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解凍過程中一份鮮為人知的建議書

   多年以前，筆者曾為文闡述在尼克鬆政府決定採取行動打破中美關系僵局之前，美國政界與精英輿論界對於轉變對華政策至少已有10年的醞釀和准備（見《緩慢的解凍》，《美國研究》1987年第2期）。后來，筆者在另外一些論述美國學者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的文章中又曾提到，在尼克鬆1968年當選總統之后上任之前，有一批以哈佛大學教授為主的學者提出過一份有關對華政策的《備忘錄》，通過基辛格轉交尼克鬆，其中有一些建議與后來實際執行的極為相似，但是這份意義相當重要的文件不知為何在美國很少有人注意到，尼克鬆和基辛格等人的回憶錄中更是隻字不提。在我國當然更鮮為人知。由於篇幅關系，那些文章都未能詳述這份《備忘錄》的內容，現將全文譯出以饗讀者。

從這份文件的內容和措辭可以看出幾點：

一、到那個時候，美國對華政策必須有所轉變這一前提已經很少疑議，所以《備忘錄》的重點不在於闡明應該轉變的理由，而是就適當的時機、方式和美國可以作出的讓步提出建議。

二、顯然，美國人那時對中國情況了解甚為模糊，對中方——也就是毛主席——的意圖完全不摸底，所以每提出主動採取的步驟，都作被中方斷然拒絕的准備。但是認為即使這樣也值得一試，把希望寄托在毛以外的領導人或其繼承者身上。殊不知當時正是毛主席本人正在考慮打開中美之間的僵局，而且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中也隻有他本人能作出這樣的決定。在今天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在當時雙方似在捉謎藏，而且從那時起，直到實現基辛格秘密訪華，雙方又繼續了一年半的互相摸底。這說明中美關系正常化的確起步維艱。

三、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走出第一步煞費躊躇。最值得注意的是《備忘錄》中的一條建議：“您應該認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員與中共領導人進行秘密的——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認的——晤談”。這與后來基辛格的秘密訪華剛好相符。尼克鬆、基辛格的這一決策是否受到這份文件的啟發，現已無法証實。不過當時反對此舉的右派議員認定是這批哈佛學者的“綏靖”思想產生了影響，在國會提出此事，並要求載入國會紀錄，因而這份文件得以正式公開。可能這也是尼克鬆和基辛格本人后來對此違莫如深的原因之一。另據《備忘錄》作者之一的一位教授稱，這批作者絕大多數親民主黨，基辛格既然參加了共和黨政府，自然就得和過去的這些校友拉開距離。不過基辛格秘密訪華已是在乒乓外交之后，多少對中國方面的積極意向有所了解，而《備忘錄》提出此建議時卻是對中方可能的反應完全心中無數的，因此更為難能可貴。

四、當時美國國內反越戰運動已經興起，有一批比較激進的大學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已經對美國的亞洲政策提出尖銳批評，認為必須改弦更張。《備忘錄》的作者顯然不屬於激進派，而是基本上與政府認同。從其進言的小心翼翼的語氣中可以看出他們不僅對中國不摸底，對當時美國國內的接受程度也顧慮重重。因此對於必須打開對華關系僵局的態度雖然很積極，而在實質問題的建議上卻比較保守。特別是在關鍵的台灣問題上，其主張還是“台灣地位未定論”、“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並沒有超出10年以前《康倫報告》的建議，也沒有超出肯尼迪政府內部一直在探討而未公開提出的設想（詳見《緩慢的解凍》一文）。而尼克鬆訪華達成的《上海公報》正是在台灣問題上有所突破才得以打破僵局，開始正常化的進程。這是由於中方態度堅定，以及雙方通過各種渠道反復爭論、磋商，互相了解對方的底線而獲至的成果，這是1969年的《備忘錄》作者所預見不到的。

五、自《備忘錄》出台以來，已過去近30年，中美兩國關系已走了很長的一段路，與那時當然不可同日而語，這期間的長足進展和曲折不必贅言。但是有一點令人遺憾的是，就基本態勢而言，似乎尚未有根本的變化，也就是尚未像一般的雙邊關系那樣達到真正的正常化。《備忘錄》基本上是把中國作為不可捉摸的、一支潛在的擾亂國際秩序的力量來看待的。主張減少敵對、打開僵局是鑒於中國之大、可能成為強國的前景以及中共領導的政權將長期存在的現實，美國的遏制與孤立政策行不通，因而認為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更能減少危險性。實質上就是60年代中期一些謀士們已經提出的對中國的“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經過80年代中美關系的積極改善和1989年之后的部分倒退，現在美國官方對華政策定位在“接觸”（ENGАGEMENT）上。這個詞的含義一直眾說紛紜，但是基本態度還是一方面承認必須善處對華關系的現實，一方面對強大起來的中國可能起的作用充滿疑慮，因此除了謀求改善關系的積極方面外，另一方面即使不是“遏制”，至少也是“限制”和“防范”。盡管中國與1969年處於“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情況相比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化，盡管兩國之間的交往和信息相通與那時也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似乎美國對中國離真正的了解和信任還有相當的距離。在《備忘錄》中已經充分否定的對華經濟制裁政策，到90年代又一再被提出來。更有甚者，那個時候美國一般輿論在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方面走在政府前面，而今天，對輿論起很大作用的傳媒對政府的對華政策卻起著扯后腿的作用。《備忘錄》的作者除個別外，自那時以來都在中國和東亞研究方面繼續作出了重要貢獻，現在是這一界的知名專家，其中不少人仍不斷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提出促進性的建議。但是如果在1969年時他們需要顧忌國內反對派的指責，在措辭上小心翼翼的話，現在這種氣氛有過之無不及。出於對客觀情況的理解而提出持平之見的中國問題專家受到很大壓力，以至於不止一個人將這種氣氛比之於“麥卡錫主義”時期。這種極不正常的情況完全是時代的錯位。但願這是暫時現象，理性的呼聲終將佔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