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黨史 明初心 知使命【2】

原標題:李蓉:學黨史 明初心 知使命
作者:李蓉    發布時間:2019-08-22    來源:宣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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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9 宣講家網李蓉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巡視員

摘要:2019年7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關於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主題教育重要內容,不斷增強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巡視員李蓉作的專題輔導報告,對於我們了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弄清楚我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深化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認識和理解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二)翻譯《共產黨宣言》,非杭州陳望道莫屬

《共產黨宣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包含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思想內容,文字也極為優美、精煉,能准確譯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傳神就更難了。就連恩格斯都說:“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

精通德語、英語、日語等《共產黨宣言》主要版本語言之一、擁有較高的中文文學素養、具備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才有可能翻譯《共產黨宣言》。邵力子推薦了小同鄉陳望道,親自寫信,請他翻譯《共產黨宣言》,並隨信寄去了《共產黨宣言》日文版和陳獨秀帶來的英文版。陳望道果然不負重望。

1920年的早春,山區的氣候還相當寒冷。29歲的陳望道躲進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間僻靜的柴屋。端來兩條長板凳,上面橫放著一塊鋪板當作書桌,在泥地上鋪上幾捆稻草當作凳子。入夜后,點上一盞油燈,借著昏暗的燈光,埋頭翻譯。當時的條件十分艱苦,柴屋因經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風透過四壁漏牆向他襲來,常常使他凍得手足發麻。但他只是憑借柴屋裡簡單的用具,以及老母親給他送來的每日三餐菜飯,夜以繼日,孜孜不倦。

鄧明以在《陳望道傳》中詳細描述過陳望道蘸墨汁吃粽子這個故事的細節:

母親見他夜以繼日地埋頭工作,身軀漸見消瘦,心疼極了,特地包了幾個粽子,讓他補一補身子。義烏盛產紅糖,母親將粽子端至柴屋時還隨帶送上一碟紅糖讓他蘸著吃。稍待片刻,母親在屋外高聲問他,是否還需添些紅糖時,他連連回答說:“夠甜夠甜了。”一會兒母親進來收拾碗碟,隻見他吃了滿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原來陳望道隻顧全神貫注地譯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陳望道對翻譯工作相當嚴謹仔細,為使譯文准確符合原意,他不時翻閱著《日漢詞典》《英漢詞典》,斟詞酌句,一絲不苟。從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裡,隨處可見一些開啟白話文修辭學風氣的精彩語句,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結的散作煙雲,神聖的墮入穢褻。”語句表現出了顯著的中國特色。

同時,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白話文運動方興未艾,漢語的書面表達正處在由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有些詞句的表達方式與現在的文字不盡相同,留下了鮮明的時代烙印。比如《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而陳望道譯作:“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

“怪物”一詞,似乎略有貶義,但在當時的語境下,卻是一個准確的翻譯。1932年版華崗譯《共產黨宣言》,第一句是這樣的:“有一個怪物正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幾乎與陳望道譯本一樣。

用“幽靈”比喻共產主義,最早出現在1943年博古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博古把這句話翻譯為:“一個幽靈在歐羅巴躑躅著——共產主義底(的)幽靈。”又有些不夠通俗了。

當然,翻譯講究信達雅,譯作的文學水平見仁見智。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不但較為准確地表達了原著的含義,而且呼應了當時的文學改革運動,通篇以現代白話文譯出,文字簡明流暢,通俗易懂。

陳望道把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交給了陳獨秀和李漢俊,請他們進行校閱。陳獨秀看罷《共產黨宣言》的首個中文版,大加贊賞,決定以“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

譯稿已校好,出版機構也定了,就差出版經費了。恰在此時,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俄籍華裔楊明齋,經李大釗介紹來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系中國的建黨問題。維經斯基聽說要出版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立即資助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又新印刷廠,取義於“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最早中譯本在上海問世,但封面上最醒目的書名,卻有一個更醒目的錯誤:由於又新印刷廠排字工人的疏忽,“共產黨宣言”被誤印成“共黨產宣言”。這卻為后人鑒別《共產黨宣言》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據,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組織的艱苦和簡陋。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國出版。為此,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的信中說:“中國不僅成立了共產黨發起小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中國革命的春天已經到來了。”《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面世一年后,中國共產黨成立。

《共產黨宣言》的首個中文版,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了重要的理論准備。中共早期領導人和黨員,無不是這本書的讀者和信徒,從中汲取知識和力量。1936年7月,毛澤東對來延安採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露自己思想成長歷程時,深有感觸地回憶說:“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