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政策的調整與中美大使級會談的開端【2】

為進一步強調中國的緩和意願，5月26日，毛澤東在同印度尼西亞總理阿裡•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會談時說：“我們要爭取和平的環境，時間要盡可能的長……如果美國願意簽訂一個和平條約，多長的時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夠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國干不干。現在主要的問題就是美國”。

7月13日，美國政府通過英國政府向中國提出中美雙方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的建議。15日，中國政府通過英國答復美國政府，同意舉行大使級會談。中共中央對即將開始的會談極為重視，提出了“既要有堅定的立場，也要有協商的和解的態度”的談判方針，並專門成立中美會談指導小組，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

7月30日，在中美大使級會談前夕，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發言。他回顧了亞非會議以來中國為緩和同美國的關系所作的努力，並系統扼要地闡述了中國政府的對台政策。周恩來指出：“亞非會議以后，中國政府又聲明，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隻要美國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將會繼續增長。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願意同台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應該說明，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所謂‘兩個中國’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這次發言的摘要。這不僅是為了在中美大使級會談前夕向國內和國外說明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也是向台灣國民黨當局發出的舉行和平談判的明確信號。

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中方代表是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烏•阿歷克西斯•約翰遜。為了給會談創造良好開端，中方代表首先宣布，中國最高軍事法庭於7月31日按照中國法律程序，判決提前釋放11名美國間諜。美方代表表示感謝。隨后，雙方代表就會談的兩項議程達成協議，一是雙方平民回國問題，二是雙方有所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經中方一再努力爭取，雙方終於在9月10日達成遣返平民的協議。從10月起，轉入討論在台灣問題上雙方保証互不訴諸武力的問題。在此后長達兩年的會談中，美方無理要求中國接受美國在台灣地區有單獨或集體防御的權利，並必須首先宣布不對台灣使用武力。中方聲明，中國用和平或武力方式解放台灣的問題不能成為中美會談的議題。雙方立場大相徑庭，談判陷入僵局。為推動會談前進，中方先后提出促進中美民間往來的多項議案，均遭美方拒絕。在1957年12月12日第七十三次會議上，美方企圖單方面降低會談級別，會談由此中斷。

在中美尖銳對立並相互隔絕的年代，中美大使級會談在兩國間建立起一個相對固定的對話和接觸渠道。雖然第一階段為時兩年多的會談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但畢竟在兩國平民回國問題上達成協議，實現了雙方一些僑民要求回國的願望。當時因受美方限制不能回國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等，因此得以返回祖國。周恩來后來說，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一件事來說，會談也是有價值的。從長遠發展來看，中美大使級會談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它既是朝鮮戰爭之后兩國在國際問題上進行斗爭的一種特殊形式，也為日后中美關系的改善埋下了伏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