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中共上海區委的城市支部研究【2】

四、支部存在的問題及針對性改造

黨支部隻有搞好以組織力為中心的自身建設，才能影響群眾。但從上海區委的往來文件看，城市支部尚存在不少問題。

成員對組織的忠誠度和參與度是組織力的決定性因素。根據相關資料，滬區黨員加入支部后，整體上對組織的忠誠度和參與度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工人和學生的階級意識不強。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同鄉會、幫會等組織在工人中有重要影響，不少工人既是黨員又是幫會中人（〔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第101—102頁。）。區委發現，許多黨員不是因階級信仰而入黨，而是因為同鄉、幫會兄弟姐妹中的黨員介紹才加入組織。這樣建立的組織並不穩定，如果介紹人與組織脫離關系，他所介紹的同志常常會步其后塵。許多工人支部黨員之間的關系靠幫派和姊妹關系維持。不少同志“幫口”“姊妹”“兄弟”觀念很深，對幫會的忠誠度高於對黨的忠誠，他們“隻知有幫派或姊妹們的情誼，而不知有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18頁。）。在此情況下，黨員必然與組織疏遠，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為何種團體之黨員”（《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81頁。）。

同時，以感情發展黨員的同志介紹完熟人后發展組織的能力迅速下降，支部很難進一步擴大。這點在外埠表現得更為明顯，外埠黨支部多集中於某個區域，支部內的人際關系較為簡單。如南京地委認為浦口第三支部建設得不錯，書記趙文秀對黨的信仰堅固，但該支部黨員“皆系工程處工友”，發展同志成績較差，在1926年4月至6月革命形勢高漲的情況下，竟沒有發展一名黨員（《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172頁。）。南京團組織建立時多是安徽人，於是安徽人便介紹安徽人，到1926年春“安徽人還是獨多”。地委認定南京黨團組織“還不能打出宗法關系及地域關系，而在實際斗爭上與一切民眾接近”，並要求支部調查黨員的“擴大組織力”。（《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161、163頁。）

階級意識不入腦，黨規定的同志關系便難形成。在學校內，有固定的師生、學長和學弟的關系構成系統，使得組織關系難以貫徹。如南京學生支部高年級學生有“元老習氣”，輕視低年級學生，導致普遍對黨務“毫無興趣”（《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170頁。）。寧波地委的知識分子支部因有“小資產階級”脾氣，認為在支部內就是書記的“屬下人”，對支部命令並不看重（《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178頁。）。上述情況使很多支部內部形成各式派別，甚至“互相傾軋”（《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183頁。）。

黨員參加支部會也不積極。區委幾乎每次給部委和支部的通知都強調開會，但情況總不讓人滿意。區委在1926年5月發現，“數月不曾開會之支部，數月不曾到會之黨員”，“累累皆然”（《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81—182頁。）。這種情況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后都沒有明顯好轉。不開會的理由多為天氣不佳、支書忙、未及組織等。區委批評這些支部只是跟隨革命形勢，是“尾巴主義者”（《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72頁。）。甚至有些支部一直不開會，隻能解散。

支部會難開的原因主要有會多、會場難找和黨員不願參會等。機構健全的支部一周內如果大小會全開，可能支書每天都有會，甚至一天要開幾個會。這對整天為生計奔波的下層群體而言無疑是一種負擔。會場難找也一直是各支部不能按要求開會的理由之一。上海黨處於秘密狀態，支部會須在較能保密的地方開，而黨員沒有固定住所和群居者較多，找會場自然成為難題。無錫獨支一次開會選在工友家裡，但和他同住的人很多，“隻好任他們旁聽”。第二次恰逢中秋節，“開會的地點難極了！”最終選在廟裡，“可是燒香的來了！來玩的都來了！無法隻好回到工房裡去！”（《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369、371頁。）黨員不願參會的原因又分好多種，其中很多黨員認為參會佔用自己的時間。隨著北伐日益推進，北洋政府加大了鎮壓群眾運動的力度，一些黨員因害怕而拒絕參會。開會對黨員來說缺乏吸引力也是重要原因。支部會十有八九是政治報告，支書往往機械地向黨員做報告，難引起聽眾的興趣。普通工人對宏大主題和對他們來說繞來繞去的“階級斗爭”、各種“主義”、“剩余價值”等抽象概念，以及眾多拗口的外國人名字，並不感興趣。上海紗廠支部的黨員有些不耐煩，問道：“開會有啥個道理？”（《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第415頁。）每次支部會開得時間也長，一般達四五個小時。團廣東區委發現，支部會用時過長，導致“同志心裡真是耐煩的了不得，結果不特一無所得，而且下次會議，或托故不出席了”（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5頁。）。這種情況在滬區也廣泛存在。各支部普遍反映黨員對開會“無興趣”。區委多次動員各部委（地委）想方設法使支部會有趣味，團浦東部委甚至索性安排各支部開會討論“怎樣使開會有興趣”（《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第330頁。）。

會開得不好直接導致支部難以正常運轉。首先，機構健全的支部比較少見。雖然上級規定由干事會負責分配支部成員工作，但整個大革命時期，各支部成立干事會的並不多。團小沙渡部委有18個支部，僅三個支部有干事會，且隻有一個干事會開過會（《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第283頁。）。成立黨小組的支部更少。其次，眾多黨員很少參與組織工作。黨分配給支部的工作多直接布置給支書，而大多數支書不能將任務有效地指派給黨員，因而經常造成隻有支書或支干在工作的情況，影響了整個支部的效能。再次，支部紀律難以貫徹。如南京地委要求各支部強制讓黨員推銷黨報若干份，而不識字的黨員自身不買，身邊也少有識字的親友，推銷報紙對於他們成了難以完成的任務。上級不便展開處罰，隻能不了了之。滬區調查發現，寧波地委曾把《向導》堆積在室內，而不設法推銷，隻得予以書面批評（《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75頁。）。

支干是支部的核心，但能勝任者不多。雖經常接受政治教育，支書在實際工作中卻常做危害整體利益的事。1926年夏，杭州、南京等地的干部在動員工人參加運動時，常許諾“你們如因此次風潮而失業，我們可介紹你們到上海區委，給予工作，或派到廣東及莫斯科去”（《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17頁。），間接造成兩地冒險主義抬頭，以致失業工人聚集到上海區委所在地，使區委非常被動。有時為邀功，工廠支部上交的報告常夸大其詞，出現問題時又推脫責任（參見《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78頁。）。區委評價各支部“每次對於上級機關之報告，則臨時敷衍，隨意欺騙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82頁。），使上級不能掌握真實情況，這也是區委要求支部多交統計表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支書為獲得發展黨員的獎勵，竟不擇手段。南京地委下關區的兩個支書為了爭奪黨員到自己支部，發生了多人參加的械斗（《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193頁。），嚴重影響黨組織在當地的形象。因上級把支部當成“核心”，支書手中均存有一些區委重要文件，如果外泄將產生嚴重后果。團上大支書郭肇唐在1925年秋赴莫斯科留學時，竟將團的刊物、通告等文件裹在一起隨意拋棄，幸被一名團員撿到，團地委決定給予其留團查看處分（《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第164頁。）。此外，區委認為黨費關系黨的紀律，但各支部的征收情況也不盡如人意，“各地大多數未曾征收過”。

面對上述問題，1926年7月，上海區委批評所屬各級黨部工作“渙散鬆懈”，決定對支部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造（《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72、273頁。）。區委認為，加強支部組織力建設的關鍵是提高黨員的參與度，主要方法是實行民主選舉。區委把支干的任命權下放給支部，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提高黨員的主人翁意識和參與感。部委（地委）則由轄區各支部選舉產生，使黨員對整個組織系統“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觀念”。區委還決定進一步擴大選舉，召開全區代表大會改選區執委。（《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141—142頁。）此外，為使支部關心整個黨工作，消除其對上級的畏懼感，區委要求各支部經常批評上級部門的工作，以強化黨員對組織的認同。滬區同時規定嚴格執行“一切工作歸支部”，無論什麼問題都要經過支部討論，黨的任何決策，都要在支部中報告，由支部直接在群眾中起作用，不再由上級越俎代庖。

對鞏固和發展黨員，上海區委要求黨員摒棄親情、同鄉、幫會等對組織的牽絆，心存階級觀念，忠誠於黨和組織，並在工作學習中發展工友、同學等本階級的人，使黨員“不是加入他所要好的朋友或幫口姊妹們以感情相聯絡的黨，才能使黨有真正的基礎”，最終讓加入組織者是因信賴組織而入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19頁。）。但此項工作到大革命結束時仍未見到明顯效果。

在支部訓練方面，重點調整開會的內容。區委要求各支部應“多討論各種切身利害的問題”。工廠支部“應討論如何對付工賊與走狗的破壞，如何對付資本家的壓迫，如何准備罷工與罷工后錯誤的批評，如何組織發展工會”﹔學校支部則“討論如何驅逐或對付腐敗的教職員，如何促醒右傾的學生分子，如何改善學校教科，如何組織或影響學生會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17頁。）大的政治問題仍要講，但不再佔大部分的時間，以提高黨員的參會興趣。

五、支部與工人三次武裝起義

革命實踐能檢驗支部工作成效。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是滬區進行支部改造后最重要的革命活動，其對支部的意義不言而喻。1926年夏，上海區委為迎接北伐，在小沙渡地區發動了一場罷工，這是三次武裝起義前中共發動的重要群眾運動，區委對支部組織動員工人的工作寄予厚望。趙世炎、項英等人在罷工前專門與小沙渡部委“許多支部書記談話”，商討罷工策略（《羅亦農文集》，第399頁。）。滬區還專門成立了罷工總指揮處。罷工從8月20日開始，共持續28天，2.6萬余人參加。但區委認為這場運動是失敗的，主要是“黨的系統”沒起作用。運動由罷總發號施令，無形中取消了部委。沒了上級，“支部等於滅亡了”，致使整個運動“幾乎看不見還有黨的存在”，“黨的群眾的組織完全消滅”，“同志可以不要支部，支部可以不要部委”。（《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62頁。）陳獨秀也認為此次運動暴露了黨動員工人能力的不足，指示滬區要整頓支部（參見《羅亦農文集》，第403頁。）。區委規定，以后群眾運動不再設類似的總指揮處，強調發動群眾運動時，區委指導部委，部委指揮支部，完全依照“黨的系統”去指揮（《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64頁。）。

中共認為起義成功的希望“一由上總（即上海總工會——引者注）管領，一應在以黨為中心”（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2頁。）。黨制定工運路線，由支部在基層組織動員工人參加革命。但從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過程看，支部一直沒有達到黨的期望。雖然在1926年秋，杭州的60名黨員發動了1000名群眾參與罷工，工人支部“總算起了相當的作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403頁。），但這種閃光時刻畢竟太少。第一次武裝起義前夕，區委發現各地黨組織仍“形同虛設”，“沒有一個真正的布爾雪維克的支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416頁。）。依靠支部組織罷工、發動起義顯然不可能。該次起義在1926年10月23日舉行，以單純的武裝暴動為形式，主要由工人糾察隊執行。支部在此次運動中沒有起到配合作用，“各支部同志對黨不信任，覺無實力”，運動開始后，不少支部迅速流傳警察要抓黨員的謠言（《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3頁。）。第二次武裝起義於1927年2月中旬開始，發動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支部主要負責對工人鼓動宣傳，任務完成得也不算好。起義被鎮壓后，法租界“好幾個支部找不到”，引翔港部委開支書聯席會，“隻到兩人”，浦東部委的支部會已“無法召集”，隻能採用個別談話（《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38、139、161頁。）。第一次、第二次武裝起義后，上海區委都提出要整頓支部，使其真正發揮作用，但效果均不理想。支部在三次武裝起義中反而呈更加渙散之勢。1927年3月初，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夕，滬區發現黨的支部仍隻有少數能夠照常維持、發揮作用，“有些支部簡直行﹝形﹞同解散，支部同志找不著支部書記，支部書記召集不攏所屬的同志”（《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48頁。）。此次起義后，區委甚至發現“很多部委及支部不知道自己所屬的同志數量”，黨員數目“只是憑部委、憑支部的空口報告，這是很夸大很欺騙的現象”（《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41頁。）。滬區公告和區委領導人常流露出對支部工作的失望之意。

同時，黨員在上海工人、學生總人數中佔比太低，難以對群眾產生影響。市區支部在重要工廠、學校等機關的普及率稍高，但黨員佔總人數的比例仍然很低。如浦東在1927年初有2萬名工人，中共在祥生鐵廠、公益紗廠、碼頭和英煙第一、第二、第三廠設有6個支部，共204名黨員，黨員佔工人總數的1%（《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198頁。）。外埠大單位內黨員佔比同樣不高，如1926年8月，寧波東門支部所在地有店員1000人，黨員卻隻有5人﹔小單位如錫箔工廠雖有黨員有12人，佔工人總數的12%（《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225頁。），但由於總數很小，黨員的高比例有一定偶然因素。加上黨處於不公開狀態，黨支部成為群眾核心的目標難以實現。根據上海區委在1927年3月中旬的統計，上海市能起作用的黨員超過300人，但“真能在群眾中活動的，不過三分之一”，這些人多數是工會中人。多數支部“終是躲避群眾，保守秘密時代的行動，不肯到群眾裡面去活動，純全是小團體的習氣”。（《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37頁。）

中共組織工人罷工和武裝起義不得不依仗工會。上海總工會受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領導，能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但上總也存在基層與上層脫節的現象。上總把上海分為數個工業區，負責人是組織員，由其組織聯絡各行業工會和工廠工會，成為各工會的實際領導者。組織員黨性不高，多與幫會存在聯系，在工運中常以撈取物質利益為目標，有很強的投機性。滬區發現小沙渡罷工中工人領袖“可以說毫無表現”，“揩油”“要錢”的很多，有的甚至要錢不遂便威脅罷總領導人要向巡捕房告密（《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57—358頁。）。區委認為“組織員制是少數人包辦工會”，應予消滅，規定工人區域之職工運動由黨部委負責，部委書記就是上總代表，工廠支部應真正領導廠工會《（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79、387頁。）。但此項目標未能實現。中共“大規模地發動工人還必須依靠國民黨和幫會的合作”（〔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第107頁。）。上總和幫會、資本家有聯系，甚至一些黨的工運領袖為方便工作也加入幫會。由於工會動員和組織群眾卓有成效，改組工會的工作一直沒能進行，組織員制度也沒能取消。第二次、第三次武裝起義都設立了罷工總同盟，工會的組織員在動員群眾時依舊起重要作用。工會與工人的利益直接相關，而且還夾雜著幫會認同及同鄉觀念，工人實際上“隻相信上總”，對“部委與支部的信仰不能好”（《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44頁。）。第二次武裝起義被鎮壓后，工人都找上總解決失業、撫恤等問題。楊樹浦的一些工人紛紛找組織員，組織員們都不敢開門（《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38頁。）。這也間接証明上總在工人中的影響力。

區委領導人也明白資本家和幫會“左”“右”搖擺不定。有學者認為中共當時彈性利用“階級分析”，把能參加革命的資本家視為“資產階級左派”（參見馮筱才：《“左”“右”之間：北伐前后虞洽卿與中共的合作與分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實際上，上海區委此舉更多出於迫不得已。如第一次武裝起義時，滬區和國民黨中央駐上海特派員鈕永建約定雙方分別帶350人和1000多人。但滬區實際隻來了200人，鈕永建也僅派100余人。不到400人的隊伍在徐家匯等處“一聞槍聲，馬上就跑”。許多由組織員推薦上來參加暴動的糾察隊員在暴動前卻找不到了。羅亦農評價該次暴動“結果是大笑話”。（《羅亦農文集》，第146—147頁。）但上海區委更明白革命潮流來之不易，所以才在第二次、第三次武裝起義中不斷地靈活利用幫會勢力和大資本家的力量。當時常在廣州的瞿秋白對上海的情況並不十分了解，他於第二次武裝起義后指責滬區在工人罷工后不進一步領導鼓動群眾，對“大資產階級之各派鈕鐵﹝惕﹞生、楊杏佛、虞洽卿、王曉籟則費盡心力談判，而且僅僅談判，僅僅利用各派之間之暫時沖突，或僅僅接洽商總聯會首領”。他指責上海區委執行的是“賣階級的策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55頁。）瞿秋白對工人的“階級性”估計得過於樂觀，不理解滬區的困境。

六、結論

大革命時期，中共試圖把城市革命引入上海。滬區黨提高支部組織力的諸多努力背后，均有俄共（布）經驗發揮影響，區委領導人羅亦農、趙世炎、庄文恭、尹寬等更是直接來自旅莫支部。滬區黨組織建設以階級劃線，強調黨員對“主義”有信仰，對組織要忠誠。但在20年代，上海地區工人的階級意識並不清晰，工人黨員對黨也多是一知半解，多數黨員對幫會、同鄉會、姊妹等“封建關系”的忠誠度仍高於對黨組織的忠誠度。眾多黨支部在組織運行和革命實踐上均存在不少問題，上海區委甚至難以找到內部機構健全、能夠按時開會和上交工作報告的支部，未能達到組織建設的目標，支部最終也沒能勝任黨所賦予的成為“黨在群眾中的核心”的任務。中共對城市支部的重視與城市革命路線緊密相連。滬區要求支部做群眾引領者和城市革命的推動者，但從實際效果和區委對支部的評價看，多數支部只是跟隨革命，成為“尾巴主義者”。趙世炎感嘆：“群眾的革命潮流高漲，而我們在后面追趕”（《趙世炎文集》，第565頁。）。此情況與中共以支部帶動革命的目標相差甚遠，也折射出中共城市革命的歷史境遇。

盡管如此，在建黨之初的困難情況下，中共仍不懈地把支部工作和基層組織的政治工作置於最重要的位置。這在當時各政黨中絕無僅有，也使中共把握住了領導革命前進的鑰匙。中共是一個“主義”篤定、目標遠大的政黨，並不因一時挫折而改變工作方向。高橋伸夫和王奇生對二三十年代華中、廣東等地區，以及李裡峰對抗戰時期山東革命根據地的研究，均揭示出中共基層黨組織在運行實態上呈現與本文所述相似的困境（參見〔日〕高橋伸夫：《中國共產黨の組織と社會——河南省，1927—1929年》，《法學研究》（東京）第70卷第6號，1997年5月﹔〔日〕高橋伸夫：《根據地における黨と農民：鄂豫皖根據地，1931—1934》，《東瀛求索》（東京）第11號，2000年4月﹔王奇生：《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李裡峰：《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支部研究——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例》，《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8期。）。但這也恰恰反映出，無論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極困難時期，還是在抗戰期間發展壯大的關鍵時期，中共均一如既往地重視基層黨組織建設，爭取做到以基層組織動員群眾。而大革命時期支部建設的經驗也一直影響著此后的基層黨組織建設。此前確立的支部組織架構，以及會議、匯報、巡查、總結、檢查、調查統計等支部工作制度在大革命后一直沿用，只是在具體實踐上呈現差別面相，體現了支部工作制度的科學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同時，中共也不拘泥於形式，在大革命后不斷調整基層黨組織建設思路。如抗戰時期黨不再硬性規定以階級成分作為吸收和發展黨員的標准，而是在堅持以農民、工人為主體的前提下，有條件地吸收地主和商人入黨，以更充分地調動抗戰力量，建立並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述歷程表明，中共具有既堅持原則又能因時應變、順勢而為的可貴品質。這也是中共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的關鍵因素。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組織制度研究”（15XNH066）的階段性成果。原載於《中共黨史研究》，有刪節。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3級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