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回忆四大的经过和意义（1980年1月）【3】

第四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似乎名为关于国民革命的决议）就是这个“国民革命论”，决议案虽然是伍廷康起草的，但内容与彭述之的文章一致，因为这本是共产国际的理论，由彭述之带回中国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代，直到八七会议以前，奉行的闵是这个“国民革命论”。

第四次大会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提高为理论，为“国民革命论”的大会。

但是“国民革命论”须同另一个理论，即把国民党看作四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盟的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完全理解其意义。原来共产国际并不把孙文的党看作中国资产阶级的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空壳，可以随我们的意思塞入我们需要的内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就可以操纵国民党，使其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走。可是《新青年》季刊的“国民革命号”尚未编印以前，国民党已经表明它不是一个空壳，它有血有肉，它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抵制共产党的活动。我们这一大批人回国后，仅在上海就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斗争：一九二四年双十节天妃宫群众大会上双方的斗殴中，上海大学学生黄仁被打死；上海大学发生英文学系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的斗争和社会学系学生反对英文学系主任何世桢的斗争；民国日报内部叶楚伧和邵力子之间的斗争，等等。四次大会广东代表杨殷就是在开会期间被国民党打伤的，资产阶级已明白表示国民党是它的党了。“国民革命论”过低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便没有强调如何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方法，以致在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群众运动以后没有预防三月二十事变和五月十五整理党务案一类事情的发生，因之也穷于应付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北伐中，彭述之曾说，我们打下北京，再同蒋介石算账。可是，蒋介石并不准备打北京再同我们算账，蒋介石打到上海就同我们算账。

第四次大会通过的“国民革命论”经不起大革命的考验。

（选自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