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解凍過程中一份鮮為人知的建議書【2】

致當選總統尼克鬆關於對華關系的備忘錄

簽署人：杰羅姆·柯恩（Jerome Alan Cohen），哈佛大學法律系教授，系主任﹔費正清（John K·Fairbank），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羅夫·霍夫海茲（Rov Hofheinz），政治系助理教授﹔帕金斯（Dwight perkins），經濟學教授﹔賴肖爾（Edwin О Reischauer），教授﹔史華茲（Benjamm I.Schwartz），歷史學與政治學教授﹔詹姆斯·湯姆遜（James Thomson），歷史學助理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社會關系學教授﹔鮑大可（A.Dоak Barnett），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白魯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除來自哥倫比亞和麻省理工學院各一人外，其余都來自哈佛大學，由肯尼迪政治學院主其事。）

1968年11月6日

我們作為研究東亞的學者，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政治研究所的主持下，就美國與東亞關系完成了為期一年的不公開的討論后，今將我們對美國與中國關系這一關鍵問題的想法以書面形式向閣下申述：

美國的目標

過去二十年來統治美國與東亞關系的中心現實是中美的敵對與僵局。顯然，越南問題的解決不論性質和時機如何，中國問題將繼續在新政府的任內乃至整個70年代統治著我們與東亞的關系。

共產黨中國的幅員、意識形態、相對孤立狀態、潛在的力量以及當前的國際動蕩，增加了世界這一常年不穩定的地區的危險性。美國對華政策的中心目標一直是，並應繼續是避免與中國作戰和盡量減少它對周圍地區的擾亂（重點號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自從朝鮮戰爭結束以來，前幾屆政府大體上執行一種雙重政策以達到這一目標：一方面進行軍事遏制以威懾其可能的擴張企圖﹔一方面努力通過大使級會談與大陸中國溝通，並不時提出進行非正式接觸的建議。當然，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第一種政策佔壓倒仇勢，蓋過了第二種政策的作用。

我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應該在這兩方面之間取得平衡的時候了，這樣，在避免與中國作戰而又使它不敢輕易對外進行干涉的同時，我們可以更加積極地走向中美關系緩和並最終達到和解。

為達到上述目標，我們提出以下具體建議。不過同時需作一些重要的提醒：盡管中國過去三年來國內動蕩混亂所造成的后果還不清楚，我們現在並不預期中國有改善與美國關系的願望，所以很可能我們所提出的建議中的任何一條乃至全部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都會被中國領導人當即拒絕。

但是我們還是提出這些建議，是出於這樣的信念：美國向中國提供一種明確的對外部世界較少敵意的政策選擇是最符合美國的利益的。至少，這樣可以使北京的決策過程復雜化，這一決策至今一直是簡單地建立在美國敵視中國不可改變的理論基礎上的。同時，我們還能以我們的言詞和行動向那些對毛澤東對世界的看法有所懷疑的現在或將來的其他中國領導人傳話。除非我們採取更加平衡的作法，否則我們輕則可能失去一個使北京的行為溫和一點的機會﹔重則可能為與中國打一場沒有一方有希望“獲勝”的戰爭打下基礎。

建議：A.與大陸中國關系

1）探索性會晤。您應該認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員與中共領導人進行秘密的——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認的——晤談。您的特使應傳達這樣的意思：新一屆政府有興趣傾聽中國人對一系列廣泛問題的看法，包括越南、裁軍等問題，並在比華沙更加非正式的場合對建立正常關系的前景進行非官方性的試探。中國人很可能拒絕接受這樣一位特使﹔但是作這樣的努力，顯示美國的態度有所改變，還是值得的。

2）越南談判。解決越南問題的曲折過程很可能為改善對華關系和把中國納入世界秩序提供一個機會。盡管中國目前對談判解決持敵對態度，新政府應該敏銳地抓住機會以使北京以某種狀態卷入越南談判的進程——或者通過重新改組的論壇，或者通過一項一攬子最終方案把中國、兩個越南和其他分裂的國家都納入聯合國。主要考慮是：應把越南談判視為通向更廣泛的亞洲問題解決的一個步驟，因而是可能使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一種手段。

3）降低論戰的調子。不論北京的言詞如何敵對，所有（美國）政府官員在評論中國時應避免挑舋性的說法，這是至關重要的。過去，我方誠意的“和解”希望往往為那種把中共比作德國納粹的新聞發布所破壞。特別使中共反感的是美國表面上把台灣當做唯一的中國的態度。新政府應及早找到機會消彌這一言詞和現實之間的差距。自從1955年以來，在兩黨、三屆政府下，美國在日內瓦、華沙和台北與自稱為“中國”的兩個政權都在打交道。您或者您的國務卿找到某種場合，不事張揚地指出一個事實：我們給予北京“事實上”的承認已經有十五年了，而“法律上”的承認顯然是一個復雜得多的問題，需要進行討論，這樣做當收益良多。

4）反導彈體系（ABM）。新政府需要決定是否繼續最近批准的“稀薄”ABM體系。我們認為現政府對這樣一種體系對中美關系可能產生的后果欠考慮。撇開美蘇軍事平衡的問題不談，建立ABM的計劃不但在軍事上作為對北京的威懾是不必要的，而且很可能被中共視為美國有意進攻北京的証據。我們敦請重新考慮建立ABM體系的決定。

5）貿易。新政府應及早尋求機會改變對華貿易禁運政策，這項政策是朝鮮戰爭遺留下來的，並沒有剝奪任何中國所需要的東西，我們的主要盟國都不支持，經常在我們與第三國關系中造成麻煩，剝奪了美國最起碼的可能改變中國的經濟杠杆，並阻止我們的商人分享中國的市場。在這方面，新政府應以其前任的試探性的說法為基礎，將我們與中國的貿易與蘇聯和東歐同等對待（非戰略性物資）。

6）旅游與其他接觸。新政府應該取消控制美國人訪華政策的最后殘余，同時應表示願意接納北京政府同意派來的任何中國人入境。這些步驟不但反映出一個自由社會的自信和力量，而且將向未來的中國領導人可能作出的“非孤立化”的選擇打開大門。在官方的接觸之外，新政府應鼓勵中美記者、教育工作者、科學家、藝木家和其他各界之間私人的和非官方的會晤。

B.與台灣關系

上述步驟涉及重新建構華盛頓和北京的關系的初步嘗試。與此同時，重組華盛頓與台灣的關系自不可避免。在這個問題上的宗旨仍應是消彌言詞和現實之間的差距。美國承認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政府，名義上統治著大陸和台灣以及澎湖列島﹔但是華盛頓早已把他們作為僅限於台澎的政府來對待，默認國民黨不會重新征服大陸的事實。自從1951年以來，歷屆政府都明確表示台灣在法律上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地位留待將來事態的發展。新政府現在應以這一現實為基礎。它應重申保衛台澎的承諾，隻要在台灣的人願意保持與大陸中國分離的身分。但是應採取以下四點措施以預先防止國民黨使華盛頓為難的潛在可能性：

1）您的政府應派一名理解、並能傳達政府對華大戰略的人作為大使到台灣。為了顯示您對政治考慮的重視高於軍事考慮，此人不應是一名軍人。

2）隻要台灣海峽相對和平，政府應利用此機會重新迫使國民黨人從金門、馬祖及沿海島嶼有秩序地撤退（隻要這些島嶼為國民黨所佔領，就可以被任何一個“中國”作為杠杆把美國牽入不必要的亞洲沖突中去）。政府還應敦促國民黨結束對大陸的挑舋性行動。

3）政府應通過與中國國民黨人坦率的討論，為美國逐步轉變對北京的關系作准備，特別是為定將出現的關於聯合國席位的復雜問題作准備（見下文）。

4）最后，政府應對台灣潛伏在表層以下的政治力量的活動有所警覺，在機會到來時應促使蔣介石及其繼承人給11，000，000台灣人和2，000，000大陸籍人以更多的充分參政的機會。

C更廣泛的問題

1）聯合國。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可能要到1969年秋才會提到新政府的面前。到那時，謀求解決越南問題的努力以及早些時候所採取的與中國有關的措施可能已經試探出關系正常化的前景。看來這些前期的步驟不大可能對我們與中國的關系產生結果，聯合國的問題大約也會與此相似。不過，我們還是堅信，政府不應該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在聯合國的席位，其明顯的理由如下：北京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無疑會實現在中美關系改善之前，而且很可能是中美關系改善的前提。我們認為，為實現中國的非孤立化，要求中國盡可能參加國際論壇以及這種接觸可能產生的“社交化”。因此美國決策者應該接受北京參加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而同時為台灣謀得聯合國大會的席位，不論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還是作為中國的一個自治區。這樣的目標通過默認比通過華盛頓的積極活動更能達到﹔但是需要預先仔細准備。

2）中國的鄰國。我們對華政策的逐步轉變可能受到我們主要盟國的歡迎﹔但是可能引起某些中國的鄰國的不安，它們原來是按照我們對華政策的遏制這一面制訂其行動的。我們必須讓這些國家及時了解我們在這方面的進展情況和計劃，並保証我們繼續關心它們的福利，以消除它們的疑慮。

3）日本。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將每一步戰略都坦告日本。雖然日本是會同意我們戰略的實質的，但是如果我們事先不通知而猝然換擋，將會給日本政府造成極大的難堪。

4）與第三國的接觸。我們應該歡迎諸如日本這樣的第三國與大陸中國發展日益增進的關系，以期使中共政權更加在實質上加入國際社會。

5）華盛頓—莫斯科—北京。以上的建議含有這樣的希望：新政府設法把中美關系與蘇美關系分開對待，盡管這兩個問題不可避免地是有關聯的。中蘇分裂使我們有機會對二者分開對待，並在與二者分別的關系中仔細審視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敦促新政府在理所當然地關心超級大國雙邊關系的均勢的同時，避免從莫斯科的觀點來判斷中國及其發展情況。蘇美反華聯盟可能符合俄國的利益，但並不會自動給美國的國家利益帶來好處。

我們認為以上所勾劃的各項建議既表明了美國對所宣布的目標堅定不移的姿態，又能表現出通情達理、深謀遠慮和為解決政治問題而互諒互讓的意願。這樣一種姿態將贏得美國廣泛的中間選民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支持。

附：眾議員盧斯洛對此方案的講話

（1971年8月6日，眾議院）

議長先生：

最近我們官方對共產黨中國政策的大逆轉使我至為關切。以下這份注明日期為1968年11月6日的《備忘錄》首次發表在1969年2月20日《策略》上。它明確地勾劃出與這個共產黨獨裁政權關系取得“平衡”所應採取的步驟。該《備忘錄》是寫給“當選總統尼克鬆”的，據我了解，是基辛格博士在尼克鬆先生於1968年當選之后親自把它交給他的。

我敦請同事們仔細研究這份文件。它對我們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已經產生的影響是令人吃驚的。基辛格博士的“謀劃”同這件文件的立場如此相合，因此我再強調也不為過：每一位議員都必須意識到，早在1968年11月6日，正當我們還深深卷入越南的時候，今天所執行的對中共侵略者綏靖的計劃已經提交給總統了。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