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2】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紧急召开。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他比喻说，好比挑担子前面是一担“黑色炸药”，后面是一担“黄色炸药”，“都是危险家伙”，但是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如果把本来就不多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就无法进行工业化建设，改变不了落后的局面。会议经过讨论，确定将粮食征购定名为“计划收购”，粮食配售定名为“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具体政策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由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根据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命令》，全国农村于1953年12月份开始进行统购工作。首先进行宣传教育。教育党员和广大农民认识到，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管理体制上，严格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在实施方法上，各省都抽调、训练数万名干部，深入到农村进行计划收购工作。经过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工作，在实行征购的第一个月内，便扭转了购少销多的局面，粮食收购量比1952年同期增加38%。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包括农业税在内，全国实际收入粮食784.5亿斤，超过全国粮食会议计划的29.3%，多收入75.5亿斤。购销相抵，国家库存粮食增加50%左右，一举改变了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内销大于购的严重失调现象。这一系列有力措施，终于使全国渡过粮食难关，供求关系十分紧张的形势开始缓和下来。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力求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将农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但由于粮食的计划收购牵涉到农民保有和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的自主权利，在收购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一度很紧张。这主要是因为初建的购销制度缺乏严密的调查统计工作的基础，全国购销指标虽然大体符合实际，但分配下去，难免发生区与区不平衡、户与户不平衡的情形。尤其要估实粮食产量，弄清粮食余缺情况和余粮数量，是相当困难的。有的该购没有购足，有的又购了过头粮。另外，由于征购任务紧迫，工作繁重，要求限期完成，一些地方发生过严重强迫命令等偏差，个别地方还发生抗征闹事的事件。粮食的计划供应，则牵涉到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由于工作上的缺点，一些地方有的该销没有销够，不该销的反而销了，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关注，出现“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的局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党和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很快提出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使统购统销工作得到改善。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央根据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接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从1954年9月起，我国城乡开始实行棉布、食用油凭票定量供应的办法。从1955年11月起，全国城镇统一实行粮食及粮食制品凭票定量供应的办法。由此，我国粮食、食用油脂油料的统购统销进一步制度化。

历史地看，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市场，在不高的水准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问题，而且基本满足了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同时，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相互联系，作为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大战略措施，从根本上排除、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在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方面的阵地，加强了国营经济与农民的联系，促使广大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也带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应看到，统购统销制度在客观上割断了农民历来同市场的联系，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总的来说，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在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初期是一个适合当时需要的积极举措。实施这一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说明，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每逢灾年调集粮食赈灾度荒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