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研究中的歷史思考、現實思考、理論思考【2】

三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最高層面的要求是進行理論思考。理論思考是一種理性化的思維方式，以抽象性為主要特點，在具體的、實在的、經驗的基礎上，運用邏輯、概念、范疇等基本元素，透過歷史現象剖析歷史本質和發展規律，並以理論形態將認識成果固定下來。

中共黨史研究中的理論思考，是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基礎上，對歷史認識進行理論抽象的工作﹔是把黨的經驗所透射的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系統化、科學化的過程﹔是把歷史本質和規律加以理論表述，使其能夠轉化為黨的工作的理論指導的行為。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一，抽象力是理論思考的基本特點和重要工具。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頁。）這裡的“抽象力”就是指理論思考所運用的理論抽象思維方式。隻有借助這種抽象的邏輯思維，才能更好地展現歷史發展的本質聯系、規律過程和真正價值，實現內在的“具體”。這是馬克思“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科學方法。具體來講，科學抽象是沿著兩條道路進行的：“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頁。），認識從“完整的表象”開始，借助於抽象力，由感性具體上升為理性抽象，但這時候還沒有揭示出對象整體運動的規律﹔“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頁。），即從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體，實現多種規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揭示對象整體運動的規律，達到認識的整體性升華。就中共黨史研究而言，在“第二條道路上”，我們可以找到理解歷史的“原始的方程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3頁。），“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4頁。），進而讓“死去”的歷史“復活”，使過去的歷史資料重新“開口說話”。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運用抽象力的典范。在這部鴻篇巨制中，馬克思從紛繁蕪雜的歷史現象中抽象出社會歷史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具體再現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矛盾，構建出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理論體系。以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理論為例。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7頁。）因此，馬克思在研究大量經濟的、歷史的和理論的資料基礎上，抓住了“資本”這個“普照的光”，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在論述資本的時候，馬克思又在紛雜的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中，首先抓住了“商品”這個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的細胞形式”（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頁。），這一最普遍、最基本、最能代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要素，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起始范疇，科學地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進而發現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並以此為理論邏輯的起點，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

這裡，馬克思所運用的方法，是適合一切社會科學和歷史科學的。感性的、具體的歷史知識，隻直接反映歷史的現象，還不能認識歷史內在的本質屬性，隻有運用概念、范疇和分析綜合、歸納演繹等科學抽象的方法，將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統一起來，透過歷史現象深入歷史內部，抓住核心問題和基本要素，將歷史的各種條件、因素、個體、局部等聯系起來，將內部與外部環境結合起來，才能從歷史發展中說明原因與結果、從偶然性中發現必然性、從個性中發現共性，揭示歷史發展的本質和規律，預示歷史發展將開辟的前進道路。這種對歷史本質和規律認識的系統化、完整化，並以理論形態加以表述，才達到了對歷史更深刻、更正確、更完整的認識。這些，都不是一般地說明歷史是什麼，而是深刻地說明歷史的本質是什麼﹔不是一般地說明歷史從哪裡來、是怎麼走過來的，而是深刻地說明歷史為什麼這樣走，還將向哪裡去。

就中共黨史研究來說，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很好地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但就理論思考的角度來看，對歷史作表面化、一般化敘述的作品多，有分析、有觀點、有理論深度的著作還少了些﹔堆砌史料、羅列文件的多，抓住歷史的核心要素、科學地具體再現歷史真實、揭示歷史內在本質和規律的還少了些﹔進行個案研究、微觀研究的日益豐富，這是非常必要的，但過分執著於歷史的細枝末節和瑣碎考証，缺失宏觀背景、缺少理論關懷、缺乏問題意識，歷史就會變得支離破碎。這些都是應該下力氣解決的。

第二，堅持理論思考，實現理論創新，推動事業發展。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過理論思考對歷史認識不斷反思和批判，不斷否定和提升，在更深刻的層次上、在更高的水平上，實現邏輯上的層次飛躍，綜合、概括、總結出新的具有理論形態的思想內涵，作為指導工作、推動事業的思想武器，是理論思考的更高要求。

研究歷史，我們會常常發現，在重大關頭或者是重要轉折點，歷史的前進不僅需要實踐的勇氣，更需要理論的指導、思想的引領。實踐証明，發自社會歷史內在要求的思想理論的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導。19世紀三四十年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形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日益尖銳，在這種社會歷史條件和背景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劃時代的理論體系，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奧秘，指明了資本主義必將滅亡並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必然規律，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理論武器，把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人民的解放運動推進到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20世紀初，列寧根據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現實，從帝國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必然導致帝國主義戰爭的分析中，提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頁。）的結論，照亮了俄國革命的道路。正是在列寧主義指導下，俄國革命一舉成功。這不僅証明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勝利論斷的正確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而且開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時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革命理論當然是在革命實踐中創立的，但反過來又會進一步促進革命事業的發展。

我們黨的歷史同樣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正確認識到當時的中國是由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接統治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這個基本特點，得出了隻有槍杆子才能出政權、中國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基本結論，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通過對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的經驗教訓進行反思，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速度太慢不是社會主義、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一系列重要論斷，從而形成了黨的基本路線和這個基本路線要堅持一百年不動搖的重要思想，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總之，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客觀敘述歷史過程當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運用理論抽象，深入歷史內部，更好地說明歷史﹔總結歷史經驗當然是重要的，但又是不夠的，善於把經驗上升到深刻的理論，是黨史研究的更高追求。這就需要進行理論抽象和概括，進行理論思考，把黨史中蘊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發展、新成就升華出來，形成新的理論、新的概念、新的范疇、新的觀點，並轉化為黨的指導思想，保証黨能夠制定正確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推動黨的事業進一步發展。

四

堅持在中共黨史研究中進行歷史思考、現實思考和理論思考，還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必須堅持科學的、正確的理論指導，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列寧認為，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觀點，就不會有社會科學。這裡的社會科學當然也包括歷史科學。中共黨史研究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出、分析和解決黨史問題，保証黨史研究的正確方向，科學認識和總結黨的歷史，推進黨史研究各領域不斷發展。

二是堅持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黨性是一個政黨所固有的政治屬性，也是其階級性的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的黨性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中華民族先鋒隊、中國各民族人民利益忠實代表和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統一。科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是對客觀事實和規律的被實踐反復証明了的正確認識。科學精神是對科學真理的真誠追求。堅持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就是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這一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品質﹔就是要堅持用是否真正做到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切實做到以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為歷史的評價標准，正確處理黨的歷史與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關系。隻有這樣，黨史才能成為信史，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黨史的結論才能貼近真理，富有科學的說服力﹔黨史才能起到春風化雨、資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三是貴在解放思想，獨立思考。這是黨倡導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黨的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倡導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中國國情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從而找到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尖銳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頁。）他強調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辦。外國的經驗要借鑒，但不能照搬照抄某一種模式。他在1988年5月18日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0頁。）隻有解放思想、獨立思考，才能放開視野、開拓創新，富有創造性地進行歷史思考、現實思考和理論思考，取得黨史研究的豐碩成果。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