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政府時期美中防務關系的初步發展【2】

雖然構建美蘇緩和是尼克鬆第一任期對外戰略的絕對要務，但這與在戰術上提升中國常規軍力、戰略上作出扶華姿態並不矛盾，反而能夠促進蘇聯配合緩和棋局。就此，美方加速落實上海聯合公報的諸項內容，而對華輸出西方技術裝備則構成美國對華防務政策的重要內容，其突出特點之一是借西歐盟國之手幫扶提升中國包括軍事科技在內的技術水平。謹慎開展美中民用科技經貿交往之時，基辛格早在1971年下半年便開始考慮允許西歐盟國制定對華出口敏感裝備技術清單，幫助美國先期展開對華先進民用技術，甚至軍用技術裝備的輸出。借盟國之手對華輸出高新技術乃至軍用裝備這一隨后持續近20年的對華防務政策的突出特點在此時初現端倪。

1973年7月，基辛格向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正式表示，美方准備通過英法等國幫助提升中國防務水平。他明確指出，“美方將力所能及地鼓勵盟國加速向中方提供所需的防務技術及裝備”，美國將解除禁止英國羅爾斯·羅伊斯防務集團與中方合作的相關命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Kissinger Office Files, Box 95, Country Files, Far East, China Exchanges, June 14July 9, 1973.）在美國政府授意下，英國工黨政府於是年7月正式聲明向中國出售先進的“斯貝”MK202型軍用發動機。該型發動機裝備於英軍F4型戰斗機上，推重比大、油耗低、壽命長，是北約第二代戰斗機制式軍用發動機。除去原機出口，英國還在西安幫助中國籌建仿制生產線。2003年，其國產型號渦扇9型研制完畢，成為國產殲擊轟炸機及戰略轟炸機的主動力。“斯貝”發動機輸華是新中國歷史上中西方防務貿易領域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第一筆大訂單，是中美和解以來美國通過盟友之手提升中國軍事科技水平的重大突破。通過仿制，促進了中國航空工業的技術進步，不僅為中國軍機提供了可靠動力，對於中國艦艇用燃氣輪機及民用發電機組的研制等亦有裨益。綜上，尼克鬆政府時期美國對華技術輸出雖以民用技術為主，但有的也具備軍用價值﹔西歐對華技術輸出也同期開啟，且步伐與力度更大，堪稱西方集團就“聯華制蘇”與“技術扶華”的戰略分工。

尼克鬆政府對華技術輸出的背景是其貿易自由化政策，即由一般商品物資“自由化”擴展到戰略性技術貿易領域，以及放鬆一般性貿易管制，放寬巴統對敏感技術輸華的嚴格管制 （戴超武：《美國貿易自由化政策與中國改革開放（1969—1975）》，《史學月刊》2010年第2期。）。美方希望借由經貿交流及技術輸出等低敏感度政治議題從而提速美中和解。從戰略上看，盡管其不成體系，偶有為之，但通過對華技術裝備輸出，美國向蘇方釋放了“扶華遏蘇”的明確信號，即美國在經貿科技領域已對中蘇作出差別對待，體現出技術扶華乃至對華軍事提攜的重要姿態。通過此舉，美方間接壓迫蘇聯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等議題上作出讓步，同時也響應了中國改革派對西方技術的需求。在諸多敏感政治議題尚難突破的情況下，對華輸出技術裝備幫助美中關系打開了局面，同時促進了美蘇緩和，美方一時間在三角運籌中掌握了主動。

三、情報交流、危機事件應對與美中防務領域的互動協作

除去技術裝備輸華，雙邊情報共享、共同應對地區危機事件等也幫助美中防務關系取得進展，搭建了促進美中防務交流、政治互信的特殊平台。與技術輸華一道，情報合作成為美方潤滑美中關系的重要手段。1971年的基辛格訪華開啟了美中兩國就蘇聯軍事威脅進行某種形式的情報交流。兩次訪華中，基辛格均向中方通報了中蘇邊境的蘇軍兵力部署情況，中方雖表現較為平淡但也接受了相關情報。1972年1月3日黑格公開訪問北京時強調，美中應加強協調以“制衡蘇聯敵意及阻遏任何對於中國的威脅行徑”，“中國的安全與生存是美國最為重大的國家利益之一”。黑格提出，美方准備在不尋求中方回饋的情況下，單方面向華提供自身條件所能支持的蘇聯等國對華軍事威脅的相關情報，中方對此默認接受。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anuary 3, 1972.pp.639-641.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

尼克鬆於是年2月訪華時說，基辛格將定期訪華，向中方通報美蘇談判、蘇聯情報等情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22, 1972.pp.699-704.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基辛格則向中國副外長喬冠華詳細介紹了遠東蘇軍的兵力配置。中方表示感謝並正式提出，中美情報交流及其他重要事項相互知照的秘密渠道應為雙方駐聯合國代表，公開渠道則為兩國駐法國使館，美方表示贊同。（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26, 1972.pp.801-80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就此，中美互設聯絡處之前，紐約渠道與巴黎渠道成為中美進行溝通協調的制度性平台。在1972年6月下旬訪華時，基辛格則鄭重聲明：“美國政府決定，如中方遭到蘇聯攻擊，美方將在必要情況下採取軍事措施以阻止蘇聯”（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ne 22, 1972.pp.974-97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由對中蘇沖突奉行“中立”到交流蘇聯情報，再上升到採取必要軍事行動，美方介入中蘇矛盾表態程度之變化所展現出的對華戰略重視，以及利用抗蘇防務協作以推進美中關系的戰略姿態可見一斑。無疑，蘇聯威脅持續助推著包括防務關系在內的美中關系，成為兩國核心分歧尚存情況下雙邊關系的穩定器與最大公約數。

中美戰略互信有待加強、互動機制亟待深化以及情報交流帷幕拉開之時，1971年11月末突發的第三次印巴戰爭也成為增強兩國互信、深化防務關系的催化劑。南亞危機、中東戰爭、安哥拉內戰等地區重大事件一度對70年代美中關系產生較大推動作用，而對巴基斯坦、埃及等友好第三國的共同軍援也構成美中防務領域初步協作的重要內容。

中美互設聯絡處之前，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與美方在紐約建立溝通平台，美國駐法大使與中國駐法大使黃鎮也保持磋商。借助上述渠道，兩國就南亞危機密切交換意見。雙方就控扼印度戰爭行為、交換印蘇情報及援助巴基斯坦等取得重要共識，統籌了戰略配合。1971年11月23日，黃華向基辛格表示，中方將採取包括軍援在內的各種措施支持巴基斯坦，雖暫不出兵，但會在印軍東線附近戰略佯動，施以壓力。黃華還向美方了解印蘇兩軍情報。基辛格表示，“美方會在任何時間提供中方所需的印蘇情報”，“如果中方認為印軍是嚴重威脅而需採取軍事行動，美方將阻止他國干涉並及時通告相關訊息”。“他國”指向不言而喻，蘇印與美中在南亞的戰略對抗營壘分明。12月10日，印軍空襲西巴基斯坦已四天，形勢危急。黃華向美方表明，“如果局勢繼續惡化，中國將向西巴派遣軍隊，同時集結強大力量威懾印度，阻遏印軍戰爭擴大化的圖謀”。美方對此表示贊賞，同期以護僑名義派遣航母戰斗群前往孟加拉灣震懾印度。（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My November 23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Huang Hua, Permanent PRC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 Washington, November 26, 1971.pp.596-597, 608-620.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中美兩國的相互配合與有效威懾使印方未敢派遣地面部隊進攻西巴基斯坦，阻遏了印度滅亡西巴的戰略目標。南亞危機促成的中美合作還延續到戰后，美國此后多次請求中方對巴基斯坦施以軍援，以對印度構成制衡。1972年6月，美方向中方通報其對巴軍援情況，請求中方對巴施以援助。中方表示將向巴軍提供殲-6型殲擊機及輕型主戰坦克，希望美國也對斯裡蘭卡加大援助，構筑對印反包圍圈，美方對此表示認可。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ne 22, 1972.pp.974-97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

印巴戰爭對剛剛起步的美中防務關系產生了相當戰略正效應，保衛巴基斯坦、鉗制印度成為美中戰略共識。1971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強調，盡管中國“仍會反射一些激進意識形態言論，但實際以實用主義行事，以國家利益逐步取代意識形態口號，更易達成妥協”，中國也將採取“互助”模式調整對外政策。而在美方看來，“互助”即為聯美。美方准備“便捷、積極地與華互動，鼓勵中國在多邊框架內，就國際軍控及斡旋印巴沖突等議題上發揮更大作用”。 （PRC and US Objectives and Attitudes, Washington, December 3, 1971.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S Files：Lot 80 D 212,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NSSM 141.）

基辛格於1972年6月訪華時正式建議，美中情報交流應從印巴戰爭期間的應急式互動，上升為雙邊防務關系的常規內容。周恩來對此建議不甚熱烈，認為中美尚存諸多分歧，雙邊情報交流並不急切，強調“中國不需要美國扮演保護者角色”，但中方也並未拒斥美方所提供的蘇聯情報，並將情報交流事實上納入雙邊磋商的常規內容。自此，美中防務關系的初步發展使基辛格確認兩國正在發展一種“特殊關系”。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Atmospherics of My Visit to Peking, Washington, June 27, 1972.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Kissinger Office Files, Box 97, Country FilesFar East, China, Dr.Kissinger’s June 1972 Visit.）這種特殊關系是兩國回歸現實主義對外政策的結果，是基辛格所認為的美中“心照不宣同盟”的雛形。

1973年2月，美方再次請求中方加大對巴軍援力度。周恩來強調，中方將加大援巴力度，截至1973年初，已援助巴方超過130架殲-6型戰機，並協助其設立戰機制造廠。而中方希望美方對巴基斯坦予以海軍援助，基辛格表示同意。（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18, 1973.p.151.FRUS: China, Vol.18, 1973-1976.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7.）此外，兩國還就緩和印度支那局勢及對當地各武裝派別縮減及暫停武器供應達成諒解。除巴基斯坦，中美就埃及等友好第三國的共同軍援也是同期美中防務關系中的亮點。美方比較重視作為世界第二大蘇式武器生產國的中國，向蘇式軍備體系國家提供蘇式裝備所產生的獨特戰略影響。1974年1月，基辛格向中國駐美聯絡處副主任韓敘提出，希望中方滿足埃及領導人薩達特的請求，向埃出口殲-7型戰機並援建制造廠以彌補其第四次中東戰爭中的嚴重損失，中方表示贊同，表示樂意發揮自身作用。（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anuary 23, 1974.p.454.FRUS: China, Vol.18, 1973-1976.）美中對於埃及的扶持有力保証了薩達特民族主義反蘇政策的落實，兩國在防務領域的戰略配合達到新高度。

四、尼克鬆政府時期美中防務關系的抵牾

技術輸華、情報交流及應對地區危機等助推下的美中防務關系促使基辛格產生了美中“特殊關系”與“心照不宣同盟”的戰略認知。然而正是白宮就美中防務關系發展態勢的過度樂觀與戰略誤判，以及兩國就一系列防務議題所引爆的多重矛盾，直接導致美中防務關系乃至雙邊政治關系在尼克鬆執政末期遭遇波折、暫時遇困。

首先，核裁軍及軍事熱線議題。對華對蘇“雙和”戰略的重要一環是將中國“制度化”至維持權力均勢及地區穩定的國際秩序架構內。在1971年至1973年高頻度的訪華行程中，基辛格多次建議美中蘇應簽署相互通報緊急情況以化解戰爭風險的協議，籌建美中高層軍事聯系熱線，並邀請中方參與國際核裁軍進程。盡管美方試圖証明核裁軍的“誠意”與“正義性”，但周恩來明確表示中方不會被其所“束縛”，拒絕建立聯系熱線。（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0, 1971.pp.408-411.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中方清楚，作為常規武裝落后的防守方，獨立自主地保有一定數量的核武器是中國國家生存安全及利益發展之關鍵。就此，中國堅持游離在美蘇核裁軍框架外，並對美中軍事熱線問題予以擱置。

其次，美軍亞太軍力部署議題。隨著美中防務磋商的拉開，中方就美國亞太軍事存在表示不滿，希望其從台灣、韓國、沖繩及東南亞等地撤軍。美方承認該問題影響美中互信，但基辛格表示，美方不會撤軍，不會犧牲與盟國的防務合作。他強調，除去駐台及南越美國武裝力量將逐步撤出，駐日韓美軍不會撤退，它們是構筑美國亞太軍事存在與軍事戰略之基石。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Washington, November 1971.pp.554-55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此外，尼克鬆則向中方表明日本的軍國主義傳統及軍事發展潛力，暗示美日同盟其實可以幫助中國遏制日本軍事崛起 （溫強：《尼克鬆政府對華認知與對日防務政策的確立》，《中山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中方也趨向現實，明晰駐日美軍對日上述牽制及其圍遏蘇聯太平洋艦隊的作用，對美國亞太軍事存在不得已而默認接受。但據美方研判，中國就此將約1/7到1/10的戰略核力量瞄准美軍亞太基地，美中依舊存在的戰略暗戰可見一斑。

再次，美中應對蘇聯威脅的應急反應機制議題。盡管中方已經就美中深層次軍事交往表現出某種游離和謹慎態度，但為進一步推動美中防務關系，在較為樂觀的發展對華防務關系的戰略認知與戰略期許下，基辛格於1973年11月訪華時，提出構建美中應對蘇聯威脅的應急反應機制與美中軍事合作建議。這成為尼克鬆政府時期對華防務政策中“聯華”思想的高峰，但也直接引起了美中防務關系乃至雙邊關系的震蕩。

基辛格面見毛澤東時隱晦地表達出願意提升中國軍隊應對蘇聯入侵的戰略戰役反擊能力，毛澤東則表示蘇聯可能會掐滅中國的核武能力，隨后話題移到他處，基辛格認為他已經就此項美中軍事合作議題向毛澤東“挂了號”（ 陳兼：《周恩來與1973年11月基辛格訪華》，《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因此基辛格在隨后同周恩來的談話中具體表明，雖然美中都不願公開建立正式軍事同盟，但是在技術層面低調提升中國軍力是美方所樂見的。他直言不諱，“美方准備了一些技術性文件，在於如何改進中方的弱勢地位，如何提升面對蘇軍進攻時中方的預警反應時間和生存能力。如果總理感興趣，美方願意在小范圍內密談”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November 10, 1973.pp.326-331.FRUS: China, Vol.18, 1973-1976.構建美中應對蘇聯導彈威脅的戰略預警系統的相關原始檔案，有不少地方被美國官方所刪減，對其具體內容的完整捕捉存有很大困難。）。推動美中建立針對蘇聯彈道導彈和戰略轟炸機威脅的衛星預警系統，以及暗示在中國境內構建此系統實際是基辛格極力說服周恩來進行詳細會談的關鍵議題。對此，周恩來表示，這是極其復雜的戰略問題，必須請示毛澤東，而直至基辛格離京，中方對此並未作出任何回應。（《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669頁。）美方上述戰略構想悻悻而終。

面對美方上述建議，毛澤東十分敏感，隨即展開批周運動，認定周恩來在中美會談中“說了錯話”（《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34頁。），周恩來主管下的對美外交受到批判。毛澤東強調，周恩來對美“搞聯合時容易右”，而對美國的軍事幫助，中方“基本上一切不要” （《毛澤東同周恩來談話記錄》（1973 年11 月17 日），轉引自李捷：《從解凍到建交：中國政治變動與中美關系》，宮力等編：《從解凍到建交：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再探討（1969—197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274 頁。）。無疑，這是毛澤東就中美防務關系之深化持否定態度，為中美防務乃至雙邊關系的接近程度與親密層級設了限、定了調。隨著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及隨后批判整頓派的展開，中國對美政策一時呈現“左”轉態勢。美中關系一時間逡巡不前，一度活躍的美中防務關系也受到沖擊，並一直延續到福特政府時期。 為修補兩國關系，尼克鬆辭職之前決定對華出售輕水反應堆、低濃縮鈾及深海油氣探測裝備。盡管美中防務關系的進一步演進遇困，但對華技術輸出政策基本得以延續，維護著美中關系的基本面。福特政府時期美中雖就安哥拉內戰等防務議題展開積極磋商，但毛澤東繼續實行不與美國深化防務關系的政策。直到美蘇和緩態勢終結、卡特主義出台，特別是鄧小平秉政與中國國家發展道路及政治生活主題完全轉軌，美中防務關系才再次復振，並於80年代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峰。

五、結語

技術轉讓、情報交流、應對地區危機事件等議題串聯下的美中防務關系在尼克鬆執政時期拉開帷幕、初步發展，成為美中雙邊關系的獨特內容。美中防務關系的初步進展增強了雙邊政治互信，成為雙邊關系的催化劑與穩定器，同時也是標注美中和解及亞洲冷戰轉型的絕佳注解。中方也在調整對美外交的大戰略下相向而行，與美方就不少防務議題開展互動協作，並開啟對西方科技的規模引進。同時，白宮初步試行對華技術扶助乃至軍事提攜戰略，為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高強度的對華技術轉讓作了預熱。

蘇聯軍事威脅是開啟並維系美中防務關系的公約數，情報交流、裝備技術輸出等無一不以抗蘇為宗旨。總體來看，尼克鬆執政時期起始的美國對華技術輸出具備一定軍用價值，到1973年白宮則邁出經由北約盟國對華轉讓軍用技術裝備的重大突破。以蘇軍為假想敵，以西歐盟國為供給渠道之一，有限提升中國常規軍力，以服務於遏蘇戰略，這一貫穿於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的美國對華防務合作的重要戰略特征在此時漸成雛形並初步實踐。

但美中多年對抗下形成的負面認知及遺留問題不可能短期消除，兩國防務領域問題抵牾不斷。同時，美國決策層對華戰略疑懼依舊，除去將中國納入反導作戰體系，一些保守性極強的對華軍事打擊設想等軍事斗爭准備不時出爐。 1971年7月美國國安會就對華進行先發制人核打擊進行研究。1972年1月，基辛格指示認真應對中國核武威脅，強化對華反導作戰。是年7月，基辛格要求精確定位中國核武部署地點，研究能夠一次性摧毀並壓制中國核反擊的辦法。美國對華核打擊預案雖在1973年后逐漸趨於下降，但其對華戰略核武器的部署並未削減，美中戰略互疑依舊。無疑，自由主義因子下的接觸與保守主義因素下的防遏共同構成美國對華政策並行不悖的二元維度與相互支撐，鮮明地體現出其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精密耦合的對外戰略特色。

事實証明，防務協作、危機處理等所助推的尼克鬆政府時期美中防務關系是不穩固的。美方盲視、擱置核心分歧，試圖以技術輸出、情報交流、軍事提攜等非關鍵議題推動兩國關系，乃至誘控中方的戰略謀劃難以取得實效。構筑美蘇緩和是美國對外政策第一要務，美蘇關系的穩定比美中關系的遞進更具實質意義。因此，從屬於對蘇政策的對華防務政策具有強烈的即時性與功用性。此種取巧的對華戰略定位為中方所明晰而加以拒斥，這也是福特基本繼承相關戰略下美中關系進展依舊有限的重要原因。這一時期美中防務關系本質上仍是雙邊關系有待進一步質變情況下因抗蘇而起的權宜表現，不具備全局性戰略意義。我們應就一度高企的美中防務關系加以積極評價，但不能對其就雙邊關系的促進做過高估計。

同時，“過度防衛”與“獨立自主”的對外戰略心理在中國對外政策的實踐中不時體現。在毛澤東看來，聯美外交取得初步進展，中國國家安全環境得到改善，達到了聯美懾蘇的戰略目標。在周恩來具體執行聯美外交的同時，毛澤東並未放棄其對內政策“左”的取向，並未徹底放棄自新中國成立伊始所開啟的對內對外政策的雙頻互動與雙重支撐。有學者認為，毛澤東晚年掌控對內對外政策時流露出強烈的“暮年焦慮” （陳兼：《周恩來與1973年11月基辛格訪華》，《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要為中美關系的發展層級與密切程度確定一個無可撼動、無可置疑的“天花板”，以確保中國對外政策不至右偏出其規劃軌道，並要確保其對內政策意志的無可挑戰。同時，中蘇軍事合作帶給毛澤東的負面認知也強化了其就中美防務關系進一步深化的反感。據此，在中國國家發展道路依舊處於轉型前夜之時，毛澤東對中美防務關系，特別是美國對華技術輸出與軍事提攜建議自然不以為意，就此種“投降主義”嗤之以鼻。

而從后冷戰視角審視尼克鬆政府時期美中防務關系的初步發展，可以窺見美國政府技術扶華、軍事提攜等對華現實主義政策所凸顯的自由主義因子，及其通過發展軍事防務關系將中國納為世界體系與地區秩序維護者與建設者的戰略期許。開明知華派的此種新政盡管在毛澤東執政晚年遭遇困厄，但卻幫助奠定了中國全方位轉軌發展道路后“非盟友友好伙伴國”的對華國家關系定位，並助推了冷戰終結前夜以美中抗蘇戰略蜜月為代表的雙邊防務及政治關系的罕見高峰。

（本文作者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廣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