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政府時期美中防務關系的初步發展

摘要：伴隨美中關系解凍及初步進展，兩國在外交折沖的同時就一些防務議題謹慎互動、初步協作。盡管尼克鬆政府對華戰略提防及軍事斗爭准備依舊，但以對蘇情報交流、對華技術轉讓及地區危機處理等為主要內容的美中防務關系卻在特殊歷史條件下肇始，並成為穩定雙邊關系的獨特動力。由於兩國高層就定位雙邊防務關系存在抵牾，美中防務關系至尼克鬆政府晚期遇困。美中防務關系是美國“聯華制蘇”現實主義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助推了美中關系的發展，其發生發展凸顯出尼克鬆政府時期美中關系的階段性歷史特征。

關鍵詞：尼克鬆政府﹔美中關系﹔防務關系

尼克鬆—基辛格外交決策團隊掌權以來，全方位調整美國對外政策的哲學機理與實踐內容。回歸現實主義外交，承認國力限度與國際政治多元化等成為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對外政策的調整主旨。其中，對華、對蘇的“雙和”戰略是其基石。同期，中國方面也修正“兩個拳頭打人”的激進外交政策。就此，迥異於“多米諾骨牌理論”與“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下美中對抗為特征的亞洲冷戰舊邏輯，自70年代初美中關系解凍，至80年代“非盟友伙伴國”的對華關系定位，美中關系的戰略性和解與初步發展衍生出亞洲冷戰轉型的新敘事。

自兩國關系解凍，防務領域逐漸成為美中關系的重要場域。解凍之初，美方對華戰略疑懼與軍事斗爭准備並未消除，克服雙邊關系中難點問題還需時日。但同時，兩國就應對蘇聯軍事威脅及地區危機事件等，啟動了防務領域的初步互動協作。目前學界就美中緩和初期雙邊防務關系的分析還不充分，就兩國情報交流、對華技術轉讓及應對地區危機等具體事項的論述不夠系統，就美中共同軍援第三國、歐洲軍用裝備輸華及美中防務關系意義等的論述較為缺乏。（涉及尼克鬆政府時期中美雙邊防務關系的論著有劉勁鬆：《中美軍事關系的歷史發展、問題與前景》，《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5期﹔詹欣：《美國對華核戰略與一九六九年中蘇邊境沖突》，《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0期﹔謝峰、陳舟：《中美軍事關系的回顧》，《軍事外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戴超武：《美國貿易自由化政策與中國改革開放（1969—1975）》，《史學月刊》2010年第2期﹔溫強：《尼克鬆政府對華認知與對日防務政策的確立》，《中山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董大亮：《美國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計劃初探》，《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詹姆斯·曼（James Mann）著，何慧譯：《國家情報評估與尼克鬆開啟對華關系》，《冷戰國際史研究》2006年第2期﹔詹欣：《美國情報部門對中國軍事的評估，1947—1976》，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后研究報告，2007年﹔馬偉寧：《中美軍事合作演變及其主要影響因素》，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崔丕：《美國的冷戰戰略與巴黎統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1945—1994）》，中華書局，2005年﹔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Pillsbury Michael，USChinese Military Ties?Foreign Policy，Autumn 1975.No.20﹔Barnett A.Doak，Military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Foreign Affairs，1977，Vol.55﹔Michel Oksenberg，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1982，Vol.61﹔Mann James， 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n’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99等。）通過解讀新近解密的美國外交檔案，本文擬對尼克鬆執政時期美中防務關系的緣起、發展及其遇困進行梳理，透視其助推美中關系的獨特作用，就美方借技術輸華、軍事提攜以推動雙邊關系的戰略構想以及中方對此的因應策略進行審視，以反觀尼克鬆政府時期美中關系的階段性特征。

一、美國對華認知的變化與防務戰略的調整

尼克鬆（Richard M.Nixon）上台后，改變內閣閣員主導外交的決策機制，變更為白宮小圈子秘密主導制。其中，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基辛格（Herry A.Kissinger）成為尼克鬆依仗的關鍵人物。白宮新主人的現實主義外交與權力中心觀使得各部官僚的外交決策影響力降低，為美國對外政策的現實主義轉向提供了條件。尼克鬆及基辛格奉行尊重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戰略，力圖將美國從自由理想主義的冷戰十字軍迷途中扳回來，清楚認知全球權力態勢變化及美國力量與義務的邊界。尼克鬆決心實現美蘇緩和，同時謀求與中國這樣一個“第三強權”當時中情局將全球新興權勢國家稱作“third powers”，除中國外還包括印度、巴西等國，但在美蘇核裁軍談判總代表、助理國務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Alexis·U.Johnson）看來，第三強權單指中國。這一觀點在美國決策層中頗具代表性。接觸，降低美中對抗的剛性及烈度，幫助其擺脫戰略困境。上述對外決策機制與哲學機理的嬗變使美國決策層逐漸擺脫“冷戰僵化”，謀求在緩和美中關系方面積極作為。

但尼克鬆秉政伊始依舊保持著濃烈的防華遏華思維，對華“革命型反美國家”的認知心理也並未從美國決策層的對華認知中輕易消除。冷戰時期，對華戰略武器即核力量的評估一直是美國決策層的關注重點，自1960年開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戰略武器每年進行例行評估。相關報告訛誤不少，但其對美國對華防務戰略的制定與調整仍起到重要參考，而新一輪對華軍力評估也一度影響了尼克鬆政府對華政策的初期調整。在基辛格組織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跟蹤研判中國軍力，基辛格於1969年10月指示中情局摸清中國核力量現狀。美方判定，中國已研制出供航空兵使用的戰術核武器及新型中程彈道導彈，鈾濃縮能力保持高位。轟-6型中程戰略轟炸機的月產量為4到5架，到1975年中方將擁有200架該型戰機。加之東風-3型中程彈道導彈，中國將第一次具備對美國亞太基地及其盟友的“實質性戰略打擊能力”。（Communist China’s Strategic Weapons Program, Washington, October30, 1969.pp.225-22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Vol.34, 1969-1972.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2011.）對此，參謀長聯席會議等軍方強硬派的對華疑懼有增未減，其強烈冷戰思維影響了尼克鬆的對華認知，這在其上任伊始就“哨兵”（“哨兵”（Sentinel）反彈道導道防御系統由約翰遜政府於1967年開始籌備，由龐大的地面及艦艇雷達列陣及攔截彈系統組成，主要用於保衛美國本土免遭蘇聯、中國的彈道導彈襲擊。反彈道導彈系統的修訂中得以體現。縱觀約翰遜（Lyndon Johnson）政府就“哨兵”系統的籌建，分析最多的是該系統應對蘇聯威脅的作戰實效，中國因素隻佔權重的較小部分，而尼克鬆政府則將該系統的對華作戰權重大為提升。1969年2月，美國國安會認定“哨兵”系統無法全面防御蘇聯導彈襲擊，作戰效能不理想，耗帑巨大，不適應現有軍費條件、國際形勢與反導作戰需求。（ Fact Sheet: The Modified SentinelWhat It Is, What It Does, 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Defense.Fact Sheet.c.March 13, 1969:5 pp.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art II，NSSM 23 Related, 檔案號：PR00374,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尼克鬆就此決定構建“既經濟實惠又技術可行”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NSC Institutional Files (HFiles), Box H20, NSC Meeting, February 14, 1969.Top Secret.）的新版反導系統，而新版系統明顯強化對華戰略防遏，對華部署近700枚反導攔截彈，耗資達60億美元。美國國防部堅信，此舉可有效應對中方新一代戰略武器，面對中國即將掌握的十數枚洲際彈道導彈，“哨兵”可確保美方減少傷亡約700萬人。（ Attachment, Sentinel ABM System.p.16.FR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Vol.34, 1969-1972.）

白宮修訂“哨兵”系統正值美國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蘇聯變身為核裁軍的積極參與者，美國與蘇聯這一相對理性的地緣政治對手逐漸展開緩和棋局。而針對中國這一在白宮看來依舊是“革命型”國際政治行為體的導彈威脅，進行反導假想作戰則是在財政緊縮情況下仍舊必要的。對華反導作戰是尼克鬆政府對華接觸又遏制防務理念中防遏層面的現實體現，是其執政伊始冷戰反華思維慣性與對華政策保守主義成分依舊濃厚的反映。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實際部署方面增強了預防中國的作戰准備，但尼克鬆政府明顯弱化了約翰遜時期為營建“哨兵”而就所謂“中國威脅”的放大性宣傳。相比於民主黨政府嚴厲保守的對華敵視態度，尼克鬆在“哨兵”等遏華措施的外宣方面溫和許多，這顯示出其對華政策的靈活特性。

除去上述必要的對華防遏，締造維護美國國家安全與利益實現的新全球秩序及東亞穩定態勢方面，需要尼克鬆降低美中對抗烈度，展現更靈活的對華政策。繼續僵化、偏激地孤立、敵視中國的舊政策已不明智也不合時宜，尼克鬆秉承約翰遜執政末期國會所興起的對華“微開門”政策而加以現實主義的深入放大。在基辛格影響下，“美國對華防務政策辯論中消減美中對立因素、舒緩對華孤立政策的意見逐漸抬頭並佔據主導”（ 溫強：《尼克鬆政府對華認知與對日防務政策的確立》，《中山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據此，既接觸又防遏的對華新戰略初顯並得以充實。而白宮加速轉變對華戰略還需圍繞美蘇中戰略三角這一主動軸的演變，服從於美國實力相對衰退下“聯華制蘇”大戰略，以及在印支等重要地區問題上對華戰略需求的逐漸現實與迫切。相比於1969年初依舊較為保守的對華認知，是年內迅速激化的中蘇矛盾大大提速了美國對華接觸與積極認知的歷史進程。

1969年中蘇接連爆發的嚴重邊境沖突引起美方重視。鐵列克提事件后，美國國安會判定中蘇關系難以扭轉，蘇聯凸顯出強烈的報復心與進攻性，美方尤為擔心莫斯科對華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 （The USSR and China, NIE 11/13-69, Washington, August 12, 1969.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IC Files, Job 79R01012A.）1969年以來，中情局通過多種渠道獲悉蘇聯對華核打擊訊息，是年8月18日蘇聯駐越南使館官員向美國駐越南特別助理表達了蘇聯政府對中國核設施進行打擊的設想，這是蘇聯官方第一次正式向美方表達這一意圖。。蘇聯策劃在中國核反擊能力壯大前解除其核武裝，乃至改變中國政權的圖謀令美國高層深感震懼。基辛格認為，坐視中國崩潰，中蘇分歧將無法利用，美國將極為被動。同時，美國也注意到中國調整對外政策，不斷釋放緩和信號。就此，基辛格決定借力打力，以使戰略三角的運籌利於美方。他認為，美國此時“不應顯得與蘇聯一起合謀應對中國，而應尊重並接觸中國”，堅持對華政策中的緩和接觸設想，謀在長遠，等待戰略紅利的釋放。（ SinoSoviet Differences, Washington, September 25, 1969.pp.248-253, 255-256.FR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Vol.34, 1969-1972.）顯然，提防中國是必要的，但這並不影響美國利用中蘇矛盾調整對華政策。緩和美中關系既可確保中國的反蘇立場為美所用，同時也可提升美國在三角棋局中的戰略優勢。

在對蘇施打“中國牌”的戰略下，美國國安會於1969年下半年開始更加積極地調整對華政策。基辛格於是年11月末申明，“支持中國的領土爭議訴求會導致美蘇沖突”，就中蘇沖突保持“中立”是現實選項。 （U.S.Policy on Current SinoSoviet Differences, Washington, November 20, 1969.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NSC Institutional Files (HFiles), Box H111, SRG Minutes, Originals.1969-1970.）美國國務卿羅杰斯（William P.Rogers）及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卡戈（William Cargo）也認可該政策，他們建議，蘇聯膽敢在中蘇沖突中突破底線，美國將向其施壓。基辛格深以為意，但他拒斥了一些主張對華進行直接幫扶乃至軍事協助的冒險建議。他強調，戰術上“對華施以軍援不具可行性”，但在“戰略上傾向中國是可行且必要的”。 （The Situat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Washington，November 22，1969.p.134.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6.）據此，對中蘇沖突奉行“中立”，但同時利用蘇聯威脅中國安全的戰略時機對華示好，緩和美中關系成為對華政策著力點。伴隨上述大戰略變化，美國對華軍力評估與國家形象認知也逐漸轉變，助推著美中緩和步伐。

通過研判1969年到1970年中國政情發展與對外政策的微妙調整，白宮進一步確認“北京是防守方和易受攻擊者”，第一次歷史性地承認中國的“非侵略性”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December 27, 1969.p.156, 166.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1970年12月末，美國國安會達成共識，中國在修正“文革”極左革命外交，呈現某種程度的現實主義轉向。基辛格說服軍方：“目前沒有令人信服的因素催使中國現在及未來去尋求擴張政策。”（ Communist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ture,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INR/EAP Files: Lot 90 D 110,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NIE 13-7-70.）他認為，中國調整對外政策並非權宜之計，中國在某種程度上踐行著一條自哲學機理到具體實踐均發生嬗變，乃至變更國家發展路徑而更具靈活性與現實性的“后文革”道路 （Next Step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May 27,1971.pp.323-331.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盡管基辛格的上述判斷與毛澤東執政晚年內外政策調整的實質存在相當差異，但美國對華防務戰略與國家形象的新認知並未出現大的錯訛，符合中國決策層修正內外政策過度激進的總方向。

同期對華軍力評估也強化了上述認知。美方認為，中國雄心勃勃的武備計劃遇阻，解放軍依舊是大而不強的戰術型軍隊，初具雛形的核打擊能力不堪一擊，且常規武器與美蘇代差明顯。此外，白宮認為，中國運用武力的戰略意志也更加審慎，同先前輸出革命政策不同，自保與防御成為當下中國國防戰略的要義。（ Communist China’s General Purpose and Air Defense Forces, United States.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Secret,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June 11, 1970: 27 pp.12-14, U.S.intelligence and Chin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covert action.檔案號：CI01959,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美方預計，中國至80年代中期前不會掌握三位一體的有效戰略核反擊能力，面對蘇聯威脅力不從心。因此，抓住中國尚未具備對蘇有效核反擊能力，而對美戰略需求相對提升的有利窗口期，加速推進“聯華制蘇”戰略成為關鍵。

綜上所述，“國家軍情評估為尼克鬆開啟對華關系提供了前提。尤其是中蘇軍事力量對比、運用意志等分析，幫助白宮做出了戰略性估價”（ 詹姆斯·曼（James Mann）著，何慧譯：《國家情報評估與尼克鬆開啟對華關系》，《冷戰國際史研究》2006年第2期。）。盡管保守性濃厚的對華軍事防遏繼續留存於尼克鬆政府對華防務政策的基本框架內，但在美中關系解凍的前期醞釀中，對華軍力尚弱、對外政策現實主義轉軌及“非侵略性”國家形象的認知，成為對華政策調整的思維前提與現實基礎。就此，加速推進美中關系解凍成為華盛頓的共識。而在解凍初期，以民用科技及經貿交流為載體的美國對華技術輸出以及雙邊就某些防務議題的磋商，成為美中核心政治議題難以推進情況下推動雙邊關系演進的獨特觸媒。

二、對華技術輸出與美中防務關系的初步解凍

上文所述，美國在推行對蘇對華“雙和”戰略時，事實上偏向中國，美方以解凍一般經貿關系為著手點，謹慎推進尚不明朗的美中正常化接觸。而在民用經貿科技交流基礎上出現的某些具有軍事意義的對華技術轉讓，成為美中防務關系中的特殊內容，同時也是敲打蘇聯、促進美中和解的獨特政策工具與戰略砝碼。對華技術輸出也初次顯露了美方對華形象認知逐漸改觀后，在對華現實主義政策基本框架下所逐漸生發出的自由主義政策因子。

早在1969年11月，美國國務卿羅杰斯便建言，“鬆綁對華經貿限制以接近中國的時機已到”（ Memorandum From John H.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rsaw Talks and Taiwan Strait Patrol, Washington, November 21, 1969.p.139.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1971年3月，基辛格提出對華經貿的系統政策，要求放寬對華貿易管制，暫時同對蘇聯東歐的出口管制規格相一致（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Steps Toward Augmentation of Travel and Trade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March 25, 1971.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521, Country Files, Far East, China，Vol.VI.）。這是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蘇對華等距離外交的體現。總統國際經貿事務助理也致函基辛格，稱將全力支持對華經貿弛禁，並強調取悅主張對華出口的經貿利益集團有助於總統贏得國內政治優勢 （Messag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May 20, 1971.pp.319-320.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擴大對華經貿往來從而促進美中關系成為華盛頓決策層的共識。

1971年6月，基辛格進一步制定對華經貿政策的分階段目標。他明確提出，要不斷提升美中貿易層次，最終目標要使美中經貿水平超越對蘇東國家的經貿往來規格，但要循序漸進，緊跟即將到來的美中秘密接觸。不過，經國防部建議，一些具備軍事價值的民用裝備暫時禁止售華，如制造高精密無縫鋼管的機床、螺旋槳推進器、自動化農用機械、燃氣輪機、雷達及偵測照相設備等。基辛格同意並認為，美中接觸明朗之前，應暫時平衡美蘇與美中經貿關系，不能破壞美蘇緩和。（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Washington，June 3，1971.pp.334-336.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他強調，中國是世界事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實體，“強大並不斷發展的中國不對美國造成威脅”（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4:35-11:20 p.m.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1032, Files for the President—China Material, Polo I, Record, July 1971 HAK Visit to PRC.）。就此，他表示願意開展兩國經貿交往。基辛格於10月、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將軍（Alesander M.Haig）於1972年1月及尼克鬆總統是年2月訪華時均強調經貿科技交流在打開美中關系局面中的重要性。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My October China Visit：Discussions of the Issues，Washington，November 1971.p.557.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中方予以正面回應，決心開啟雙邊經貿科技交流，強調相關合作將通過日后的互駐機構深化落實 （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Under Secretaries Committee (Irwin) to President Nixon，Results of Initial Steps Toward Augmentation of Travel and Trade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Steps to be Taken, Washington, January 13, 1972.p.653.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盡管中方就此議題並沒有美方所預想的那樣熱切，但美方注意到中國駐外機構在擴大收集中外科技經貿合作及西方科技等訊息，保持著靈活。美方清楚，中方此種態度源於其就中美關系更具原則性、宏觀性政治問題的把握與堅持。台灣問題、印支問題等戰略利益必然重要於中美經貿技術交流等議題。而對於西方技術如若表現得過於渴望也會損害中國所奉行的“意識形態純潔性”原則，況且當時尚處於第三次科技革命初期，中國對中西方技術差距之大體會還不深。限於國家政治生活主題並未完全轉軌，中國對於西方先進技術渴求還並不十分強烈。

為助推尼克鬆訪華后形成的良好氛圍，1972年3月底，美國國安會進一步制定了提升對華技術輸出與經貿交往的新政。其中，對華出售民用客機、出口特定航空器材、調整巴黎統籌委員會（COCOM）對華政策等成為亮點。 （Memorandum From John H.Holdridge and Robert Horma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SRG Meeting on U.S.PRC Trade and Exchanges, Washington, undated.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H061, NSSM 148-149，3/31/72. ）借雙邊經貿技術交流局面的打開，中國對美國民用飛機及航空、通訊器材等表現出濃厚興趣。負責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於1972年6月9日向基辛格報告，中國向美國政府正式表示，希望購入波音707型客機並與休斯航空航天公司及美國無線電公司開展合作，以升級中國衛星地面通訊系統。中方還與著名防務集團洛克希德公司展開採購民用航空器材的談判。（ Memorandum From Richard H.Solom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Possible Next Steps in SinoUS Relations, Washington, June 9, 1972.p.90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雖然中國就美國同期擴大對越南軍事行動加以批評，但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卻就阻礙中美經貿科技合作的法律與金融障礙向美方表達連續關切，希望雙方加強協調以構建發展經貿的制度性平台 （Memorandum From Richard H.Solom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Possible Next Steps in SinoUS Relations, Washington, June 9, 1972.pp.908-909.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此種相向而動的戰略態勢令基辛格十分滿意。

1973年2月，美國國安會作出決定，授權波音公司為對華出口的美國客機再額外配售8套慣性導航系統（ Sale of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February 6, United States.Office of the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Secret,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February 6, 1973:1 pp.檔案號：CH00254,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其雖為民用技術但具備潛在軍用價值，售華先進民用導航系統是新中國歷史上美國先進裝備輸華之肇始，政治意義重大。是年3月，基辛格高度評價了美中關系過去20個月的發展狀況。他認定，這已帶來持續性戰略紅利，即緩和亞洲局勢、促進美蘇關系及構建維持全球和平的秩序架構，堪稱尼克鬆政治生命的最大亮點之一。（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My Trip to China, Washington, March 2, 1973.pp.6-9.FRUS: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Vol.38, 1973-1976.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