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并由此带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全国粮食严重紧缺。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的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很尖锐。1953年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83.7%，工业总产值增长30%。这样的快速发展，带动城市人口和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人，增长9.3%，居民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5%，其中最重要的消费品是粮食。一方面，工业、外贸、城市消费用粮数量大增；另一方面，为工业所需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相应减少；当地农民也需消费商品粮，使国家在农村的粮食返销量大增，比1952年增加1.3倍。此外，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一般农民的粮食消费量也增加了，不仅要求吃饱，还希望家有余粮。这些情况，导致粮食供求紧张的矛盾更为加剧。

在制定1953年年度计划时，中央考虑到我国的粮食需求量将比1952年有较大增长，为与工业发展速度相匹配，农业总产值计划比1952年增长6.4%，其中粮食产量计划增长7.2%。但由于农业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资金投入不足，农业增产计划未能实现。1953年粮食产量仅比上年增长1.8%。据粮食部报告，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里，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1953年一些地区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形势相当严峻。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需要的粮食，除了公粮（农业税）有保证以外，其余要从粮食市场上购买，而粮食的供求关系是由市场调节的。供方是非常分散的上亿农户，购方是国营公司，还有供销合作社和私人粮商。国家通过制定牌价在粮食市场上控制和保持粮价的稳定。可是，1953年粮食市场的需求明显大于供给，一方面粮价看涨，农民普遍有惜售心理，国家无法按合理价格大量收购到粮食，以平抑粮价；另一方面，粮食市价高于牌价较多（在主要产粮区高出牌价30%—50%），私营粮商见有利可图，大肆抢购、囤积，有些地区的稻谷几乎全部被私商买走。部分城市居民见粮食供应紧张，价格看涨，也参与抢购增加储存。这些因素汇集起来，致使1953年夏收后国营公司的粮食销售量远远高于收购量。尽管国家动用了大量库存，仍然供不应求。

粮食市场紧张的原因，固然有农民惜售和私商抢购囤积的影响，但根本原因仍是粮食生产的增长和收购量的增长赶不上粮食销售量增长的速度。1953年粮食销售量的增加，主要是全面开始工业建设以及城镇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这种紧张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粮食供销严重脱节的混乱局面，有可能牵动物价全面上涨，使几年来国家努力实现物价稳定的成果付之东流。尤其是当年7月至9月，各地出现粮食危机。这三个月共收进粮食98亿斤，超过原计划7亿斤；销售124亿斤，超过原计划19亿斤。9月新粮上市，总的形势还是收购的少，销出的多，供求关系日益紧张，不少地方开始发生混乱。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也出现面粉供应紧张的情况。这一状况引起党中央的严重关注。

9月间，陈云连续十天召集中财委有关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粮食购销办法。鉴于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经过逐个比较多种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反复权衡利弊，陈云向中央提出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的建议方案。

10月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陈云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解决粮食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其基本理由是：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粮食来源不足，需要与来源之间有矛盾。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他问题就好处理了。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他说：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对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配售问题也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