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的那些歷史細節

1 擔架上的謀略

長征出發前，中央最高“三人團”決定：中央政治局成員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毛澤東從政治局常委張聞天那裡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請求，自己要同張聞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澤東看來，轉移途中如能與這兩人結伴同行，便可借機向他們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若能得到他們二人的支持，對於推行正確路線，扭轉目前紅軍面臨的極為嚴峻的局勢，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還意識到，這或是最后一次機會，因為紅軍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很有可能一著不慎就全軍覆沒。

其時，毛澤東因經受了幾個月瘧疾的折磨，差點丟掉性命，加上受排擠后心情不好、對紅軍的前途憂心忡忡，身體非常虛弱。因此，過了於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擔架。

湊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遭敵機轟炸，右腹部傷勢十分嚴重。長征一開始，他就坐在了擔架上。張聞天身體沒什麼毛病，時而騎馬，時而步行。

他們一路相談。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后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並列前進躺著談﹔行軍談，休息談，宿營時住在一起仍然在談。路上，他們認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蘇區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特別是導致廣昌保衛戰慘敗的經驗教訓。王稼祥不無憂慮地對毛澤東說：“中國革命的道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毛澤東對此也是心急如焚，他雖然失去了參與謀劃軍事的權力，卻仍然不時地提出自己對行軍路線的建議。

后來，毛澤東的身體有所康復后，有時便不坐擔架，到各個軍團去看看。時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書中作了這樣的描述：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紅軍沿著湘江西岸越城嶺、老山界進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這裡召開了一次軍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戰略進軍方向問題。毛澤東提出了放棄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挺進，尋機開辟新的根據地的建議，得到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的同意和支持。通道會議以后，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經通道進入貴州黎平縣境。

18日，在黎平縣城，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紅軍戰略行動方向問題。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在通道會議上發表的意見，提出向遵義挺進的主張。同時，中革軍委決定，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合並為軍委縱隊。

20日，軍委縱隊到達烏江邊一個叫黃平的橘子園地裡。此時的張聞天因身體不好也坐上了擔架。橘園裡，他和王稼祥頭挨頭躺在一起。王稼祥問張聞天：“也不知道這次轉移，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嘆了口氣：“唉，沒有個目標，但是這個仗這麼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著，他又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吧。”張聞天這兩句話，正好說到了王稼祥的心坎裡。這個時候，紅軍已經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戰略行動，並且已經出現了轉機。如果這個時候讓毛澤東出來主事，應該順理成章。

橘園中擔架上的談話，使原來在黎平會議決定的在遵義地區召開會議又增添了一項重要的內容，那就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即要求進行人事上的變動。於是，遵義會議的核心內容就這麼定下來了。

2 立下頭功的“反報告”

擔架上頻頻召開的“碰頭會”，讓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逐漸組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成功，爾后又迅捷智取遵義。這在客觀上為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經過醞釀，黨和紅軍領導人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充足的准備。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經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

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枇杷橋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博古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將紅軍的失利歸結為敵強我弱，過多地強調了客觀原因。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他則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

針對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所作的辯護，張聞天首先站起來批判。在長達1個多小時的發言中，他手執“提綱”，侃侃而談，矛頭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點名道姓地加以批評。他的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接連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並揭露了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被視為博古報告的“反報告”。

張聞天的發言宛如剝筍一般，從現象到本質，從事實到理論，邏輯嚴謹，措辭激烈，引爆了與會者積壓多日的對“左”傾領導的不滿和怨氣，從而有力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御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志。

1935年二三月間，在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陳雲撰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其中對遵義會議討論的概況作了如下簡要的述評：“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Ａ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從中不難看出，張聞天的“反報告”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和除博古、凱豐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說，“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代表了黨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和各軍團首長的共同意見。

遵義會議結束時，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他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御的戰略和戰術原則。

毛澤東后來在中共七大期間關於選舉的講話中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可以說，沒有張聞天的襟懷坦蕩和仗義執言，沒有他為了黨的利益一無所惜、除了黨的利益一無所求，或將沒有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

“反報告”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軍事路線作了很好的鋪墊，也為毛澤東的發言奠定了基礎，從而立下頭功，永留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