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蘇區標語宣傳工作的歷史特點【4】

四、宣傳方法的藝術性

蘇區時期的標語宣傳工作非常講究藝術性，通過注意標語宣傳的方法和技巧，來達到標語宣傳的效果。如1929年4月17日，在贛南的於都縣城，紅四軍政治部發布了一份統一的《紅軍標語》。這份《紅軍標語》共有134條，第一次在標語前特別寫了九條關於如何書寫標語的注意事項，對標語的書寫問題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如：“不要寫草字省筆字﹔慢一點寫，力求寫得好看，不要性急亂涂﹔不要寫錯，不要遺落字，一個標語寫完須查看一遍才走﹔一律用筆寫上牆壁，不准偷懶改用紙貼﹔署名一律署紅軍兩個字，不准署雜色名義。標語落尾廢止感嘆號（！）改用斷句號（。）﹔凡比較語氣標語，如國民黨共產黨比較，紅軍白軍比較等，隻可連寫，不可分寫。”1929年10月，紅四軍前委宣傳科又編寫下發了一份《宣傳須知》，在第五項“宣傳的技術”部分，對如何書寫紅軍標語作出了詳細的規定，提出了嚴格要求，例如：“寫牆標語要選擇位置，要寫得高，使人遠遠望見，使反動派不好破壞﹔寫時不要有錯誤，如草寫，省筆字，掉了字等，在一個地方不要重寫標語，一個﹝條﹞標語寫完后須看過一次才走﹔寫標語時如有人來看，就要與他解釋所寫標語的意義，不要啞巴式的隻管寫不開嘴﹔寫標語要研究求進步，不要敷衍，不准寫得雜亂無秩序，或寫在商人招牌上使別人討厭﹔貼標語或其它各種宣傳品的時候，看什麼地方貼什麼標語和宣傳品（如在農村必須貼寫關於農民方面的標語及宣傳品，在城市必須多貼關於工人及商人方面的標語和宣傳品），不要以為宣傳品太多，不選擇對象便亂貼，並要粘的十分穩定，使反動派扯不盡，抺不去。”1931年2月，在第二次反“圍剿”時，江西省赤色總工會也頒布了《宣傳動員令》，其中對各級工會糾察隊也提出了書寫標語的技術規范，如：“要寫正字，筆還一筆，畫還一畫，不要草寫﹔要看牆壁的長短，來布置標語，牆壁長，寫長的標語，牆壁短則寫短的標語（或寫小點），不要一個標語寫兩垛牆壁﹔牆壁上如有原來的標語，是從右邊認起，從右邊寫去，是從左邊認起，便從左邊寫去，若顛方向寫去，則使看者不容易看清白﹔標語符號不可省略﹔每條標語寫完之后，一定要寫出各機關的名義來。”在其他各種文獻裡，我們都可以看出，當年蘇區時期，對標語宣傳的技術規定得非常詳細。從現存的蘇區牆壁標語來看，當年的宣傳工作者確實注重了宣傳藝術，由此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宣傳效果。

五、宣傳語言的通俗性

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曾經指出：“宣傳文字要簡短，使他們頃刻間能看完，要精警，使他們一看起一個印象。”蘇區標語宣傳工作，產生於特定的時代與特定的環境。由於面對的讀者主要是廣大農村的老百姓，因此，許多蘇區標語大量使用了非常口語化、大眾化、鄉土化的百姓語言，為群眾所喜聞樂見。如：“打土豪分田地”、“一切土地歸農民”、“窮人沒有飯吃到土豪家裡去挑谷”、“歡迎白軍士兵的反水過來當紅軍”、“工人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學習蘇俄紅軍精神！無產階級隻有分了田地，才有飯吃有衣穿！”“反對老公打老婆！”“女子要讀書識字”、“好男要當兵，好鐵要打釘”等標語，這些標語都是大白話，通俗易懂，形象生動，讀起來朗朗上口。這些具有鄉音語調、農民口吻的標語顯得朴實感人，一下子拉近了與普通民眾的心理距離，使他們看后感覺很親切，容易識記，達到了非常好的宣傳鼓動效果。還有一些標語採用對偶、排比句式，如：“紅軍中官兵伕薪餉穿吃一樣，白軍裡將校尉起居飲食不同”、“紅軍是工農的軍隊，白軍是軍閥的軍隊”、“窮人不打窮人，士兵不打士兵”、“白軍士兵替軍閥找出路，紅軍士兵替自己找出路”等。這些標語用簡單明白的語言，將紅軍與白軍的區別進行了鮮明的對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可以有效地瓦解敵軍的軍心。

六、宣傳隊伍的廣泛性

蘇區時期非常重視建立、完善宣傳組織和宣傳網絡。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了一封指示信，強調“紅軍中政治部工作及宣傳隊組織（或如你們所稱‘宣傳兵’）是紅軍中政治命脈，其作用決不減於戰斗兵，決不能因此便動搖了根本路線”。當時，黨和紅軍領導人非常重視宣傳工作，注重建立和完善各級宣傳組織。如建立了宣傳兵制度，時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陳毅在1929年9月撰寫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是這樣記述的：“紅軍現在有一個宣傳兵制度，凡軍隊每一個機關（如連部、營部或政治部、衛生隊等）均須派五個人擔任宣傳工作，這五個人不背槍，不打仗，不服勤務，名叫宣傳兵。”紅軍的宣傳隊組織也非常健全，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指出：“紅軍的宣傳隊是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工具，宣傳隊若不弄好，紅軍的宣傳任務就荒廢了一個大的部分，因此關於宣傳隊的整理訓練問題，是目前黨要加緊努力的工作之一。”為此，他提出了要健全宣傳隊組織的問題：“以支隊為單位，軍及縱隊直屬隊均各成一單位，每單位組織一個中隊，隊長隊副各一人，宣傳員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傳品），公差二人。每個中隊的宣傳員分為若干分隊（按照大隊或其他部隊與機關的數目，定出分隊的多少），每個分隊有分隊長一人，宣傳員三人。”在古田會議精神的指引下，軍隊及地方蘇維埃政府組織內部的宣傳機構全部建立與健全起來了。

蘇區的標語宣傳人員眾多，涉及黨政軍和各群眾團體。1930年11月，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發布《宣傳動員令》，要求“傳布到每個鄉政府每個工會，每個士兵會去”， 提議“立即動員全體工友、全體農友、全體紅軍兄弟官長，個個都拿起筆來寫那十二個口號……鄉村由蘇維埃領導寫，城市由工會領導寫，紅軍由士兵會領導寫”。因此，古田會議后，紅軍標語的書寫人員有了一個重大變化，由紅軍宣傳員逐步擴展為各級革命機關、各級蘇維埃政府和各級人民團體共同書寫。

從現存的牆壁標語落款，我們也可以看出當年參與書寫紅軍標語的單位眾多，落款單位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紅軍各單位政治部和戰斗部隊番號或代號﹔一是黨的各級革命政權或群眾團體。從這些落款單位情況分析來看，黨和紅軍為做好宣傳工作，建立了完善的宣傳組織，動員了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參與宣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