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黨史 明初心 知使命【4】

原標題:李蓉:學黨史 明初心 知使命
作者:李蓉    發布時間:2019-08-22    來源:宣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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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9 宣講家網李蓉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巡視員

摘要:2019年7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關於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主題教育重要內容,不斷增強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巡視員李蓉作的專題輔導報告,對於我們了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弄清楚我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深化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認識和理解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三、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我們黨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庄嚴宣告:“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並一以貫之體現到黨的全部奮斗之中。

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規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共產國際。綱領明確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並確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

黨的一大通過的綱領,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中國的先進分子經過長時期的艱苦探索,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正確的革命理論,認識到隻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飛躍。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中央局成員、黨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和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回國的部分代表。他們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詳),代表著全黨195名黨員。大會通過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宣言在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提出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奮斗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實際上制定出了黨在現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

宣言指出: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表明黨的二大宣言堅持了一大綱領所規定的黨的最終奮斗目標,即黨的最高綱領。

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成立后的第一個黨章。它對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的建設和黨的紀律作了具體規定。與黨的一大所通過的黨綱相比,它明確地闡釋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黨的二大第一次將黨在民主革命中要實現的目標同將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實現的長遠目標結合起來,不僅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任務,並指出要通過民主革命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一次深化,是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一個重要成果。它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為中國革命的正確進行指明了方向。從黨的一大確定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到二大確定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黨的戰略方針的一次重大轉變。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大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經過熱烈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同國民黨合作的指示,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指出: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文件還規定了保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黨的三大決定採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這是當時能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會解決了革命發展中的這個重要問題,就能夠在孫中山這面頗有號召力的革命旗幟下,通過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廣泛發動群眾,發展革命力量,加速推進民主革命的進程。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黨的三大的重大歷史功績。

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工作報告。這次大會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

大會總結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后指出: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既要反對“左”的傾向,也要反對右的傾向,而右的傾向是黨內主要危險。共產黨要做到: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斗爭。

黨的四大以后,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進一步發展。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推動和影響下,各地學生聯合會也十分活躍,會員有數百萬人。這些有組織的群眾已經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覺悟,從而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代表黨員57967人。以羅易、多裡奧、維經斯基組成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參加大會。由譚延闿、徐謙和孫科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到會祝賀。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政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略,反而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

大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決議一方面把蔣介石的叛變看作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從而混淆了民主主義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衛、唐生智控制的武漢政府當作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汪精衛、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對其公開叛變革命的嚴重危險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精神准備。

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雖然肯定“將耕地無條件的轉給耕田的農民”的土地革命原則,但卻又把實現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於武漢國民政府,使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成了一紙空文。

黨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僅半個月這樣一個非常時刻召開的。全黨上下最焦慮、最關切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嚴峻復雜的局勢,如何從危難中挽救革命。這次大會雖然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確的原則,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黨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認真地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針對黨內普遍存在的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既然已經反革命,中國革命的性質便不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錯誤認識,指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大會明確了決定革命性質的不是革命動力,隻能是革命任務。因此,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於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為統一全黨思想,克服黨內仍然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的轉變,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著全黨121萬名黨員。大會指出,在中國人民面前,還有很大的困難。這是因為抗戰以來國民黨與共產黨兩條不同抗戰路線,將造成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使抗日戰爭在有利形勢下又潛藏著極大的危機。這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大會尖銳地指出:由於國民黨繼續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拒絕進行民主改革,由於它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去。大會確信:“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斗,並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這也是黨的七大的中心任務。

黨的七大提出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既不應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不應是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的國家,也不能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應當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各革命階級民主聯盟的國家,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綱領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大會也作出了全面具體的說明。

黨的七大在黨的文件上首次明確提出要以生產力標准來評判一個政黨的歷史作用。黨的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規律,對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三項基本經驗,即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總結。黨的七大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是使黨的路線、方針得以順利貫徹的根本保証。

黨的七大通過了新的黨章。新黨章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建黨思想,以及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所形成的優良作風和革命風格,規定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偏向。新黨章明確規定:努力學習和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在黨的工作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這是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黨內生活中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實行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黨的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它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概括起來,就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上下求索、攻堅克難,為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史。我們要把學習領悟黨史、新中國史作為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徑。在深入學習和不斷領悟中,了解黨史、新中國史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了解中國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我們黨98年的奮斗史、新中國70年的發展史,了解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寶貴經驗和偉大成就,弄清楚我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弄清楚艱苦卓絕是什麼、是怎麼來的,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做到常懷憂黨之心、為黨之責、強黨之志。

我們要不斷增強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通過學習,進一步深刻認識我們黨先進的政治屬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純潔的政治品質,傳承紅色基因,堅定理想信念﹔進一步深刻認識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艱辛探索和歷史必然,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進一步深刻認識黨的執政使命和根本宗旨,從黨和人民的魚水深情中恪守人民情懷﹔進一步深刻認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的本質內涵,發揚革命精神和斗爭精神,勇擔歷史重任﹔進一步深刻認識我們黨靠忠誠經受考驗、靠忠誠戰勝困難、靠忠誠發展壯大,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根據宣講家網報告整理編輯 )

 (來源:宣講家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