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中共上海區委的城市支部研究

作者:孫會修    發布時間:2016-03-31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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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革命時期,中共上海區委將支部建設視為組織工作的核心,支部數量得以迅速增加。但由於工人的階級意識不清,對黨的忠誠度相對不高,盡管區委著力加強組織力建設,效果卻並不理想,甚至難以找到能夠按時開會和上交工作報告的支部。在支部未能成為群眾核心的情況下,滬區在革命活動中不得不尋求與資本家、幫會合作。上海區委城市支部的命運折射出中共城市革命的歷史境遇,但中共在大革命后一如既往地重視基層黨組織建設,最終走向成功。

關鍵詞:大革命﹔中共上海區委﹔城市支部﹔組織力建設﹔城市革命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革命活動,參與群眾多且影響大,第二次、第三次武裝起義中依總同盟罷工命令參加罷工的工人均超過30萬人,最終建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學界既有研究認為,大資產階級幫忙及與幫會合作是起義得以進行的關鍵因素(關於資產階級與三次武裝起義關系的研究,參見徐剛:《共產國際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黨史與黨建》2001年第9期﹔金立人:《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新考——紀念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75周年》,《上海黨史與黨建》2002年第3期﹔馮筱才:《“左”“右”之間:北伐前后虞洽卿與中共的合作與分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等等。)。資本家有資金有名望,中共積極爭取,尚可理解。但幫會在列寧主義政黨看來,屬“流氓無產階級”“封建渣滓”,是黨的敵人。中共為何違背理念選擇與之合作,有時甚至求助於對方?已有研究有的將其歸結為黨靈活利用幫會勢力(參見周建超:《大革命時期中共關於城市幫會工作的政策與策略》,《黨史研究與教學》2001年第3期﹔衣明玉:《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與上海青幫》,《蘭台世界》2006年第2期。),有的則強調幫會勢力在上海一向龐大,不得不為之(參見〔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4—107頁。)。這些研究易使人認為中共認可並在順應幫會這種發動工人的方式,而這顯然有悖於黨的理論追求。

中共自建立之初便有改造中國的抱負,大革命時期,黨把“工會組織問題”視作“黨的中心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8頁。),致力於用階級意識動員群眾。而幫會對其成員的動員以認同和忠誠為基礎,與階級動員有本質不同。黨在實踐中也意識到“封建性”的動員方式不利於革命的健康發展:“在五卅運動中黨部與工會的關系不密切,而黨團又不起作用”,致使工會中的負責人無法系統工作,“許多工會的辦事人大半為少數流氓及職員所充當,致常有反動的行為而妨礙工會的工作”。這使得在工人中“消滅各幫同鄉觀念”顯得尤為迫切。中共認為,根本方法應是“盡量在工人區域中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並當建筑黨與工會之親密關系”。(中華全國總工會編:《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112、113、114頁。)具體手段則是建設黨支部,“經過本黨的工廠支部去影響廣大的工人群眾”(《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197頁。),以黨的組織力實現革命動員目標。五卅運動后,中共視支部為組織工作的核心,上海區委組織部主任趙世炎甚至斷言,支部建設成功與否決定著中共實現布爾什維克化的成敗,“沒有社會中各種支部之存在,我們便可以說,我們的黨就不算存在”(《趙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6頁。)。青年團當時也循此認識進行支部建設。

目前學界並無對大革命時期中共黨支部的專門研究。之所以如此,正如李裡峰所言:“目前黨史學界關於基層黨支部運行實態的研究仍然較為薄弱。”(李裡峰:《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支部研究——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例》,《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8期。)上海是中共的發源地,大革命時期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黨組織的發展對中共在全國的事業有重要影響。中共當時實行城市革命路線,上海又是全國工運的中心,黨需要充分地組織動員工人和學生,所以上海區委尤為重視支部工作。鑒於上述情況,本文擬以中共上海區委為中心,兼及其下屬的團上海地委大革命時期,青年團“黨化”問題較突出,黨與團在組織形式、工作任務、教育培訓、發動群眾等方面同質化明顯,導致“S.Y.的工作和黨的工作未能分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40頁)。從當時上海區委的文件來看,不少地方組織匯報工作時常把黨團工作放在一起,青年團“黨化”、黨團不分之程度可窺一斑。到大革命結束時,黨團分化的工作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完成。),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1986年至1988年間編印)為主體資料,對中共的城市支部運行進行考察,以期從基層視角了解大革命時期黨組織的運行狀況,透視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背景下之工運實態,從而推動中共組織史和大革命時期黨史的研究。

一、上海區委及其支部成員構成

上海黨組織最早即以支部的形式存在。1921年12月,中共上海支部改組為上海地委。此后至大革命結束前,上海的中共組織發展歷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為中共上海地執委兼中共上海區執委階段,徐梅坤、鄧中夏、王荷波先后任委員長﹔1924年4月至次年8月為中共上海地執委階段,庄文恭任委員長﹔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為中共上海區執委階段,尹寬、王一飛、羅亦農先后擔任書記。(《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263、264、265頁。)從庄文恭開始,滬區黨組織領導人均為旅莫支部歸國干部。大革命時期,中共上海組織常被稱為上海區委或滬區,江蘇、浙江黨組織也受其管轄。

中共在大革命前一直把支部當成黨的地方分部。中共二大首次制定黨章,規定黨在某單位“凡有黨員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組,每組公推一人為組長,隸屬地方支部”,歸區執委管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93頁。)。獨立支部和旅莫、旅歐支部等歸中央直管。黨小組此間一般在工廠、學校、礦山、鐵路等部門存在。中共是工人階級政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認為組織應群眾化,而發展支部是實現此目標的重要手段。1925年2月,中共四大通過的《對於組織問題之議決案》提出,“黨的基本組織,應是以產業和機關為單位的支部組織,至於在小手工業者和商工業的辦事人中,不能以機關為單位組織支部時,則可以地域為標准”。為加大力度擴展組織,四大還規定,“‘有五人以上可組織一小組’,應改為‘有三人以上即可組織支部’”,降低了成立支部的門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380、381頁。)

1924年下半年,上海區委在滬寧兩地設立上海大學、商務印書館、虹口、吳淞、西門、法租界、南京、浦鎮八個黨小組,另在杭州、紹興、寧波設立黨支部。滬區黨員人數在中共四大后迅速增加,1925年5月區委實有黨員297名,到當年9月有1080人,而到次年9月已達2065人。隨著北伐向江浙推進,1927年1月已有黨員4602人,到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夕,更是驟增至8000人。(參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第264—267頁。)區委同時規定:“一切同志歸支部”(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內部資料,1986年,第369頁。)。在此背景下,滬區支部數量得以迅速增加。

滬區黨支部大致分兩種:一是按產業或職業劃分的支部。包括工廠支部、鐵路支部、輪船支部、學校支部、商人支部、店員支部等﹔另一種是依區域形式或按城市街道劃分的支部。因第一種支部具有更強的組織動員功能,所以按產業或機關劃分支部是滬區組建支部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形式(參見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內部資料,1988年,第78頁。)。中共此時並不重視農村地區,黨在農村難以成村連片地發展,使得黨員“散居鄉間各地不能成支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278頁。),也使全國黨、團支部以城市為主。長三角地區相對發達,城市支部在上海區委的比例更高。滬區在農村地區主要以黨小組的形式存在,即使有農村支部的地方,也多建立在大的市鎮,且多為職業支部。如1926年7月建立的余姚坎鎮支部,三名黨員全在鹽場,又稱鹽場支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第293頁。)。

滬區支部的組成形式多樣。普通支部佔大多數,還有部分獨立支部。此外,為應對特殊情況,上海區委常組建一些臨時支部。1926年夏,因暑假的關系,寧波地委多個學生和教員支部均被取消,地委在聚集黨員三人以上的地方組建了三個臨時支部(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內部資料,1988年,第168頁。)。學校支部常依此法靈活調整。同年10月,上海區委將30名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黨員分成三組,組長組成干事會,在旅途中執行臨時黨支部的職能(《羅亦農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頁。)。有時因地方組織剛剛成立,滬區還設有黨團混合支部,如存在於1925年1月至5月的無錫黨團混合支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第286頁。)。

1925年5月至1927年3月上海區委黨員和支部統計表(略)

從上表可以看出,不論黨員數量增長快慢如何,滬區黨支部人數1924年至1927年大致在15人左右。這一規模適合精細化管理。須指出,表格隻能反映平均數,滬區黨支部人數實際差別較大。在市內,上海大學獨立支部人數最多,1926年4月即有61人。成立於1926年1月的先施公司獨立支部則隻有四名黨員,人數僅高於建立支部標准,該獨支后被改為普支。(《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第284頁。)外埠支部亦是如此。1926年7月,外埠15個獨支中,無錫、蘇州、徐州、宿縣、溫州五處發展較好,“其余十個獨支,不過是三五個同志所集合的小支部而已,沒有多大工作可言”(《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68—269頁。)。勉強多於三人的普通支部也不在少數。

從支部成員的社會成分看,工人是主要組成人群,學生次之。上海區委組織部1925年9月統計,工人黨員佔黨員總數的78.5%,學生佔8%,自由職業者為11.8%(《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41頁。)。考慮到相關數據為平均數,上海市工人佔比要高於此數,外埠工人佔比則略低。寧波地委組織部1926年11月統計,該地共有15個支部、240名黨員,工人佔51.7%,知識分子(學生、教師)佔23.3%(《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402頁。)。從性別上看,男性在各支部佔大多數。團支部中的女性佔比稍高一點,但男女比例仍然極為懸殊。團南京地委1926年1月有83名團員,僅1人為女性(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9,內部資料,1986年,第132頁。)。

知識水平不高是當時滬區黨員的普遍狀況。上海工人主要是來自於華北及江南各地的貧苦農民(〔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第53頁。),是一代或二代移民,受過教育的很少。南京、杭州等地的工人則多來源於周邊鄉村,文化水平也較低。從當時工人支部的工作報告看,教黨員識字是較普遍的支部工作。1925年11月,南京地委共有黨員67人,不識字者33人,佔49.2%,其余34人能看書報(《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23頁。)——實際上,黨員能看的書報也較簡單。整體知識水平相對較高的團員亦如此。團曹家渡部委1926年春發現,部委所屬10個支部、177名團員一次隻能銷售20余份理論性較強的《中國青年》《向導》,但能讀兩雜志的僅10余人,余下的推銷給外人。而圖畫較多的“《五日刊》,《牆報》最受歡迎”,每期能銷售300余份。(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內部資料,1986年,第321頁。)黨員的知識水平決定著黨內教育的方式和內容,也影響著黨的群眾動員方式和效能。

二、上級對支部的管理及其組織形態

1926年初,中共中央發出《支部的組織及其進行的計劃》通知,強調支部為黨的基本組織,是黨員與黨發生關系的基本載體和發展黨員的工具,支部組織得好壞決定著黨組織堅固與否,“支部是黨在群眾中的核心”,黨的一切政策和計劃,要經過支部才能實現(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611—612頁。)。中央要求各地組織要“下沉”,做到“一切工作歸支部”。黨小組相對鬆散,“分部”不夠獨立,都不為中央樂見。趙世炎強調,要破除之前把支部當成“分部”的認識,樹立支部是“核心”的觀念,這也是重視基層組織獨立生存能力之表現,“假使環境的壓迫加嚴,上級黨部偶失其活動地位時,則黨的勢力即可完全消滅,豈不是很危險的一件事麼?”(《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15頁。)陳獨秀對上海黨的工作極為重視,要求滬區成為“全黨的模范區”,他還專門就區委如何建設支部做了具體指示(參見《羅亦農文集》,第392頁。)。滬區在貫徹支部工作的決議方面也極為認真,要求各支部至少用兩次會議的時間,詳細解釋(《支部的組織及其進行的計劃》《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25頁。)。

組織力是支部建設的核心,其關鍵是上級對支部的有效管理。支部的上級前后有變化。滬區最初組建支部時,各支部均直屬上海地執委。支部增多后,直管已不能應付。區委遂於1925年8月在楊樹浦、引翔港、浦東、小沙渡、曹家渡五個工業區分別建立支部聯合干事會,管理50個支部。另外,店員聯合會支部、印刷工人聯合會支部等行業支部和商務印書館支部等重點支部歸區委直轄。1925年7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可在支部較多的大工業區內,按區域設立部委。10月,上海區委在支聯會建制的基礎上於市內設立七個部委。各部委一般管理10個以上支部,滬東部委最多時曾管轄37個支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第281頁。)。重點支部則改為獨支,由區委直轄。外埠的獨支亦直屬區委,普支則由地委或其所屬部委管理。普支發展較好的可以升為獨支,再進一步則升為地執委。以徐州黨組織為例,1926年3月,徐州特別支部隸屬上海區執委,4月升級為獨支,不久又改為徐州地委,原五個黨小組直接改為五個支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第289頁。)。團的支部也大致遵循黨支部的模式管理。

在支部內的機構設置方面,區委規定支部內應設有書記、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和婦女委員等。滬區在1926年6月規定工廠的工會要建立黨團,受部委領導,其書記任所在工廠支部職工干事。為使黨的組織行動統一,成為“戰斗的軍隊”,區委決定對支部實行“相對的集權獨裁制”:支部書記“必須由部委指定”。假如上級組織認為支部干部不能勝任,可隨時予以替換、調動。支部如滿十人,須成立干事會。干事會直接面對群眾,負責分配一切工作,被認為是支部內最重要的組織,“干事會組織得不好,支部必不能起很好的作用”。干事會下設小組,支部滿十人即可分為兩個小組,每小組設一組長,由干事會召集支部組長會議。小組主要負責黨員的培訓學習。(《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15—216頁。)

為實現對支部的有效管理,中央強調,上級應是支部的“監護者”,“對支部一切工作和發展狀況,當嚴密的監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35頁。)。滬區呈扁平化的組織結構,在區委—部委(地委)—支部的三級結構中,部委是支部的直接上級,“管理全區域的所有工作”(《羅亦農文集》,第128頁。)。區委與部委的溝通最為順暢,上傳下達均能有效進行。而支部干部政治素質低,專業化程度不高,與上級溝通存在困難。上級多採用從上到下的方式保持信息溝通。如五卅運動后,區委要求各部委注意分配一名有得力經驗的同志,就近指導各支部在該機關內如何發展黨組織及本支部政治工作(《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53頁。)。滬區規定,各部委每月應開一次到兩次所屬支部的代表大會,區委派人出席做報告。大的支部開代表會,以及小的支部開全體大會,部委都應派人參加。(《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20—221頁。)區委還“派人隨時到各部委考核支部組織實況與支部工作人員分配及成績”(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印:《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內部資料,1986年,第285頁。)。區委委員等也常到支部調查走訪,以消除信息隔閡。1926年7月,羅亦農專門到“開會者很少,支部會開不成”的上海郵務支部召開支部會,並到郵務工人中調查情況。他還於該月下旬和趙世炎用五天的時間,召開滬區各個部委所屬黨支部會,了解各個支部的情況(參見《羅亦農文集》,第396頁。)。

上級的監護客觀上干預甚至包辦了支部工作,進而影響支部與上級的溝通。支書與黨員之間多有隔膜,互相不了解的情況同樣並不鮮見。以遞交統計報告為例,1925年7月,上海區委通知各級黨組織,應每兩周填送主要面向支部的報告表一次(《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84頁。)。但到8月,區委發現第一批發出表格41張,按時寄到的隻有5張,5張遲到,其余31張未寄到。第二批則總共收到5張。外埠組織兩批共寄來2張。(《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20頁。)支書工作不積極是原因之一,其對支部內外情況不熟悉亦是重要原因。滬區在當年9月做出規定:“以后上海各級黨部,如在本月份開始五天以內,外埠各級黨部如十天以內,不將上月份的各項詳細報告做好繳到樞蔚﹝委﹞者,即停發該黨部本月份經費”(《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74頁。)。經過此次整頓,遞交報告情況始有一定好轉。在團支部,甚至有團員連“支部書記是那一個他也不知道”(《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第310頁。)。總的來看,支部在滬區組織內部的信息溝通中處被動地位,其積極性被抑制或未被激發,最終影響了上級對支部的管理。

三、以組織力建設為中心的支部活動

成為黨員的活動中心和黨動員群眾參加革命的組織中心,是支部組織力建設的目標。趙世炎援引蘇共一個黨支部的例子,說明支部組織力的巨大作用:800人的工廠中有七名黨員組成黨支部,每人一周內發展五人組織成工會,然后再以此法發展組織,五周后便形成了有五六百人的大工會,支部黨員也超過50人(《趙世炎文集》,第569—570頁。)。組織力建設的內容主要分三個方面:一是參加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包括工人運動、工人糾察隊、自衛軍、協作社、濟難會、婦女運動、青年運動、童子軍、同樂會、平民學校等。二是進行黨的宣傳。包括推銷黨的書報和自辦支部宣傳品。支部一般要求黨員盡量購買書報。如蘇州特支要求每名識字的黨員必須訂閱《向導》及《新青年》各一份(《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401頁。)。區委要求支部對外要盡可能出版不定期小報、牆報,或臨時印發傳單與畫報,成為該支部的機關報。黨員還要積極參加街頭講演,宣傳黨的主張。三是進行工作統計和社會調查。需要上交的統計表有黨員登記表、介紹表、成員名錄、各項報告表等。在發動群眾運動的過程中,社會調查顯得尤為重要。當時由支部負責的社會調查內容包括當地經濟概況和風土人情、工人學生數量及收入情況、階級壓迫是否嚴重、各種政治勢力情況、當地報紙數量及其傾向等。在所有工作中,區委認為開會和工作報告這兩項日常工作是衡量支部組織力建設成功與否的標杆。

與支部有關的會議包括支部內部會和上級組織的支干會。內部會分支部會、干事會、小組會及專項工作會。黨最重視須全員參加的支部會,中央規定每周至少要開一次。滬區認為支部會的重要性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能夠促進政治學習。具體形式有做政治報告和讀書報兩種。政治報告主要由支書來做,上級偶爾派人代替,主要講讀《共產主義ABC》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簡明讀本、中共中央相關決議。讀書報則較有針對性,如蘇州特支規定支部會要分類學習黨的報紙:知識分子支部讀《中國青年》《向導》《新青年》等,工人支部讀《向導》《勞動青年》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413頁。)。至於那些有難度的理論性內容,各地支部在學習時大都分多次進行。第二,支部會能起到黨員生活中心的作用,強化黨員的組織認同。區委認為,黨員平時散居各處,集中起來開會是其與組織發生聯系的重要方式。滬區把參會與否看作黨員是否與組織發生聯系的重要指標。寧波地委於1926年10月發現,所屬支部大多不能按期開會,並由此斷定大多數黨員和組織“沒有發生關系”(《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279頁。)。區委要求支部會應盡量讓每個成員都能發言,甚至大家可以互相辯難,這樣既能提高支部成員的參與感,也能增強他們的發言技巧。第三,支部會是強化黨的紀律的重要手段。滬區對支部會的請假、早退等情形有嚴格限制,違者將予懲治。各地常有對不參加支部會的黨員進行紀律處理的匯報。如南京地委在1925年11月對兩名多次不到會的黨員給予留黨察看處分(《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30頁。)。

支書對支部至關重要,滬區主要通過支書會提高其工作能力。當時很多支書並不知道他在黨組織負有什麼使命,不能在組織內有效地分配工作,也不懂如何動員群眾。支書會上支書要報告支部情形,上級干部加以批評或指示,然后做細致的政治報告並傳授革命技巧。區委和部委、地委還經常召集支書聯席會,開辦支干訓練班,訓練支書及支部活動分子,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能力。區委還要求每個部委(地委)都要評選真正能夠在群眾中自動起作用並能領導其他同志工作的模范支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15頁。),此舉亦可視為對支書的一種鞭策。

工作報告是檢查下級工作的重要手段。滬區要求部委(地委)和支部都要有詳細的支部工作匯報。部委(地委)應報告黨員增長情況、每個支部同志數量及在所在單位發生的作用、對支部書記的訓練情況、支部會議議程和普通黨員對黨的信仰狀況、黨和團的關系情況、散發宣傳品的成績、下一步的工作打算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2—23頁。)。而支部則須匯報得更為具體:本周內支部所處的外部環境﹔支部會、干事會或小組會的開會次數、到會情況、討論的問題及重要決議,臨時會議情況如何,是否為自動開會﹔支部增加同志和減少同志的原因﹔黨員繳費情況﹔政治、經濟、臨時事件的對外宣傳情況,採用什麼方法﹔一周內發現同志錯誤及糾正后的情況﹔支部內黨員教育情況如何,包括對中間分子、新同志的訓練材料、方法及影響﹔黨員投稿、唱歌、讀報等進行的方法與影響﹔支部一周內分配給同志哪些工作,有工作任務同志的人數及工作結果﹔支部內同志間關系如何,包括干事長、組長與普通黨員的關系﹔工作當中出現的困難和不好的現象,對臨時工作的意見及建議,臨時工作與特別工作的處理結果﹔等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425—426頁。)。可以看出,區委試圖對每一名黨員進行細致又嚴格的管理,要把他們融入組織,以提高支部組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