺心，以期抵抗社會頹喪萎靡之風，開啟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奮進的新局面，因而他要求“自覺勇於奮斗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抉擇人間種種之思想”，而這種思想就是崇尚獨立平等的精神、追求進步競爭的精神、培養進取創造的精神、遵循世界潮流的精神、抵抗虛文空想的精神、高揚科學理性的精神，總而言之，“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將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作為一個整體性觀念提出，就是《新青年》追求的一種新思想、新觀念。這種新思想、新觀念為日后中國現代思想的演進奠定了意義深厚的文化基礎。

二、新思潮與“新”的哲學觀念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指出：“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益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頁。）這是歐洲啟蒙時代的思想批判情景，恩格斯的論述仿佛在《新青年》的發展中再度出現。自從《新青年》以“科學”與“民主”雙重思想為主軸的新觀念的提出，一股改變現代中國社會思想的新思潮席卷而來。新思潮所謂的“新”，既是將其置於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異的“新”，又是將其置於與晚清以來局限於“制器”實用思想有別的“新”。《新青年》甫一創辦，其作者群中就有論者將這種“新”意涵，歸結為對西學的吸納：“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 （汪叔潛：《新舊問題》，《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以西學為“新”的標本，在《新青年》時代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選擇，無論這種選擇在日后看來存在多少偏頗與不當，但它對當時中國社會思想的震動，確實起到了發聾振聵的作用。其時，在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心目中，新思潮的“新”，還只是簡單地拿中國固有文化精神來做比較，把中國傳統文化中負面的成分指斥為“此等卑劣思惟，乃遠祖以來歷世遺傳之缺點”，新思潮就是要對此進行一次“除舊布新之大革命”（ 陳獨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而“大革命”的目的，則是要“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陳獨秀在早期《新青年》的一系列政論文中，對中國舊傳統的抨擊可謂不遺余力，對於所謂“孔教”問題，雖然他強調抨擊的僅是其中不適合現代生活的那部分內容，但在整個文化價值取向上，他並沒有陳寅恪那種“同情之理解”的心態，傳統文化在他看來，似乎是阻礙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病灶，因此，推動新思潮的興起，就是試圖塑造國民的新觀念，在中國創造一種文化新時代。

在國民的思想中形塑一種“新”的觀念，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的初衷，他對這種“新”的觀念，頻繁地稱之為“新思想”，其內容相當駁雜，但大致可以歸結為西方的“民主”（“民治”“民權”等）與“科學”兩大思想范疇，初期共襄雜志編撰的同仁，基本思想取向也大都不出其右。胡適針對社會輿論有關新思潮的討論，也將陳獨秀提出的這兩大思想范疇稱為“新思潮的共同意義”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不過，胡適對新思潮內容的解釋與陳獨秀不太一致，認為新思潮在根本上是一種“新態度”，就是對中西文化的“評判的態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態度，最終的目的在於“再造文明”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不論是創造“新思想”，還是“再造文明”，《新青年》對那個時代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啟蒙，都具有初創之功，甚至連孫中山都認為這種新思潮是思想界的“空前之大變動”，以至於“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209—210頁。）。

《新青年》群體同仁對新思潮的鼓吹，在思想輿論界著實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這種反響正是社會精神領域受到沖擊與變化的反應。在《新青年》的“通信”欄目中，一些來函真實地記錄了這種反響。當時還是湖南高等師范學生而后成為出版家的舒新城，在給《新青年》記者（實為陳獨秀）的信中說：“迭讀嘉言讜論，心焉向往。振聾啟聵，貴雜志不啻為吾國青年界之晨鐘。”（《新青年》第2卷第1號“通信”欄，1916年9月1日。）時為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學生而后成為著名作家的王統照在信中說：“校課余暇，獲讀貴志。說理新穎，內容精美，洵為最有益青年之讀物。繹誦數過，不勝為我諸青年喜慰也……貴志出版以來，宏旨精論，夙所欽佩。凡我青年，宜手一編，以為讀書之一助。而稍求其所謂世界之新學問、新知識者，且可得藉知先知先覺之責任於萬一也。”（《新青年》第2卷第4號“通信”欄，1916年12月1日。）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新生社因受《新青年》的影響辦了一份《新生》雜志，該社在給《新青年》的信中提到：“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裡面，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的醒悟過來，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見了曙光一樣……我們‘不揣愚陋’，就發了個大願，要做那‘自覺覺人’的事業，於是就辦了個《新生》……我們既得了《新青年》的覺悟，豈可以自私自利不拿來覺悟別人麼？”（《新青年》第6卷第3號“通信”欄，1919年3月15日。）諸如此類的反響不勝枚舉，內容涉及政治、社會、倫理、學問等新精神、新觀念問題。可見，《新青年》傳播“新”的觀念，其波及面具有相當的廣泛性，這在中國社會現代轉型時期，對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矯正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意義甚大，厥功甚偉。

《新青年》對自身造成的思想影響力有足夠的自信力，曾在一份廣告詞中作如此自我介紹：“提倡新文學，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絲不懈，可算近來極有精彩的雜志。識見高超的人，都承認本志有改造思想的能力，是中國最有價值的出版物。”（《〈新青年〉自一卷至五卷再版預約》，《新青年》第6卷第5號封二，1919年5月。）這裡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即《新青年》的“改造思想的能力”。通觀《新青年》早期鼓吹的種種新思潮，大多局限在新文學、新道德等領域，盡管文學、道德等領域中各種“新”的觀念，確實具有啟發、解放、改變人們思想的巨大作用，但這些“新”的觀念畢竟沒有上升到世界觀層面，也就是說，這些“新”的觀念還不具備哲學意義，即便是“民主”與“科學”兩大觀念，在當時也不是從哲學意義上來闡發的。應當承認一個事實，早期《新青年》引介的哲學思想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學思想，如叔本華、柏格森、尼採、杜威等人的哲學思想。特別是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經由胡適的引介，在五四時期大行其道。瞿秋白其后不久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中國五四運動前后，有實驗主義出現，實在不是偶然的。中國宗法社會因受國際資本主義的侵蝕而動搖，要求一種新的宇宙觀、新的人生觀，才能適應中國所處的新環境，——實驗主義的哲學剛剛能用他的積極方面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實驗主義的宇宙觀根本上是唯心的”，“他決不是革命的哲學”。（ 瞿秋白：《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新青年》第3期，1924年8月1日。）在中國現代革命思想史上，《新青年》引介的實驗主義並不能引領革命運動的方向，《新青年》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新”哲學觀念，是從李大釗引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開始的。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這是一種“新”哲學觀的誕生，在此后的中國革命思想發展史上，這種“新”的哲學觀念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發展的世界觀，其意義非其他哲學形態可比。

盡管隨著清末以來西學的涌入，國內一些報刊也以“新學”的名號，簡單介紹過馬克思的生平與思想，但都極為零散且不到位。作為一種思想文本的傳播與接受，在《新青年》之前，中國思想界對馬克思思想的了解，至多像馬君武1903年2月發表在《譯書匯編》第2年第11號上說的一句話：“馬克司者，以唯物論解歷史學之人也。” （馬君武：《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莫世祥編：《馬君武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6頁。）除此之外也就不甚了了。一直要到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連續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時，馬克思較為系統化的思想，才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成為一種事實文本存在。其后在《新青年》第7卷第2號發表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第8卷第4號發表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以及在《新潮》第2卷第2號發表的《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等一系列文章，李大釗可謂在現代中國哲學思想領域較為全面地解釋了唯物史觀的精神內核。這種解釋盡管還處於引介的理論初創階段，但畢竟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傳統哲學思想，也不同於胡適等人引介的各種西方哲學思想，這在當時中國哲學思想界可謂空谷足音，一種日后影響深遠的“新”哲學觀念，就此逐漸展開了它的理論生命歷程。

在《新青年》那個時代，作為一種“新”的世界觀，唯物史觀對國人來說還只是一種“新”的哲學觀念，對這種“新”哲學，思想界的接受與運用還處於陌生階段，但它的興起並在日后被用於分析中國歷史和社會問題，這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是不曾有過的重大思想事件。以今日的眼光來評估，李大釗的理論貢獻如何評價都不為過。就在《新青年》忙於討論白話文問題、新文學問題、新道德問題的時刻，李大釗已將理論眼光投放到建構“新”的哲學觀念領域，這無論如何都是陳獨秀、胡適等人所不及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陳獨秀、胡適等人所營造的新思潮“輿論氣候”，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為李大釗引介馬克思的學說營造了必要的思想語境。李大釗自稱借《新青年》出版“馬克思研究專號”的機會，把馬克思的思想引介到中國，能夠“使這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這種“思辨”的思維，就是一種哲學思維。李大釗明確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一種歷史哲學，這種哲學的要義就在於強調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分析，應當建立在一定社會的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社會意識的基礎上，盡管精神意識等意識形態形式對社會歷史進程的變遷無疑會產生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李大釗還意識到，對唯物史觀的理解，應當摒棄庸俗史觀，亦即對唯物史觀的庸俗解釋，指出：“有些人誤解了唯物史觀，以為社會的進步隻靠物質上自然的變動，勿須人類的活動，而坐待新境遇的到來。因而一般批評唯物史觀的人，亦有以此為口實：便說這種定命（聽天由命的）人生觀，是唯物史觀給下的惡影響。這都是大錯特錯，唯物史觀及於人生的影響乃適居其反。” （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這種辯証看待唯物史觀的思想，深得馬克思唯物史觀之三味，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在時人的思想觀念之中尚不多見，殊為難得。李大釗在解釋馬克思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時，一些現今常用的理論概念或范疇，就已經在這種解釋分析過程中被頻繁地使用，如“生產力”“社會關系”“社會革命”“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經濟構造（基礎）”“階級競爭（斗爭）”等。這些概念或范疇的使用，顯示了馬克思的思想理論——李大釗徑直稱其為“馬克思主義”——開始成為一種系統化的理論形態在中國現代文化土壤中安營扎寨，並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成為中共政治革命的思想武器。

李大釗的這些論述，就像魯迅評價的那樣，是“革命史上的豐碑”（《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23頁。），而《新青年》刊載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引介文章，無論其目的性如何，都顯示《新青年》的思想導向。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軸的“新”哲學形態，由於《新青年》的影響力而開始在中國理論思想界傳播，這是《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被國人初始接受所作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