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初期反對建筑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問題【3】

三、反對建筑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基本情況

1954年底至1956年初，全國開展了反對建筑領域浪費的運動。同時，為了從思想上查找根源，又把“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加以批判。由於“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主要出現在北京並由此影響到全國，所以，反對建筑浪費和批判“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是以北京為主開展起來的。

最早反映建筑領域存在浪費現象並公開提出批評的是《人民日報》。1954年6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讀者來信，反映建筑設計思想上存在的問題，認為一部分建筑師不懂得批判地接受民族的建筑遺產，並在這個基礎上創作新的適合當前需要的形式，或者是不加選擇地照搬中國古代建筑，在“民族形式”的招牌下販賣復古主義。還有一部分建筑師，對建筑中經濟、適用和美觀三者的一致性缺乏認識，錯誤地認為要美觀就要多花錢，不願意在保証經濟和實用的條件下創造更優美的建筑形式﹔或者單純注意建筑物外形的藝術處理而忽視了實用和經濟上的合理。《人民日報》加寫的編者按提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建筑學家有責任對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建筑思想開展批判”，同時，“對如何正確對待民族形式的問題進行討論，使我們的建筑師們逐步樹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思想，使祖國出現更多的經濟、實用而且優美的建筑物。”

對“民族形式”的設計造成的浪費提出批評，對這種設計思想進行討論，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像《人民日報》編者按那樣，一開始就給“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戴上“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建筑思想”的帽子，這不是學術討論所應採取的方法。

繼《人民日報》反映問題之后，北京市、建筑工程部、天津市等陸續動員開展反對建筑領域的浪費運動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1954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設計院、清華大學建筑系等單位從事建筑工作和教學工作的共產黨員會議，批評建筑領域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12月至1955年1月，建筑工程部召開全國建筑工程局局長會議，提出要反對設計工作中脫離實用、脫離經濟的形式主義傾向和過分強調古代建筑藝術形式的復古主義思想。12月31日，彭真在北京市政協擴大會議上對建筑界追求美觀忽視經濟原則的現象提出批評，他說：過去，隻有皇宮廟宇是琉璃瓦、大屋頂。現在，有的單位連傳達室、廁所都用琉璃瓦，我們比皇帝還闊綽！現在我們還有許多人沒有房子住，大學生還睡雙層鋪。我們應該有經濟觀點、實用觀點和群眾觀點。(36)1955年1月13日，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黨委專門就西郊蘇聯專家招待所設計浪費情況向北京市委寫了一份報告。報告指出，北京西郊招待所設計中的浪費現象主要表現在追求形式，過分講究奢華的裝飾，最突出的是採用皇宮和廟宇形式的屋頂，還有許多亭台樓閣，挑角、飛檐。造成上述設計浪費的原因，“主要是設計人員中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它的特點是“片面追求形式、忽視使用與經濟堅固的原則。它的表現形式，是在提倡民族形式口號之下的復古主義”。基於這種認識，報告建議北京市委對該工程的設計進行檢查，“對有關的錯誤思想進行批判”。1月14日，北京市委在批示中指出：北京市設計院的政治思想領導是極其薄弱的，“沒有執行黨在建筑方面‘經濟、適用、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指示”。西郊專家招待所的設計是一個極端浪費，極端不合理的典型。“這是在建筑方面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在這種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某些設計人員毫不動心地任意揮霍國家的建設資金，這是一種犯罪的行為，應展開嚴肅的斗爭。”為此，北京市委責成北京市設計院，的負責人“切實領導所屬人員開展嚴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去年類似的設計，切實進行檢查，糾正這種錯誤的設計思想。保証在1955年的工作中不再重犯”(37)。緊隨其后，2月4日至24日，建筑工程部召開設計及施工工作會議，揭發和批評建筑領域的浪費現象，指出設計方面的主要缺點是“許多建筑物的設計，脫離了適用和經濟的根本原則，過多地追求‘宮殿’‘廟宇’等形式和虛假豪華的裝飾”，結果“造成很大的浪費”。會議要求設計人員“必須克服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思想，按照適用、經濟和在可能條件下講求美觀的原則進行設計”，號召“開展群眾性的反浪費斗爭”。從2月開始，中國建筑學會天津分會組織會員批判設計中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傾向和復古主義思想”。2月28日，彭真在北京市委集體辦公會議上談到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問題時再次提出，對北京市出現的一批“大屋頂”建筑，清華大學建筑系、北京市設計院的共產黨員應該首先作檢討，開展自我批評。(38)

在作了一系列動員之后，3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反對建筑中的浪費現象》的社論，批評長春地質學院宿舍樓、北京地安門機關宿舍樓等建筑物的設計，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嚴重的浪費，其根源在於“某些建筑師中問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建筑思想”﹔還批評了《建筑學報》，認為在已經出版的兩期學報上，“人們找不到關心建筑中經濟問題的文章，相反的卻可以找到許多宣傳錯誤建筑思想的文章，甚至刊登有嚴重浪費和形式主義傾向的論文和設計圖”。社論強調：“黨和政府一再號召我們為保証我國工業建設的勝利，必須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是全國人民共同的任務，這是一切國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必須遵守的紀律。因此建筑中忽視經濟原則的傾向必須迅速克服，使建筑事業真正符合國家的計劃，用有限的財力物力最合理地最有效地為經濟建設和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服務。”

社論發表的當天，《人民日報》開辟了《厲行節約，反對基本建設中的浪費！》專欄，陸續刊登一些批評建筑領域浪費的文章。3月28日的《兩幢豪華的宿舍大樓》和《新北京飯店建筑中的浪費》兩篇文章，對地安門機關宿舍大樓和新北京飯店的設計所造成的浪費提出批評。3月29日的《奇怪的流行病》一文，批評“大屋頂”的設計所造成的巨大浪費。4月5日的《大屋頂盛行的時候》一文，批評武漢市郊一處集體宿舍樓因“大屋頂”的設計所造成的浪費。4月18日的《首都應該樹立榜樣》一文，批評濟南市十幾處琉璃瓦、“大屋頂”的建筑“花費了大量材料和勞動力”，是“對國家財產的揮霍”。

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批評文章的同時，1955年4月，北京市委建筑黨委召集有部分公司經理、工區工地主任、工程技術人員參加的座談會，就建筑設計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思想進行批評和討論。與會者認為，建筑領域的問題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過分強調民族形式，使得工程造價過高﹔二是盲目追求豪華富麗，造成鋪張浪費﹔三是設計脫離了實際。(39)隨后，北京市相關單位根據座談會精神，組織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設計思想。

鑒於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大都出自記者和一般讀者之手，建筑師還很少發表文章，所以，4月21日，彭真在北京市委會議上強調：建筑設計的思想批判要快點搞，要動員受梁思成建筑思想影響的人作自我批評。(40)

於是，受到點名批評的建筑物的設計師開始陸續發表文章，批評“設計思想上的錯誤”，檢討自己的設計所造成的浪費。4月20日，北京西郊專家招待所的設計師張鑄在《人民日報》發表《檢查我忽視經濟原則的建筑思想》一文，認為三年來自己“追求形式忽視經濟原則的傾向也是愈來愈嚴重”，“從建筑思想上看，這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傾向”，表示要“糾正忽視經濟的嚴重傾向。”4月27日，“四部一會”辦公樓的設計師張開濟在《人民日報》發表《做一個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師》一文。文章說：“當全國人民都在為工業化克勤克儉的時候，建筑師卻以繁瑣的裝飾和高貴的建筑材料去表現建筑的美觀，這就使建筑脫離了人民現實的生活，給國家造成的浪費是嚴重的，表示今后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師”。(41)5月14日，北京地安門機關宿舍樓的設計師陳登鰲在《人民日報》發表《檢查和糾正我的錯誤設計思想》一文，承認“自己已走上了錯誤的形式主義設計思想的道路”。這種追求形式忽視經濟原則的設計思想，“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作怪”，表示今后要“糾正上述錯誤的設計思想”。

與此同時，一些設計單位的負責人對本單位在建筑設計上造成的浪費也作了檢討和自我批評，但與普通設計師相比，其批評的語氣似乎要嚴厲一些。5月5日，北京市設計院副院長沈勃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北京市設計院在建筑設計中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錯誤的檢討》一文，指出北京市設計院在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主要表現在某些建筑設計，特別是若干大型建筑物的設計，越來越脫離了黨和國家所規定的方針，單純追求建筑物形象的“華美”，“陷入了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泥坑”，浪費了大量資金。這種隻顧形式，不顧內容，盲目抄襲古代建筑形式的作法，“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建筑方面的具體表現”。文章認為，提倡“建筑就是藝術”是“荒謬理論”，“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建筑思想”是“反動”的，是一股“有毒”的“逆流”。5月8日，建筑工程部北京工業建筑設計院副院長汪季琦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在領導設計工作中的錯誤》一文，認為本單位設計思想和設計工作“存在著形式主義，乃至復古主義的傾向”。追求富麗豪華，虛夸鋪張，浪費了國家資財，“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建筑設計工作中的具體反映”。為此，他提出，“要在全體工作同志中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思想，堅決地與建筑設計中的資產階級思想，首先同形式主義、復古主義思想劃清界線，進行斗爭，並逐步加以肅清，以鞏固社會主義的設計思想”。

在建筑師們作了自我批評之后，5月18日，北京市召開建筑師座談會。彭真發表《建筑的原則是適用、經濟並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講話，認為北京建筑業中存在的一個嚴重錯誤和缺點，是“建筑設計中滋長著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錯誤傾向”。在“民族形式”的建筑思想影響下，某些設計師甚至不惜減少房屋的使用面積和生活實施，而單純追求“民族形式”和豪華富麗的氣派。“這種錯誤思想違背了黨和國家所規定的‘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原則，違背了‘為生產、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建設方針，給國家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所以，在建筑中開展反對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和鋪張浪費的斗爭，這對改進今后首都的建設工作會有很大好處。彭真闡述了黨的基本建設應遵循的原則：建筑問題不僅是藝術問題，還直接關系著國家建設事業。黨和國家早就指出建筑的原則是適用、經濟，並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適用就是要服從國家和人民的需要，這永遠是建筑中頭等重要的問題。經濟就是要最大限度合理地、節省地使用國家投資和物資，要用少數的錢，蓋更多更好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美觀當然要，但美觀決不應違反適用和經濟的原則。他提出，我們必須批判地接受一切古今中外建筑中的優良的東西，總結幾年來我們在建筑設計中的經驗和成就，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逐步創造出更好的建筑形式。(42)

六七月間，李富春、薄一波分別在不同場合闡述了厲行節約的方針，批評盲目追求“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所造成的巨大浪費。7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李富春6月13日所作的報告，並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厲行節約的決定》，批評了基本建設中存在的嚴重浪費現象。與此同時，國務院頒發了《關於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設中如何貫徹節約方針的指示》。

由於梁思成是“民族形式”建筑設計的積極倡導者，所以，當時認為，他對造成建筑成本高、浪費大應該負有責任(43)。於是，在批評建筑領域浪費現象的同時，還突出地批判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

於光遠回憶，1955年，在中宣部的一次部長辦公會議上，陸定一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決定對梁思成建筑思想進行批判。由於梁思成的許多事情發生在北京，所以，他建議由彭真負責，中宣部協助。(44)4月25日、5月3日，彭真兩次同梁思成談話，對建筑界隻追求美觀而不講究經濟的設計思想提出批評。他給梁思成看了一些統計數字，說明“大屋頂”的設計給經濟帶來驚人的浪費。他說：國家年產隻有200萬噸鋼，工人有的還沒有房子住，學生睡的是雙層鋪，而你們搞設計的人員，不注意國家利益，不顧人民生活水平，不講經濟，隻追求美觀，表現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過去建筑師設計大屋頂，業主欣賞，形成了社會風氣。現在建筑師先檢討，然后業主檢討。梁思成承認自己的設計在經濟上造成了浪費，認為自己的建筑思想是適用、堅固、美觀，確實沒有經濟觀念，但對“民族形式”同“復古主義”之間的關系並沒有想清楚。對此，彭真指出：這方面的問題可以從長計議，首先解決立場觀點。政治上你是擁護黨的，建筑思想上和黨不一致。5月上旬，彭真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問題指示北京市委有關領導：公開批判梁思成時，批准大屋頂、琉璃瓦建筑的業主也要作檢討，不然人家不服氣。涉及建筑學術問題的討論是長期的，建議由中國建筑學會出面組織，並成立領導小組。實際工作中不要盲目反，如北京飯店的亭子、台階還是可以要的。5月26日，北京市委召開會議，彭真再次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問題發表講話，要求北京市委、建筑單位、建筑師明確各自的責任，坦承北京市委的責任由他負責，他准備在北京市人民委員會作檢討。在明確責任之后，彭真提出：現在必須集中力量，轉入學術思想上對復古主義、形式主義的批判。他建議抽調一部分人，包括從事建筑工作的，專門進行研究，進一步提高建筑師的認識，糾正“復古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思想”。(45)5月27日，北京市委邀請中央宣傳部、建筑工程部、城市建筑總局有關人員進行座談，研究梁思成建筑思想和建筑方面的問題。北京市委還成立了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辦公室，組織部分人員在頤和園暢觀樓撰寫文章。

當時，彭真確實是想從學術方面說服梁思成。這從他的批示和講話中不難看出，他試圖將建筑思想的批判限制在學術討論的范圍內，強調批判必須是充分說理的，不要隨便上綱上線，而且不要盲目地反對一切。然而，不幸的是，由於受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斗爭的影響，在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時，實際上並沒有很好地從學術角度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而是直接戴上“資產階級建筑思想”的帽子。1955年第1期《建筑學報》發表劉敦楨的文章《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義建筑思想》，認為梁思成片面強調藝術忽視適用和經濟的錯誤偏向，不但違反人民生活的實際需要和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建筑方針，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46)此外，《建筑學報》還發表了陳干、高漢《論梁思成關於祖國建筑的基本認識》、牛明《梁思成先生是如何歪曲建筑藝術與民族形式的》、王膺《關於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建筑思想的檢查——對梁思成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等批判文章。1955年10月，《學習》雜志發表何祚庥的文章《論梁思成對建筑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認為“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實際上就是復古主義的主張”，“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是“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47)

不難看出，對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存在著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的傾向，這是批判中的缺點，以致多年后梁思成還認為，“那是建筑界一場嚴峻的階級斗爭的開始”(48)。不過，這裡要說明一點，在當時已經發表的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中，隻有何祚庥的文章出自暢觀樓。文章發表后，彭真表示，暢觀樓寫成的文章一篇不准拿出去發表，要等待統一處理。彭真考慮到，當時正在批判胡適、胡風、梁漱溟，但梁思成與他們不一樣，梁思成的問題完全是學術問題，而他們的問題帶有政治性質。(49)這場批判免不了帶有某種消極作用，彭真這樣處理，可以說是消極影響最小的一種方法。

出於批判的壓力，5月27日，梁思成寫了《大屋頂檢討》，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在清華大學教學和首都規劃工作中，以及通過發表文章、各處演講和做報告等方式，傳播著一套建筑“理論”，嚴重影響了許多建筑師的設計思想，“引導他們走上錯誤的方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浪費”。(50)在看到何祚庥的文章后，1956年2月2日，梁思成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發言，再次就自己的建筑思想作了自我批評。他承認自己的文章和創作理論的“一貫特征就是主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提出的創作理論是“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並“由首都影響到全國，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陣烏煙瘴氣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歪風，浪費了大量工人農民以血汗積累起來的建設資金，阻礙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表示要“和那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故我進行堅決無情的斗爭”。(51)

在梁思成作了檢討之后，對建筑領域“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批判基本上停止了。暢觀樓已經寫好的20多篇批判文章沒有再發表，而是送給梁思成參閱。同時，收到的90多篇批判文章也沒有發表。對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沒有釀成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運動。

應該說，批評“民族形式”的設計所造成的浪費，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是必要的。但是，對於這樣一種學術問題，理應遵循學術思想發展的規律，採取充分說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耐心地引導設計師們，使他們自願地遵循黨的建設方針，自覺地糾正不良的思想傾向，而不應該採取簡單、粗暴的態度。依靠行政命令開展批判運動，解決不了學術爭論問題。把“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加以批判，勢必會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致使這場批判實際上成了被批評者的檢討和自我批評，基本上不是學術討論，他們幾乎沒有辯論的余地，甚至不得不說出一些違心的話，以致有些人因此而感到“內心痛苦”(52)。通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建筑設計方面的浪費現象被克服了。但是，由於採取了政治批判，而不是學術自由討論的方式，中國建筑設計理論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這場批判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但對中國建筑界的影響卻是深刻的。在受到批評之后，中國建筑設計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片面強調經濟，連一個“美”字也不敢提，害怕被戴上“唯美主義”帽子，陷入“左右為難，不知何所適從的境地”。結果，建筑藝術的民族形式無人問津。直到若干年后，通過北京十大建筑的設計，中國建筑設計思想和建筑創作才真正出現了新的局面。

【作者簡介】邢和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員 北京 100080

注釋：

①這種設計形式曾被當作“結構主義”加以批判，和平飯店被當作例子受到批評。

②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7年12月3日，林洙提供。王軍：《城記》，三聯書店，2003年，第138頁。

③參見梁思成：《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筑設計的思想》，《人民日報》1952年12月22日。

④參見梁思成工作筆記，1953年12月，林洙提供。王軍：《城記》，第139頁。

⑤《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7頁。

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⑦梁思成：《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筑設計的思想》，《人民日報》1952年12月22日。

⑧梁思成：《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筑設計的思想》，《人民日報》1952年12月22日。

⑨《當代中國的建筑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301頁。

⑩《梁思成全集》第5卷，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175—178頁。

(11)梁思成：《建筑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問題》，《新建設》1954年2月。

(12)《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398頁。

(13)參見《當代中國的建筑業》，第302頁。

(1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業卷(1953—1957)》，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年，第1088頁。

(1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業卷(1953—1957)》，第1089頁。

(1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01頁。

(17)《反對建筑中的浪費現象》，《人民日報》1955年3月28日。

(18)指地質部、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19)參見張開濟：《做一個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師》，《人民日報》1955年4月27日。

(20)參見朱波：《兩幢豪華的宿舍大樓》，《人民日報》1955年3月28日。

(21)今友誼賓館。

(22)參見張镈：《檢查我忽視經濟原則的建筑思想》，《人民日報》1955年4月20日。

(23)參見李富春：《厲行節約，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而奮斗》(1955年6月13日)。

(24)參見曹葆銘：《在大屋頂盛行的時候》，《人民日報》1955年4月5日。

(25)《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4)》，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年，第639—640頁。

(26)《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頁。

(27)李富春：《厲行節約，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而奮斗》(1955年6月13日)。

(2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303頁。

(29)薄一波：《反對鋪張浪費現象，保証基本建設工程又好又省又快地完成》(1955年6月30日)。

(30)《赫魯曉夫言論》第3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第403、404、406、408、409頁。

(31)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7年12月3日，林洙提供。王軍：《城記》，第159頁。

(32)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55頁。

(33)參見於光遠：《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34)《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4)》，第640頁。

(35)陳干、高漢：《論梁思成關於祖國建筑的基本認識》，《建筑學報》1955年第1期。

(36)參見《彭真年譜(1949—1954)》，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11頁。

(37)《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第14—16、20頁。

(38)《彭真年譜(1955—1959)》，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6—17頁。

(39)參見《北京市城建系統黨史資料——紀事匯編》(上)，中國工商出版社，2004年，第172—173頁。

(40)參見《彭真年譜(1955—1959)》，第24頁。

(41)反浪費運動開始后，“四部一會”建筑群中還剩下一幢主樓的大屋頂尚未蓋頂，張開濟重新設計了一個不用大屋頂的頂部處理方案。

(42)《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第358—359、363—365頁。

(43)《彭真年譜(1955—1959)》，第16頁。

(44)於光遠：《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45)《彭真年譜(1955—1959)》，第24、25—26、32頁。於光遠：《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46)劉敦楨：《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義建筑思想》，《建筑學報》1955年第1期。

(47)何祚庥：《論梁思成對建筑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學習》1955年10月2日。

(48)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7年12月3日，林洙提供。王軍：《城記》，第162頁。

(49)於光遠：《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50)梁思成：《大屋頂檢討》未刊稿，林洙提供。王軍：《城記》，第160頁。

(51)梁思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2月4日。

(52)張開濟：《從“四部一會”談起》，《建筑報》2000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