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的那些歷史細節【2】

3 “關鍵一票”的關鍵作用

在1932年10月舉行的寧都會議上，當蘇區中央局決定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時，時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表示堅決反對，主張毛澤東留在前線指揮部隊。

被解除軍權的毛澤東十分失意痛苦，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而此時，王稼祥不僅沒有疏遠，反而更加親近毛澤東，增進了兩人之間的革命友誼。

戰略大轉移中，在毛澤東的積極爭取下，王稼祥同毛澤東、張聞天等被編在一縱隊所屬的中央隊結伴同行。

一天，王稼祥不無憂慮地對毛澤東說：“目前形勢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讓李德這樣瞎指揮下去，紅軍就不行了！要挽救這種局面，必須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採取果斷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轟’下台。”毛澤東忙問：“你看能行嗎？支持我們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堅定地說：“必須在最近時間召開一次中央會議，討論和總結當前軍事路線問題，把李德等人‘轟’下台去。”

接著，王稼祥先找了張聞天，詳細談了毛澤東和自己的主張，三人逐漸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他們又利用各種機會，找了聶榮臻等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換意見，並獲得了大家的支持。與此同時，毛澤東又同周恩來、朱德進行了談話，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對批評錯誤的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

在隨后召開的通道、黎平和猴場會議上，毛澤東戰略轉兵的正確主張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佔領黔北重鎮遵義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負責人。王稼祥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出席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博古作“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就長征以來的各種爭論問題作長篇發言……如此一來，會場上出現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路線方針。一場嚴肅而深刻的黨內斗爭，就完全擺到桌面上來了。

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同時，他嚴肅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的接連失敗，“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斗爭中共同創造並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他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雲等同志相繼表態支持。至此，“毛張王”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后，王稼祥在回憶遵義會議時談道：“我是帶著傷發著燒參加會議的。毛澤東同志發言完后，我緊接著發言。我首先表示擁護毛澤東同志的觀點，並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軍事指揮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尖銳地批判了他們的單純防御的指導思想，為了扭轉當前不利局勢，提議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紅軍部隊。”伍修權同志也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客觀地講，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這“關鍵一票”，在歷史的重要關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4 與會者的“唇槍舌劍”

博古近乎推卸責任的報告讓與會人員深感失望，很多人流露出不滿的情緒。而周恩來就軍事問題所作的副報告則說出了絕大多數同志的心聲，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烈響應。對於批評，李德、博古、凱豐等人聽得直皺眉頭，表情十分尷尬。

主、副報告作完之后便是大會發言。張聞天作“反報告”的話音剛落，毛澤東便一反常態，站起來說：“我來說幾句。”他點名批評了博古、李德，指責他們無視紅軍打運動戰的傳統策略：“路是要用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軍事方針問題，而你們根本不顧這樣明白的現實。假如一個指揮員不了解實際地形和地理情況，隻知道根據地圖部署陣地和決定進攻時間，他肯定要打敗仗。”他稍稍停頓一下后，又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圍剿”作戰中，紅軍都面臨數倍於己的敵人，卻都取得了作戰的勝利，唯獨第五次反“圍剿”落得慘敗的結果，這歸根到底是軍事策略和指揮的問題，是李德和博古忽視紅軍運動戰的優良傳統，脫離紅軍實際情況所造成的惡果。

毛澤東的論述鞭辟入裡，一下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兩條涇渭分明的軍事路線激烈地撞擊著、沖擊著每一個與會同志的思想。博古被批駁得面紅耳赤，無奈地說道：“我要考慮考慮。”

素來謙遜穩重、寬厚慈祥的朱德，這次也聲色俱厲地追究起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他大聲質問李德：“有什麼本錢，就打什麼仗，沒有本錢，打什麼樣仗？”同時，他還嚴肅地指出:“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周恩來在發言中也支持毛澤東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他嚴肅地說：“隻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凱豐會前就忙著四處活動，拉攏人心。他曾找到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三番五次地勸他支持博古，但遭到拒絕。在會上，他狂妄地對毛澤東說：“你打仗的方法一點都不高明，你就是照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的。”毛澤東反駁道：“打仗之事，敵我形勢那麼緊張，怎能照書本去打！我並不反對理論，它非有不可，要把馬列主義當作行動指南，決不能變成‘書本子主義’！”

李德遠遠地坐在門旁，隻能通過伍修權的翻譯來了解其他人在說什麼。他一邊聽一邊不停地抽煙，神情十分沮喪。他也一度為自己軍事上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辯護，拒不承認自己的錯誤，還想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但此時，他已經理不直、氣不壯了。大概他也意識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自己很快就將失勢無權了，隻能硬著頭皮聽取大家對他的批判。

那些來自作戰第一線的指揮員們，出於對錯誤路線危害的切膚之感，個個言辭激烈，會場出現一片要求結束李德、博古在紅軍指揮權的場面。之后，李富春、劉少奇、陳雲等領導人也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贊成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正確建議，主張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由毛澤東出來指揮。

就在這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上，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

（原載：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