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梁何利基金”的設立

　　在我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期間，根據朱镕基副總理的直接指示，由我負責“何梁何利基金”的籌備工作。這項獎勵基金是由香港恆生銀行董事長利國偉先生向朱镕基副總理當面建議並首先出資設立的。我在國務院領導的關心和指導下，參與做了一些具體工作，整個籌備過程歷時9個多月。

　　1993年6月19日，大約是下午1點鐘，我因事留在文化部機關食堂用餐，突然接到朱镕基副總理打到食堂辦公室的電話，說他上午會見了香港恆生銀行董事長利國偉先生，利先生主動表示願為內地、為國家做點好事。利先生想設立一個以教育為主、包括科技方面的獎金，獎勵內地教育界和科技界作出突出貢獻的人才。朱副總理要我與利先生直接聯系。

　　根據朱副總理的指示，我迅速回到辦公室。因為對利國偉先生很不了解，故我立即給有關的同志和朋友打電話，向他們了解利國偉先生的相關情況。他們的工作效率很高，很快就答復了我，介紹了利國偉先生及香港恆生銀行的有關情況，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說利國偉先生乃香港金融界前輩，愛家鄉，愛香港，心向祖國。我考慮到利先生是一位75歲的長者，又主動關心祖國的事情，於是我在當天下午大約4點鐘，去賓館看望了他。

　　在我們會晤的過程中，利國偉先生表示：他可以先拿出約1億元港幣作為設立獎金的基礎，雖然錢不多，但可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以期引起香港實業界人士的注意和響應。他當時的構想是以瑞典諾貝爾獎為榜樣，以教育界為主組織設立這個獎勵基金，同時還想獎勵科學技術方面有突出貢獻的人。他對掌握這個獎金的受委托方已有一個初步設想，想請幾所大學來籌辦這件事，並點了4所學校的名。給我的印象，這只是他對這個基金的初步設想，許多細節尚需進一步明確和完善。當時對於他關注國家建設與發展的一片赤誠之心，我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有關會見利國偉先生的情況，我於6月22日向朱镕基副總理寫了一份完整的匯報，朱副總理作了原則同意的批復。

　　此后我即與利國偉先生就此事保持著信件和電話交往。在交往中，利先生多次強調以諾貝爾獎金的形式給國內教育界、科技界成就大的人士頒發這個獎金，獎金數目可以大到100萬。他說：“教育和科技對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很重要，內地的教育科技人士作了很大貢獻。”他對此表示敬意，並說他願為獎勵內地有突出貢獻的學者做點事情，希望把獎金直接獎給學者個人，甚至說到希望幫助他們改善生活。利國偉先生對某些問題還想得很細致。如為了鼓勵留學人員回國服務，他建議獲獎人員應當在國內有7年以上的服務年限，即獲獎人不僅須具有中國國籍，而且還必須在國內從事科學研究、技術開發若干年。我感受到了利國偉先生的思之縝密，看到了一顆拳拳愛國之心！

　    1993年7月28日，利國偉先生來信告知，香港恆生銀行的前輩、曾長期擔任香港恆生銀行董事長的何善衡先生，也願意捐助港幣1億元。

　　利國偉先生還給我來信說，為了這項獎勵基金的設立，他已經特地邀請國際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先生和我聯系，一同研究設立基金的有關事宜，主要是章程、辦法、管理和運營的章法。

　　不久，楊振寧先生受利國偉先生的委托來北京。1993年8月9日下午5時，我們如約在中南海武成殿會晤，雙方交換了一些意見和看法。楊振寧先生也告訴我，利國偉先生很欣賞諾貝爾獎金的管理和運行辦法，希望能按照諾貝爾獎金的模式設計這個他倡議的基金的管理。我當時就向楊振寧教授明確表示，並請他轉告利先生：“（1）閣下暨何善衡先生倡議創設科學獎勵基金，是利國、利民之義舉，定當尊重兩位先生關於創設基金的意願。（2）設此獎勵基金得到國務院朱镕基副總理的關心和支持。有利先生、何先生的積極倡議和合作，我們一定努力把此事辦好。”

　　在這次會談及以后的信件往來中，楊振寧先生給我提供了諾貝爾獎勵基金整套的組織和運行辦法，包括章程、評選委員會和基金的管理運行。

　　我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同志認真閱讀了諾貝爾獎勵基金和國內其他基金設立的辦法，研究了有關問題。當時我們就利國偉先生要設立的獎勵基金，主要探討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1）關於基金的性質﹔（2）如何保証這個獎的客觀公正性和權威性﹔（3）如何使這項基金保持增值，至少不貶值﹔（4）如何使這個獎勵基金有一定的組織保証，能夠長期運行下去，而不至於辦幾年就慢慢消亡了。

　　關於基金的性質：

　　我們在探討中首先明確，所設獎勵基金會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按香港現行法規在香港設立信托委員會，全權管理這項基金。對這個基金的管理和學術的評選，要分別設立獨立的機構。我們還明確了這個獎以學者為主，而不是以部門為主。其目的是獎勵取得杰出成就的科技專家，促進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

　　關於獎勵的客觀公正性和權威性：

　　為了保証這項獎勵的客觀公正性和權威性，應成立評選委員會。參考諾貝爾獎的做法，可設委員十五六人。委員須具備國內、國際應有的學術地位，即須確有重大成就，是國際、國內有影響、有名望的科技人士。

　　按照楊振寧先生的設想，在委員會中應聘請1/3的國際學者，以使評選委員會的視野更開闊，影響更廣泛，使這個獎與國際學術活動的聯系更加緊密，更有利於聯系團結科技方面的國際友人。

　　我們在探討中認為，應充分尊重獨立設置的評選委員會的權威性，評選結果不受政府官員或某些權威人士個人意見的影響。權威專家組成的專業評審組提出獲獎候選人之后，候選人全部要通過評選委員會的民主投票，其投票結果即為最終結果。

　　為了保証客觀公正性，我記得楊振寧先生當時還提出一個辦法，就是對於被推薦人、授獎的預選對象，要提前一段時間在報紙上或者某些雜志上公布，廣泛聽取社會意見。我們過去的官方評審，都是內部走程序，沒有向社會公開。將此項獎勵活動置於社會公眾監督之下，也是一個進步，這種做法實際上就相當於現在的公示。

　　關於基金的保值增值：

　　為了保証基金的增值，至少不貶值，我們在探討中商定，應在基金信托委員會之下設立專門的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基金的運作、投資和增值。

　　當時，我跟中國銀行的領導聯系，請他們支持。我還與利國偉先生商量，以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和香港恆生銀行兩家為主，成立一個基金管理委員會（現稱投資委員會），以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為主任委員，由他們負責這個基金的運作，包括投資要保証增值。這兩家銀行都是權威性的金融機構。因為恆生有利國偉先生，中國銀行是我出面，而背后有朱镕基副總理，故兩家都表示願意承擔這個責任。后來利國偉先生還跟我講過，他知道香港有幾家專門搞投資的財務公司，可以依托他們。這樣一來，因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積極參與，加之香港恆生銀行經驗豐富，具體操作又依托專門的投資機構，而且每年都有公証性的財務公司審計，因此多年來基金管理委員會在香港的運作成效顯著。2000年5月，我在香港列席何梁何利基金信托委員會會議，得知1999年投資利率是+26.5％，這是很可觀的。我回來后給朱镕基總理寫了報告，朱镕基同志還批給李嵐清同志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