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中聯部的對越工作【2】

領導顧問工作事關重大

派顧問到外國工作，這在我黨歷史上是第一次。雖沒有一套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但是中央對這項工作特別重視，對越南許多重大的工作與決策，都親自掌握或過問。而作為直接負責處理同越南黨具體聯絡事務的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同志，曾在第三國際工作較長時間，同兄弟黨交往有較豐富的經驗。這兩個條件是領導好顧問工作的最重要保証。

一、認真抓顧問出國前的審查與教育。顧問在越南工作做的好或壞，直接影響到我們黨的聲譽，所以挑顧問人選是很重要的一環。中央對此十分關切，叮囑中聯部一定要把好審查關，派好的干部出去，並且作出示范。1953年，有一次軍委總干部部發電到某單位調干部到顧問團工作，電報措辭極一般。少奇同志看到此電稿后寫信給稼祥同志。他在信上寫道：派干部出國工作，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這樣發電去調干部，決不能調到合適的。必須嚴格地規定條件，必須本人確實了解出國工作的重要性並願意出國工作。必須由各區負責同志親自審查，並須集中到中央審查。不合格者不要派去，並退回原單位另調。合格者在出國前須向他們嚴格交代清楚，在國外應怎樣工作，如此才能選派適當的干部到國外工作。他在信上最后向稼祥同志交代：“此事請你親自組織，並在出國前報告中央批准。電稿交你，由你告總干部部另擬辦理。”

少奇同志說的這番話，其實早在1950年首次派軍事顧問赴越時，中央領導同志對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軍事顧問團有不少同志行前都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如朱德、少奇同志以至毛主席的接見。他們向顧問們談出國工作的任務及其重要性，要求大家高度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把越南人民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當作自己的事業來做，切實做好援越的一切工作，顧問們奉命首次到外國工作，那裡的情況同我國迥然不同，思想上多少有一點疑慮。為了打消他們的疑慮，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引用《西游記》的神話故事，風趣地說，所謂九九八十一怪，都是假的，你們不要害怕。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使大家受到了教育與鼓舞，滿懷信心前去工作。

中央領導同志抓顧問出國前教育一絲不苟的精神，給下屬機構辦事的同志樹立了榜樣。

二、對在工作崗位的顧問結合實際加強思想教育。當年派去越南工作的顧問，有經過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烽火洗禮的老干部，有在解放戰爭中脫穎而出的年輕干部。這些同志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比較優秀的干部。但是到外國幫助工作，那裡的國情同國內情況完全不一樣。為了更有效地幫助越南工作，結合當地實際加強對顧問的教育和對他們提出嚴格要求是十分需要的。1950年8月在派出軍事顧問團的同時，中央軍委制定了一個顧問守則共7條。后來隨著派出的顧問人多而廣，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積累了一些經驗，對原來的顧問守則有加以充實的必要。中聯部於1953年5月草擬了《顧問團工作守則》共14條，經毛主席批准后送顧問團執行。同年9月，在稼祥同志主持下，中聯部又起草了《中央關於顧問工作的指示》，以中央的名義向顧問團下達。兩個《守則》和《指示》明確規定顧問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十分具體。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高度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幫助越南人民的解放斗爭，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來做。當把《守則》送給毛主席審批時，他在“國際主義”這一條加上“尊重越南民族獨立及越南人民的風俗習慣，擁護越南勞動黨及越南黨與人民的領袖胡志明同志”一句話。毛主席加上的這一句話賦予國際主義以更深的含義，反對大國主義流露於字裡行間。

毛主席知識淵博，熟悉中越兩國的歷史關系。在歷史上，中越兩國封建王朝之間曾經發生過數次戰爭，而在兩國歷史關系中留下了一些陰影。法國殖民者統治越南時期，別有用心地大肆宣傳歷史上“中國侵略過越南”，以挑起越南人民對中國的不滿，來掩飾其侵佔越南的罪惡目的。中越兩國在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成功后，兩國之間有了嶄新的關系，對過去歷史上留下的陰影，力圖以實際行動來消除它。毛主席在《守則》加的那一句話所表達的思想是很深刻的，即對越南講國際主義，但根據中國是大國、越南是小國的實際情況，僅提幫助還不夠，對人家還必須做到“尊重”與“擁護”。這是毛主席結合歷史、結合越南實際情況對顧問進行教育的生動范例。

第二，在工作中必須注意內外有別。這是對顧問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又一項重要內容。《指示》精辟地論述了中越兩黨關系，指出中越兩黨是一家，因為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家庭的成員﹔但中國與越南又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國家，兩國的黨是各自獨立的黨，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黨與越南黨不是一家。因此顧問同越方的關系，既不是上下級關系，也不是一個黨內的同級關系，所以顧問在越工作絕不能如同在家裡——中國——一樣。基於這種關系，顧問在工作中對越方既要熱情幫助，但不准干涉對方的人事，不要加入對方的爭論，更不能越俎代庖，代對方做指導性的工作報告和總結報告。

第三，加強組織紀律性，對上必須多請示報告。鑒於在外國工作的特殊情況，《指示》規定顧問對上級顧問、顧問團團部對黨中央要多報告，多反映情況，而且要具體，各級顧問對越南黨各級組織提出重要建議前必須層層請示。《指示》特別指出，顧問團負責同志參加越方的各種會議，尤其是政治局會議，必須次次報告，並摘要報告越南負責人的重要發言內容及顧問在這些會議的講話要點。中央對顧問團在工作方面出現的差錯，及時予以批評。

還有，中央對顧問團的工作方法亦隨時給予具體指示，指出：顧問提出的必要建議，應隻限於比較重大的問題﹔對某些重大問題把握不大時不提建議﹔提出建議時不應強調對方接受，不應與對方爭論﹔顧問對越南黨各級組織負責人應在幕后幫助，不宜出台唱戲，更不應出台唱主角，等等。由於中央對問題抓得及時，指示全面而具體，才使顧問團的工作少犯錯誤。

1955年7月，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撤回顧問，改派專家技術人員赴越幫助工作。這時中央又發了一個《關於駐越專家和技術人員若干問題的指示》。經過幾年的實踐，這個《指示》比以前的《指示》等，又有了新的內容，最為突出的是第一次明確提出必須“反對大國主義也就是反對民族主義”，對駐越專家技術人員“必須經常地、反復地”進行這方面的思想教育。《指示》特別指出，“像中國和越南這樣兩個大小不同的民族與國家，……我們就更應警惕大國主義思想”。《指示》除再次強調指出中越兩黨、兩國之間的關系是“獨立”的外，又加上了是“完全平等”的提法。

上述《守則》、《指示》，可說是我們黨對顧問工作指導思想的精髓，其中提到的同越南黨交往的一些重要原則，可以視為今天我們黨在黨際交往中制定的四項原則的雛形。應該提到的是，上述《守則》、《指示》的形成，稼祥同志為其付出了巨大心血，他的許多卓識都融於其中。

搞好調查研究乃是根本

中央在對越南工作中，把調查研究越南黨和越南社會基本情況放在首位來抓。據羅貴波同志回憶，他赴越南工作前少奇同志曾指示他說：去越南的任務是轉達兩黨的意見，溝通兩黨之間的關系﹔還要搞好調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計劃的依據。他抵越不久，中央發電指示他如何進行調查研究，具體分兩步走，第一步要對越方急需的軍火援助和交通運輸情況等主要問題首先進行研究和提出意見﹔第二步要對戰勝法國侵略者所須解決的各項基本問題如主力部隊的建立、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等進行研究並提出意見。后來經過中央批准執行的《顧問團工作守則》14條，其中有一條就是要顧問對越南情況“必須注意調研”。

中央對顧問團報回來的調查報告認真研究，對做得好的予以肯定，對不足之處即給予提醒。1953年，胡志明主席在同蘇共和我黨商定后在越北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中共中央對這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十分關切，對顧問團報回來的材料，首先肯定他們的成績，說他們對這方面的報告“比以前增加”，同時亦指出不足之處，如“報告還不夠多和不夠系統，不夠及時”等，鼓勵他們多報材料。

稼祥同志在中聯部的建設中，對調研工作作出的貢獻很大。1951年3月，他在慶祝中聯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開宗明義指出搞好調研工作的重要性。他特別強調，要注意對周邊國家進行調查研究，因為這些國家是我國近鄰，他們那邊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會立刻影響到我們這邊來。他做了很形象的比喻，說如果鄰居有人打了噴嚏，你就得注意自己會不會被傳染得了傷風。他鼓勵大家重視和做好調研工作。

稼祥同志到中聯部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最短的時間熟悉中聯部主管研究的對象黨及其所在國家的情況。有一天，我們得到通知：“王部長要看有關介紹越南的圖書，凡是中文的他通通要。書找齊后送交他的秘書。”我們找出十來本，有中國人寫的，有越南華僑寫的，有越南人寫而譯成中文的。約過了一個星期，他的秘書將全部書退回給我們，並說：“這些書王部長都看過了。”這件事突出地反映了他勤奮研究的精神。他在主持中聯部工作期間，在調研工作方面出了許多好主意，例如提出反映情況“要新、要快、要短、要尖、要深、要廣”等等，為中聯部調研工作的建設打下了良好基礎。在稼祥同志的領導下，中聯部還積極參與對越南一些重大政策問題的研討或代中央為越南黨起草一些指導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