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研究中的歷史思考、現實思考、理論思考

孫英同志在2001年至2005年擔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期間，曾在多個場合提出，中共黨史研究中要注重歷史思考、現實思考、理論思考，並對這三個思考作了闡述。本文是對這些闡述的綜合整理。

中國共產黨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創造偉大奇跡的黨，是為中國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出最大犧牲和最大貢獻的黨，是歷經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長期考驗的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近代中國、現代中國、當代中國歷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現代史、當代史的重要內容。

中共黨史研究以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發展過程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黨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歷程中，重大決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及相關歷史﹔研究黨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黨的指導思想發展的歷史﹔研究黨自誕生以來，不斷通過加強自身建設，始終成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堅強領導核心的歷史。通過研究，辨析歷史真實，准確記載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探究歷史本質及其發展規律，作出具有時代特色的價值判斷，為黨和國家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智慧和啟示。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重視三個方面的思考，即歷史思考、現實思考、理論思考，具有重要意義。三個思考不是分別孤立進行的，也不是遞次進行的，雖然在某種情況下某一方面可能突出一些，但總體上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三位一體地進行的。

一

中共黨史研究要求達到說明歷史，回答歷史是什麼的問題﹔解析歷史，回答歷史為什麼的問題﹔深究歷史，回答歷史的價值問題。要達到上述目的，就需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進行歷史思考。

所謂歷史思考，首要的是辨明歷史真實，即通過對史料的挖掘、整理、考証和辨析，對紛繁復雜的歷史進行全面系統的思考，實現對歷史真實的准確把握。這是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礎，也是研究成果具有科學性的根本保証。至此，歷史思考並沒有止步，它還需要透過歷史現象，尋找歷史發生的原因與結果，剖析歷史的內在本質﹔還需要對歷史各種因素、各種條件、各種關系及其相互作用，進行全面的考察，發掘歷史過程的變化軌跡，區分局部與整體、特殊與一般、偶然與必然，剖解歷史的演進規律﹔還需要全面思考歷史的主流支流、是非

根據歷史客體的復雜性質，歷史思考的關鍵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9頁。），著重把握以下兩個基本要點。

第一，以歷史空間的客觀實在為根本依據，從橫的方面對歷史進行全面考察。具體來講，就是既要考察歷史本身的“客觀實在性”，又要考察歷史“是由什麼社會環境決定的，是怎樣決定的”（《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3頁。）。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頁。）這就是說，歷史並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發展和活動的，而是在一定的歷史空間中存在和展開的、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發生和發展的，受到客觀的、具體的、獨特的背景條件的制約與影響，是一定歷史空間的“事物的集合體”。因此，歷史思考就是要把歷史放到一定的空間范圍之內，“還原”到其發生、發展的歷史環境中去，通過對史料的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具體地、全面地、發展地、本質地、相互聯系地，而不是主觀地、片面地、靜止地、表面地、孤立地研究，對歷史過程和相關要素進行分析與綜合、考察與思考，盡可能地回到歷史的現場，感受、體驗、理解歷史當事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客觀地描述和呈現歷史事實，對歷史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一定要歷史地來考察斗爭形式的問題。脫離歷史的具體環境來談這個問題，就是不懂得辯証唯物主義的起碼常識。”《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頁。清代學者章學誠曾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清）章學誠著，劉公純標點：《文史通義》，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0頁。）這雖然是論文學的，卻也堪稱是史學研究的至理名言。

在史學研究中，從某種概念出發去抽象地認識歷史，從某個片面的角度去孤立地評價歷史，站在今天的立場以“后見之明”的眼光任意貶褒歷史，以道德的邏輯或個人好惡輕率地臧否歷史，這些都是非歷史的表現，都難以正確地認識歷史。這一點，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同樣重要。例如，關於毛澤東晚年的評價，對於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及此前的錯誤，既要看到他個人的主觀因素，更要看到當時諸多的客觀因素，具體分析錯誤產生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思想根源。否則，就弄不清錯誤的實質，就難以對歷史人物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再如對陳獨秀的研究。陳獨秀是黨的歷史上有著特殊地位的重要人物，既對黨的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又犯過嚴重錯誤，對他評價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大革命失敗的責任認定上。黨的八七會議認為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后來又認為他是“右傾投降主義”，並累加有其他罪名。20世紀90年代，隨著共產國際檔案的解密和有關資料的進一步挖掘，隨著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回歸，黨史界普遍認為：大革命的失敗，有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責任，有當時黨中央的集體責任和黨的其他領導人的責任，有黨處於幼年時期組織和領導都不夠成熟等特殊情況，不能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算在陳獨秀頭上。但作為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在指導思想和重大問題的處置上犯有嚴重錯誤，又未能採納其他領導同志的正確意見，從而對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實事求是地評價陳獨秀，他在大革命中確實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說他一點錯誤也沒有，大革命的失敗都是因為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或者全是其他領導人的問題，把對陳獨秀的歷史評價說成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大冤案，也是不嚴肅甚至是不負責任的。

第二，以歷史演進的客觀過程為根本依據，從縱的方向對歷史探本求源。恩格斯指出：“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頁。）。這一論斷強調，人類社會歷史不是單純存在於一定空間的“事物集合體”，而是空間與時間相統一的“過程的集合體”，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今天是昨天的繼續，昨天是前天的繼續。這就要求我們在分析一段歷史的時候，首先要把這段歷史本身作為一個過程動態地看待和敘述，說清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個中變化。同時，更要把歷史放到一定的時間范圍之內，從歷史的總體過程、歷史的發展階段出發去思考歷史，達到對歷史的探本求源。

這裡，要特別注意兩個問題。

一是要追溯歷史的本源，把握歷史的全貌。我們研究某一段歷史，認知某一段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往往需要追溯更早的歷史，以明了歷史的來龍去脈，說清歷史事實的源流。例如講黨創立的歷史，我們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提出其歷史大背景要從1840年講起，這不是說以往的黨史著作關於黨誕生的歷史大背景從五四運動講起或從辛亥革命講起就不對，而是說那樣講還不能更全面、深入、本質地闡明這一重大歷史課題，隻有從1840年鴉片戰爭講起，才能回到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重大事件的真正源頭。因為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之開局，是中國歷史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全民族覺醒、以各種方式救亡圖存、尋找復興之路的開端，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一種偉大的歷史潮流和不懈的人民求索中誕生的。隻有這樣，才能更加深刻地說明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必然性。還有一個例子。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過程中，最核心、最難的問題就是如何客觀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講清楚他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為此，陳雲提議，不能單從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而應該從黨成立60年間的歷史來看毛澤東的貢獻，所以《決議》應該增加對新中國成立以前28年歷史的回顧，把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60年中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這樣再說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事實也的確如此。

二是不能割斷歷史，甚至否定歷史。毛澤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割斷甚至否定了自己的歷史，就像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就失去了自我。這一點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就更加重要。近年來有一股思潮，否定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特別是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必須加以批判。比如，改革開放無疑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所犯錯誤的否定，但這並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時期，並不是否定社會主義改造及此后的整個歷史。因為，盡管當時有“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等一些失誤和挫折，有“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的錯誤，但更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黨和人民群眾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糾正，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外交等諸多領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從歷史連續性的角度，我們必須看到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發展，為改革開放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條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這是改革開放得以順利展開的前提和基礎。

總之，歷史的客觀實在性以復雜的形態，表現在縱橫交錯的歷史時空之中，是時間和空間相統一的整體。我們研究中共黨史，就要在空間和時間的雙重坐標中，拓展研究視野，延長研究視線，既要注意弄清橫方向上各要素、各部分、各條件、各事件、各人物的相互作用，又要弄清縱方向上各階段、各環節的綜合作用，從而全面、客觀、辯証、發展地思考歷史，更好地分清歷史的現象與本質、偶然與必然、支流與主流，明確歷史前進所開辟的方向與道路。所有這一切，應是歷史思考所追求的大目標。

二

中共黨史研究必須堅持與時俱進的精神，進行現實思考。所謂現實思考，就是要針對社會和時代新的實踐、新的問題、新的要求，提出和確立歷史研究課題，總結經驗教訓，為現實提供借鑒﹔就是要立足於社會和時代新的高度、新的資料、新的技術、新的手段等，對歷史作出新的認識和新的評價﹔就是要以現實為基點，連接過去與未來，把握歷史趨勢，找到發展方向，科學預見未來。

歷史與現實密不可分，隻有了解過去，才能認識現在，把握未來。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更是黨的歷史的直接繼續與發展。與一般歷史研究相比，中共黨史研究更加強調從現實出發。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的事業前無古人，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的困難和問題也前所未有，迫切需要來自古今中外歷史的教益和智慧，特別是來自自己歷史的經驗教訓，因而黨的歷史就成了最重要的教科書。但是，了解過去是以現實為立足點和出發點的。中共黨史研究，就是站在現實的基點上“回望”歷史，為准確把握現實而追溯歷史。通過對黨史的深入了解進一步認識現實，又從黨史中為解決現實問題尋找經驗、發現智慧、啟迪思維。這是黨史研究最重要的意義。

現實思考大致包括以下四個要點。

第一，從現實出發，針對現實需要，提出歷史課題，作出歷史解答。現實是認識歷史的動力，隻有現實需要才能激勵人們去探賾索隱、追根溯源，對歷史作出新的認識。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指出的：“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書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們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美〕斯塔夫裡阿諾斯著，董書慧等譯：《全球通史：從史前到21世紀》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頁。）這說明，人們之所以要認識歷史，根本的動力和目的在於從歷史中尋找現實的緣由，找到有益於現實的價值，吸取歷史的智慧、經驗和啟示，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現實，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將歷史視為“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3頁。），單純地堆積史料，簡單地敘述史實。

因此，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堅持現實思考，就必須科學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認清時代的基本特征、發展方向、主要矛盾﹔科學認識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了解現階段的基本國情、主要目標和根本任務﹔科學認識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把握黨的性質、宗旨、肩負的責任與使命，以及黨組織狀況的新發展、新變化、新特點。在正確認識和把握世情、國情、黨情深刻變化的基礎上，提出具有時代價值的、需要作出歷史性解答的課題。在新形勢下，我們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我們黨身處復雜多變的世界環境中，肩負著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富裕的歷史重任，面臨著長期執政的考驗。現實提出的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怎樣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怎樣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進一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黨史研究要重點圍繞這些重大問題，總結新的歷史經驗，提供新的歷史借鑒，作出新的應有貢獻。

第二，現實思考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站在時代的高度挖掘歷史的現實意義。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不斷深入、不斷發展的，歷史的演進、現實條件的變化，使突破和發展原有的認識既有需要也成為可能。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史學工作者努力站在時代的高度，不斷進行后浪推前浪式的研究，才給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營養。

站在時代的高度研究中共黨史，就是要站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成果的理論高度，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高度，站在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戰略高度，站在現代科技手段條件的高度，借鑒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切可以借鑒的理論和方法，對歷史作出新的科學解釋。隻有這樣，黨史事件和人物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意蘊、歷史智慧和歷史的本質、規律才會顯現出來，對現實發生重要的借鑒作用。這是歷史客體的豐富內涵與現實需要有機結合的結果。高度決定視野，眼界決定境界。隻有與時俱進地站在時代的高度，用最新的理論素養、思想水准、文化情懷、學術眼界和科技手段研究黨史，才能“一覽眾山小”，使黨史研究的生命之樹長青。

第三，現實是歷史的結果，又是未來的先兆，現實思考要從“結果”的緣由中尋找前行的路標。從現實需要中提出研究課題，再從現實存在的線索入手展開對歷史的研究，這是一種“從后思索”的研究方法，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來的。現實是歷史的延伸拓展。歷史盡管已經過去，但並非煙消雲散、與現實毫無關系，而是以一種更成熟或濃縮、變形的形式存在於現實之中。因此，現實是認識歷史的一把鑰匙，就像“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6頁。）。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質及其秘密時指出：“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復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5—756頁。）他進一步指出：“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採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頁。）這就是馬克思的“從后思索”法，從對現實的認識開始認識歷史。

同時，現實又是未來的起點。現實既以濃縮的形式包含著過去，又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包含著未來。馬克思指出：“如果說一方面資產階級前的階段表現為僅僅是歷史的，即已經被揚棄的前提，那麼，現在的生產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自身，從而正在為新社會制度創造歷史前提的生產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3頁。）因此，從現實社會出發去考察過去的歷史，“這種正確的考察同樣會得出預示著生產關系的現代形式被揚棄之點，從而預示著未來的先兆，變易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3頁。）。這說明，馬克思的“從后思索”法，不僅是面向過去的，也是面向未來的。正確地理解和把握現實，就不僅能合理地說明過去，也能夠科學地預見未來。

第四，現實思考重在尋找歷史的智慧和啟示。以史鑒今、述往思來，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管子雲：“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司馬遷說自己著《史記》，是為了“述往事，思來者”，“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史記》的產生，適應了漢朝加強中央集權、建立統一大帝國的客觀需要。司馬光說自己寫《資治通鑒》的目的，是“鑒前世之盛衰，考當今之得失”，也是面對宋朝當時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為加強皇權統治而服務的。總之，這些都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努力從過往的歷史中尋找有益於現實的智慧。

我們黨歷來強調黨史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基本屬性，注重黨史研究的現實性品格，總是從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現實需要出發，對歷史進行研究和總結，從對歷史規律的不斷認識和把握中找到前進的正確方向、道路與經驗，不斷開辟未來發展的新境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多次系統研究和全面學習黨的歷史，並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兩個歷史問題決議的形成。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鄧小平多次提出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目的是通過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得失成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努力尋找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1985年4月，他說：“從建國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績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說都是成功的……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頁。）因此，當時迫切需要全面深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史的研究。而這次深入研究，對鄧小平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我們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發展成就，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問題、困難和挑戰，需要加以有力應對﹔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在日新月異的發展中有大量新鮮經驗需要總結，理論上需要對新的實踐和新的經驗進行概括，工作上更需要新的理論指導。因此，黨史研究重點必須轉移到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上來。

總之，現實思考是站在現實的立場上去重新回望歷史，從現實的要求去重新思考歷史，從而發現歷史嶄新的一面，發掘歷史新的意義，尋找歷史新的價值，進而在對歷史和現實的認識升華中把握未來，開辟前進的道路。這就是現實思考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