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東征再思考【2】

——政治視角下東征的統戰、地方工作

原標題:紅軍東征再思考
作者:王乃德    發布時間:2016-04-1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分享到 :

黨和紅軍的地方工作貫穿於東征的全過程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和紅軍的政治工作,重點是宣傳、發動、組織和武裝群眾。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地方工作和群眾工作。具體到東征這一特定過程而言,就是宣傳中共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動員群眾支援東征,幫助窮困民眾,同時征集資財,擴大紅軍,為在山西創造蘇區積累條件。為此,毛澤東等中共和紅軍的領導人或親自過問或發電報指示,要求各部認真做好地方工作和群眾工作。中央決定成立以張浩為主任、李富春為副主任的山西地方工作委員會隨軍行動,下設工作組,工作組成員有胡耀邦、王達成、馬佩勛等人,專司東征中的山西地方工作。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先后發出《關於東征部隊的政治工作問題的訓令》《關於東征行動中的紀律問題》《關於東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關於處理地方公共機關的決定》《關於對敵軍政治工作的指示》《沒收暫行條例》等重要文件,為東征紅軍開展內部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和對敵軍工作提出了要求,規定了政策。

秘密發動群眾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周恩來親自負責領導紅軍東征的后勤保障工作。劉少奇、毛澤民、閻紅彥等人也參與領導了這一工作。從准備東征開始到紅軍回師黃河西岸,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沿河地區的黨組織和人民群眾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綏德、清澗縣和延水縣兩個區的黨組織領導沿河群眾,在20天內為紅軍造船60隻。延水縣為東征紅軍准備擔架1000副,以供作戰開始后運送傷病員之用。戰役發起后,由綏德、清澗再派赴擔架到東征前線。凡是部隊經過的地方,除就地吃糧外,由延水縣提供糧食10萬斤交東征紅軍帶走。發動婦女做軍鞋2萬雙,其中延水縣婦女做了5000雙。該縣有千余人和800匹牲口參加支前,把槍支彈藥和糧食草料一直運送到山西石樓紅二十八軍處。2、在延水縣境內,開設延水關、清水關、馬家河等處渡口,后來馬家河成為部隊回師的主要渡口之一。3、從延水關、清水關到瓦窯堡,沿途設立兵站,總站設在高家灣。沿兵站線組織擔架隊、運輸隊、食宿地和醫院等。4、動員青年參加紅軍。僅延水縣的5個區就動員500余名青年參加了紅軍。延川、清澗、綏德等縣也有不少青年參加了紅軍。5、蘇維埃政府秘密動員群眾,把為紅軍東征做筏子用的羊皮、柳杆和糧食、草料送到縣城和黃河渡口附近。

抓緊開展地方工作。1936年2月21日,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部分工作人員東渡黃河。過河后,他對這些工作人員說:“我們已進入山西石樓地界,這裡是閻錫山統治幾十年的‘白地’,群眾長期受敵人的反動宣傳,對我們不了解,你們要想辦法接觸群眾,做好宣傳工作,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打開工作局面。”這也是他對東征各部隊和地方工作人員的要求。此后,毛多次電示各軍團、各軍和地方工作委員會在不影響作戰的前提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宣傳,擴大紅軍,擴大征集資產。一軍團在晉南作戰期間,大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政策,張貼《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在交通要道張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標語。同時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恢復和建立黨組織,擴大隊伍。截至4月,一軍團擴大紅軍5000余人,成立了兩個獨立團,組建了中共河東工作委員會和河東獨立游擊支隊(全隊共270人),恢復和建立了晉南部分地區的黨組織,籌款10萬元,籌集糧食10萬斤,解決了全軍團的夏裝。十五軍團轉戰晉中、晉西北,沿途邊行軍邊作戰邊宣傳。途經汾陽杏花村時,一些群眾置酒款待,部分青年參加了紅軍。該軍團在隰縣黃土村牆壁上用石灰水刷寫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標語,至今依稀可見其痕跡。由於長時間長距離作戰,十五軍團消耗較大,但所經地區都受到群眾的夾道歡迎,擴大紅軍近千人。紅二十八軍在東渡黃河、攻擊三交鎮等戰斗中傷亡較重,隨后也很快得到補充。紅三十軍東渡黃河時六七百人,到石樓后當地的共產黨員韓涌泉組織的一支二三百人的游擊隊編入三十軍,全軍達到八九百人。中路軍(總部特務團等部)在中陽、孝義、石樓、永和、隰縣地區同閻錫山的4個縱隊打游擊,仍擴大紅軍500人以上。東征紅軍各部隊在征集資產時,還把糧食、日用品等財物分給窮困民眾。所經之處人民群眾歡迎紅軍有如潮涌,見紅軍發傳單爭先搶看。石樓、永和、隰縣、中陽、汾西、孝義、汾陽、靈石、霍縣、洪洞、趙城、鄉寧、臨汾、吉縣、蒲縣、大寧、襄陵、曲沃、侯馬、安澤、新絳、文水、交城、岢嵐、婁煩、靜樂、嵐縣、興縣、臨縣等縣的不少青年參加了紅軍。東征75天,三晉大地8000余名男女青年參加了紅軍。紅軍還在中陽縣成立了縣級的蘇維埃革命委員會,在經過的部分村鎮和區鄉也成立過革命委員會等政權組織,動搖了閻錫山的統治基礎,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

東征影響下的群眾斗爭。在紅軍東征影響下,山西部分地方發生過以反對當地政權為目標的群眾斗爭。1936年3月,在夏縣,共產黨員嘉康杰等人組織起擁有50余人的晉南游擊隊。他們夜襲敵區公所,奪取武器裝備自己,開辟中條山革命根據地。由於敵人的進攻,這支武裝失敗了。但他們的活動使當地群眾懂得:隻有共產黨和紅軍才能拯救他們。在蒲縣,面對敵人的瘋狂報復,克城一帶的群眾骨干成立了有三四十人參加的武裝游擊隊,活動在該縣的上下柳村和蒲縣與汾西縣交界地區,在群眾中有較大影響。這支隊伍與汾西游擊隊合並,根據上級指示西渡黃河編入紅軍。在安澤,被部隊留在上掌村南山溝養傷的王榮、秦繼續等12名紅軍傷員,在當地進步青年楊晉升和部分群眾的精心照料下逐步康復。他們留在當地領導群眾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張,直至全面抗戰開始后,以他們為骨干成立了沁河游擊隊。在鄉寧,曹文華受紅軍東征影響,在該縣牛王廟等地組織起襄鄉人民抗日游擊隊,發展至200余人。他們襲擊敵人,保護群眾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在太行山麓的榆社縣,當地黨組織根據中共山西工委的指示,積極准備武裝暴動,響應紅軍東征。由於反動分子的告密,黨組織領導人被捕導致暴動夭折。榆社黨組織沒有被嚇倒,而是改變斗爭策略,繼續進行“合法”斗爭。雖然群眾斗爭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但從總體上看紅軍東征所進行的統戰工作、地方工作和政治活動在山西留有深刻的影響,為抗日戰爭全面開始后黨開展的新形勢下的統戰工作和八路軍在山西的重大活動,做了相關准備,奠定了重要基礎。

東征烈士永垂不朽

東征戰役中大小戰斗上百次,部分指戰員在戰斗中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來,成為東征中的無名英雄。他們不為名利、敢於擔當、勇於犧牲的精神,是對紅軍長征精神的延續與發揚,是對中華民族“威武不屈”品格的繼承與光大。因此,筆者挂一漏萬地敘述東征期間犧牲的部分烈士之姓名、職務和犧牲地點:畢士悌,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司令部參謀長,1936年2月23日在石樓賀家窪戰斗中犧牲﹔徐行德,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第二二五團團長,1936年4月12日在中陽縣師庄、三角庄地區作戰中犧牲﹔劉志丹,紅二十八軍軍長、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6年4月14日,在中陽縣指揮該軍攻打三交鎮觀察敵情時中彈犧牲﹔鐘學高,紅一軍團第二師司令部參謀長,1936年4月在鄉寧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犧牲﹔溫志恭,陝北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1936年春晉西煙囪山戰斗中犧牲﹔林龍飛,紅一軍團第二師第五團政治委員,1936年4月下旬在大寧戰斗中負重傷,5月初部隊回師陝北時犧牲。另據同年3月1日1時毛澤東、彭德懷發給周恩來、博古的電報稱:“我軍自二十一日渡河,渡至二十五日止,近幾天內共消滅並擊潰閻錫山五個團,計繳步槍八百余支,輕重機槍三十余挺,山炮三門,山炮彈二百余發,迫擊炮十門,炮彈三百余發,步槍彈藥一萬余發,俘虜一千二百余人,我軍傷亡三百余人。”紅一軍團晉南作戰期間,攻打臨汾等縣城時有十幾名戰士犧牲。特別是在河津戰斗中,一軍團和歸屬其指揮的八十一師部分戰士奮勇作戰,最后為革命流盡最后一滴血。紅十五軍團在晉中、晉西北作戰中傷亡較大,有上百名指戰員英勇捐軀。紅二十八軍在晉西北作戰中,共有幾百名指戰員犧牲。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紅三十軍擔任掩護一方面軍全軍和毛澤東、彭德懷等領導人西渡黃河的重要任務,軍長閻紅彥領導部隊南下隰縣、汾西、大寧一帶,主動出擊敵軍,迷惑敵軍。敵軍以為其是紅軍主力,遂調集主力兵團猛扑三十軍。在大寧縣城北山陣地上戰斗非常激烈。該軍的兩個營正面阻擊敵軍4個師的進攻。閻紅彥指揮這場阻擊戰。指戰員們堅守陣地與敵軍硬拼。敵軍包圍三十軍軍部,並施發電波干擾軍部電台,電台發不出電報,三十軍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中央派出船隻沿黃河游動,尋找三十軍未果。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三十軍撤入深山老林。晚上,部隊化整為零,以班排為單位,襲擾敵軍陣地,搞得敵軍不知所措,甚至自己打自己。紅三十軍緊緊拖住敵人20余天,完成了掩護主力西渡的任務,全軍近一半的指戰員光榮犧牲。后來,部隊連夜急行軍90裡,擺脫了敵軍的包圍與追擊,在吉縣境內西渡黃河回到延長縣。在三交以南的另一個阻擊陣地上,紅三十軍另一支部隊在參謀長楊森指揮下阻擊著百倍於己的敵軍。在敵軍的包圍下,部隊打得非常英勇,非常艱苦,許多指戰員壯烈犧牲,楊森不幸殉職。其余的指戰員被逼至黃河東岸邊紛紛跳入黃河,有的游到西岸尋找部隊,有的被滔滔河水吞沒,英勇獻身。為東征捐軀的還有:石樓韓涌泉等人,絳縣晉南游擊隊負責人曹金海,共青團榆社縣委書記姚忠祥,太原國民師范學校段若宗、喬增祿、邢思廉、張清源、劉定國、曹津等人。他們或是在東征期間因支援紅軍慘遭山西當局殺害,或是紅軍回師陝北后被當局處死。更有甚者,韓涌泉等人被害后,當局慘無人道地將烈士懸首示眾。

通過探討東征中的統一戰線工作、地方工作等,筆者認為:東征推動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程,地方工作洒下了抗日火種,烈士精神成為激勵紅軍指戰員不斷前進的動力,所以說東征是軍事、政治戰役。其意義在於:不僅為抗戰初期中共和毛澤東把山西作為堅持敵后抗戰支點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也為毛澤東以后提煉黨的“三大法寶”提供了歷史依據,從而對中國革命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東征全過程清楚地表明,山西、陝西兩省人民不僅在抗日戰爭、全國解放戰爭中做出過巨大貢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也做出過重要貢獻。

原載:《黨史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