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東征再思考

——政治視角下東征的統戰、地方工作

原標題:紅軍東征再思考
作者:王乃德    發布時間:2016-04-1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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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山西。圖為瓦窯堡會議現場。

 

1936年紅軍東征山西,不僅是軍事斗爭,也是政治斗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和深入,又是它最極端的表現形式。所以,筆者對於東征的再思考從政治方面切入,以史料闡述它的政治意義。

東征的過程是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過程

東征中最重要的政治,就是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提到這個問題,就不能不說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國內外矛盾急劇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華北的嚴重形勢下,決定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何去何從,怎樣應對時局的重要會議,是一次解決黨的政治路線與軍事戰略方針的會議。該會議正確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及其基本特點,分析了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和陝北蘇區內外的局勢,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決策。會議還指出,為了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路線,必須擴大紅軍,必須鞏固和擴大蘇區,必須在日本佔領區等地開展游擊戰爭,充分發揮紅軍抗日先鋒隊的作用,各級黨組織和紅軍以及黨領導的游擊隊要敢於擔當抗日重任等等。會議完滿地解決了新形勢下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1936年軍事部署的具體步驟是把紅一方面軍和蘇區的發展方向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可見,以毛澤東、張聞天為核心的中共高層是把紅軍東征放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總任務之內進行籌劃的。為加強領導,政治局決定隨軍進入山西開展工作。東征過程中政治局和軍委始終把統戰工作作為重大政治問題予以考量和對待,三管齊下,分別對張學良和楊虎城、蔣介石、閻錫山開展統戰工作。

聯絡和談判——對張學良、楊虎城兩部。東征前夕的1936年1月5日,毛澤東、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等紅軍將領發表《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對東北軍將士書》,表示願同任何的抗日武裝隊伍聯合抗日,並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明確提出紅軍“願意首先與東北軍來實現這一主張,為全中國人民的抗日先鋒”。這些話語入情入理,在東北軍不少官兵中引起共鳴。東渡黃河的前一天即2月19日,毛、彭致電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並轉張學良,指出:“貴軍與敝軍聯合抗日號召全國,必為蔣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謠言以中傷破壞雙方團結。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特派李克農即日起赴洛川面談一切。”紅一方面軍強渡黃河的第二天即2月21日,張、毛、彭以中共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給李克農的訓令,指出:“估計張學良願意與我們繼續談判,准備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口號”。對此,訓令規定了應對的策略和堅持的原則。25日,李克農等人到達洛川,先后同王以哲、張學良談判。經過談判,中共的希望得到東北軍方面的積極回應。且看在山西東征前線,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彭德懷於3月5日聯名給紅一方面軍各軍,中共陝北省委、陝甘省委負責人的一份電報:“關於我方與東北軍整個協定,尚在磋商之中,現先與第六十七軍王以哲所部訂立口頭協定,於三月五日實行。協定如下:(一)確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二)紅軍同意恢復六十七軍在富縣、甘泉、膚施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經濟通商。(三)甘泉、膚施兩城現駐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秣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四)恢復紅白區之間通商。”電報要求紅一方面軍各軍和中共陝北省委、陝甘省委負責人口頭傳達協定(不出布告),務使蘇區軍民與東北軍結成親密關系,以達到與整個東北軍討論抗日討伐賣國賊的目的。同日,毛、張、彭接到李克農關於他和張學良四、五兩日在洛川會談情況的電報,電報稱:張學良提議,中共方面從毛澤東、周恩來中推出一位領導人與他在膚施再作一次商談,時間由中共方面決定。雙方商定,紅軍和東北軍代表經新疆去蘇聯,由張學良同盛世才交涉﹔中共方面選出一位色彩不濃而能負相當責任者常駐西安。毛、彭當即復電李克農:兩電均悉,甚慰。周恩來、博古均來前方商事,十號可畢,十七號我方負責代表可到膚施,赴友邦代表及常駐西安代表即可決定。並要李克農到山西石樓報告談判情況。10日,毛、周和彭電示中共陝甘省委書記兼紅二十九軍政治委員朱理治、省委軍事部部長蕭勁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換防,我們已同意。你們應執行前電不得對王部攻擊。16日,李克農到達山西石樓,向毛、張、周、彭匯報洛川會談情況。通過聽取匯報,毛澤東等人了解了張學良、王以哲對於抗日救國的進一步計劃,認為張學良對抗日是有誠意的。中共中央遂決定派周恩來為中共方面的全權代表到膚施同張學良會談,共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救國大計。當天,毛、彭致電王以哲,將這一決定通知他和張學良。4月6日,毛、彭復電王以哲並轉張學良:“敝方周同志偕克農依約於八日赴膚施與張學良先生會商救國大計”。“雙方會談之問題,敝方擬定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9日晚,周恩來、李克農在膚施同張學良會談。雙方經過溝通與談判,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等問題上取得共識。此后,中共中央和紅軍決定停止在東北軍內組織兵變,進一步加強同東北軍的聯系,並派劉鼎同張學良繼續談判﹔派白堅為駐張學良處聯絡員,又組織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統一負責對張學良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

對楊虎城部的工作,早在大革命時期中共即在該部活動﹔從1935年開始,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鋒、張文彬到該部秘密工作﹔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也派王炳南到楊部商談抗日事宜。中共中央北方局負責人王世英等人對楊部開展了大量工作。1936年3月中旬,周恩來等在山西隰縣大麥郊地區(今屬呂梁市交口縣)聽取王世英同南京國民黨方面接觸的情況和幾年來北方局開展對楊虎城十七路軍工作的情況以及他同楊虎城簽訂的四項協議之匯報。四項協議內容是:(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則下,紅軍願與第十七路軍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協定,雙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時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槍,打假仗,以應付環境﹔(二)雙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楊處建立電台,密切聯系﹔(三)第十七路軍在適當地點建立交通站,幫助紅軍運輸物資和掩護中共人員的往來﹔(四)雙方同時做抗日准備工作,先由對部隊進行抗日教育開始。中央批准四項協議並決定進一步加強對楊虎城部的工作。對張、楊兩部工作的初步成功,說明了不失時機地改變策略路線,建立適應形勢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必要的和及時的。

試探與接觸——對蔣介石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蔣介石一直視中共及其領導的工農武裝力量為敵人,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多次實行軍事“圍剿”,並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殘酷鎮壓。但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其思想發生變化,試圖接觸中共領導人,鬆動雙方的敵對關系。蔣欲同中共建立聯系,責成陳立夫負責,陳則交鐵道部政務次長曾養甫辦理此事。曾通過諶小岑找到中共上海地下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關系,分別同上海地下黨員張子華、北方局地下黨員周小舟及呂振羽會晤和商談。宋子文也請宋慶齡通過關系和中共聯系。宋慶齡找到中共秘密黨員董健吾,以宋子文和她的名義委托他赴瓦窯堡與中共聯系。張子華和董健吾從上海經西安於1936年2月27日到達瓦窯堡,向博古、林伯渠匯報了同國民黨代表曾養甫、諶小岑會晤情況及南京政府希望同中共談判的要求。2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在山西前線致電李克農,通報國民黨各派政治主張及東征戰況。指出:董健吾、張子華昨日到瓦窯堡。據談,蔣介石系陳果夫主張聯紅抗日,曾擴清主張聯日反紅,此外,孫科、於右任、張群、馮玉祥均主張聯俄聯共,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鑒於董健吾要回南京,3月4日,毛、張、彭致電博古:同意董健吾先回南京。同時,致電博古並轉董健吾,提出同南京政府談判的意見:“(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乙)我兄復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5日,毛、張、彭致電李克農,要求他將這些意見通報王以哲,並由王以哲轉達張學良。3月中旬,毛、張、周、彭一起在山西隰縣大麥郊地區分別聽取張子華、王世英匯報。張子華匯報了他同曾養甫接觸的經過和國民黨方面陳立夫、宋子文尋找中共中央希望舉行秘密談判的具體情況。期間,中共中央得到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文件,主要內容是有關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晉西會議)連續在山西隰縣大麥郊附近上賢村、石口村和石樓縣羅村、四江村等地舉行。會議根據張子華、董健吾、王世英匯報的情況和提供的信息以及共產國際七大精神,指出國際決議特別重要的是“反戰反法西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應該使之民族化,“適合於我們的具體環境”。會議分析形勢時指出:“南京政府內部和一些軍閥也在與我們接洽和談判”,地主買辦集團內部分化很明顯。會議沒有再提“反蔣抗日”口號,認為“必要而且可能與各種政治派別進行上層統一戰線”﹔進一步提出對反日與反賣國賊應進行“分別”,“集中力量反對最主要敵人”。會議討論了軍事戰略方針問題,指出:華北是對日作戰的戰場﹔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我們的方針是“以發展求鞏固”,隻有發展才能求得鞏固。29日,根據會議精神,毛、周、彭發布《中國人民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一致抗日告全國民眾書》,要求停止內戰,不分紅軍、白軍,共同一致,聯合抗日。4月1日,為貫徹晉西會議精神,毛、周、彭發布關於紅一方面軍改編的訓令:“為執行黨中央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的決定,將第一方面軍全部改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第一軍團改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第一路軍,第十五軍團改為第二路軍”。“抗日先鋒軍以華北五省為作戰范圍,第一階段以在山西創造對日作戰根據地為基本方針”。但東征戰況瞬息萬變,蔣介石應閻錫山請求派軍入晉協助晉綏軍攔堵紅軍。對此,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認為應當由軍委下令討蔣。但毛、彭有不同意見,9日致電張聞天提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而應發布告人民書與通電。”“在此時機發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我們的基本口號不是討蔣令,而是討日令。”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彭的意見,未發有關討蔣的文電。至此,中共高層實際上已放棄“反蔣抗日”的口號,以“抗日討逆”的號召取而代之,正向“逼蔣抗日”的方面轉變。

面對國民黨中央軍和晉綏軍殺氣騰騰的軍事進攻,毛、彭一面派出以紅三十軍為主的部隊分別在幾個地方予以阻擊,一面有條不紊地指揮抗日先鋒軍主力部隊從5月2日開始西渡黃河,至3日除紅三十軍外全部渡完,隻留該軍在河東用游擊戰迷惑和打擊敵人。為進一步表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態度,5月5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呼吁“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號召“全國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督促並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通電稱“蔣介石氏”和“閻錫山氏”,表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涵的變化和擴大,不再把蔣、閻等當作“賣國賊”看待,為以后同對方的聯絡和談判作了鋪墊,也表明中共高層政治上的進一步成熟和與時俱進的戰略眼光。

文武之道,有打有談——對閻錫山方面。對閻錫山方面的統一戰線工作,可謂“不打不成交”。1936年4月12日,紅十五軍團在中陽縣師庄、三有庄、大石頭村地區與晉綏軍六十六師一九六旅遭遇,雙方激戰,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殲滅其三九二團,俘虜團長郭登瀛及其以下600余人,擊潰其余部。郭被俘后極度緊張恐慌。出乎他意料之外,十五軍團官兵對他不打不罵不搜身,連他的懷表、幾十元晉鈔也全部未動。徐海東、程子華、周士第接見郭並讓他給被俘官兵講話,安慰他們不要害怕,要相信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郭是紅軍東征以來俘虜的第一個正團級軍官,如何教育與處理他必將在晉綏軍官兵中引起巨大反響。若像爭取東北軍團長高福源那樣做好爭取教育郭的工作,對於溝通中共與閻錫山的聯系,進而推動閻不與紅軍為敵,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為此,程子華以同鄉身份找郭談話,談自己的經歷,介紹紅軍內部官兵平等、紅軍是人民的軍隊,講解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政策。且坦誠說明要其在紅軍駐地多住一段時間,是讓他很好地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與政策,了解紅軍。回師陝北前,毛澤東又親自在康城鎮接見郭登瀛並提出三點意見要郭向閻轉達:一、在綏遠讓出部分縣作為紅軍的抗日根據地﹔二、或者在雁北讓出一條路,由紅軍通過到河北、察哈爾抗擊日軍﹔三、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共同抗日,共產黨在抗日第一線,打敗日本后進行民主選舉,成立聯合政府。為使郭登瀛進一步了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郭隨后被送到瓦窯堡入紅軍大學學習。5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林彪、葉劍英接見郭並詳細闡明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政策,希望郭回太原后說服和動員閻走聯共抗日的道路。並把毛澤東寫給閻錫山、趙戴文等人的親筆信面交郭,讓其定要帶給這幾個人。周恩來還讓他給閻帶口信,即周發給閻的電報是否收到。還發給他10元邊幣和90元晉鈔,送他一匹戰馬,派兩名警衛人員護送他到黃河西岸。郭回太原后向閻匯報其被俘的前后經過,轉達了毛提出的要求,面交了毛的親筆信。毛在信中重申中共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主張,點出蔣企圖以“剿共”之名行染指山西之實的叵測用心。之后,閻也在探索同共產黨聯合之路。可以說,東征打開了紅軍與閻錫山的聯絡管道。經過雙方積極、務實的相向而行,1937年9月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山西得以實現。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這一古語正好說明了中共和閻錫山的交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