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回忆四大的经过和意义（1980年1月）【2】

除了这些正式的项目外，我还记得大会一些轶事。

第一天开会，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有人报告，杨殷被人打伤了。大会派人去调查和慰问，第二天杨殷来出席，头上包着纱布。

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张崧年站起来发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大家很诧异，这是一九二三年第三次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本次大会并无此议程。结果，瞿秋白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说，例如，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于是李启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讨论问题时，李维汉发言很有重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做“实力派”。

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去海参崴，以整个支部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候，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

以上说的，是我能记起来的有关第四次大会的事实。以下要说说我个人对第四次大会的评价，说说第四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位置。

这里，我要说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看法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据说，是把中国革命看作属于俄国十月革命一般性质的，即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一大以后，第三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孙文领导的国民党联合战线的问题。到了二大，这个联合战线问题便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二大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全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去讨论。三大根据讨论结果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是作为策略而决定的。我还没有机会去研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的文件，看看当时是否有人提出了革命性质的问题，即是否有人断言中国革命不属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可能有个别的人这样说，但没有成为全党共同的思想。可是，一九二四年起，苏联和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了，苏联帮助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建立黄埔军校，派鲍罗廷作孙文的顾问，等等。在此情形下，策略意义的“国共合作”已经不够了，必须把这个合作提高为战略意义，提高为原则。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我们在莫斯科完成了这个提高的工作。那是俄国同志和我们的旅莫支部的领导人（罗亦农和彭述之）共同作出的，我没有参加这个工作，不知道是以俄国同志为主，还是以中国同志为主，制定这个理论――国民革命论，按照这个理论说，中国革命只能先完成国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进行国民革命时期必须实行以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形式的国共合作。不错，这个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进行中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

当时，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方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旅莫支部决定派一大批学生回国工作。我们于这年暑假前后分几批回国。彭述之就是我们这一大批回国的学生的领袖。共产国际指定彭述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未经大会选举，彭述之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了。他从莫斯科带回来“国民革命论”。他编辑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季刊，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了第四期，“国民革命号”，那篇主要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国民革命号”出版以前，他已经用这个新理论在《向导》周刊上写文章，在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