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13日会议新考【2】

三、中共中央13日会议的主要内容

斯大林的复电虽然很长，但中心内容却是简单明了的三项：谴责西安事变，蒋介石领导抗日，必须“释蒋”。对照中共中央12日夜间和13日凌晨给共产国际的两份电报，无疑是针锋相对的回复。因此，中共中央13日会议着重讨论了苏联复电中的三项议题：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地位，蒋介石的命运。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对国民党工作的毛泽东作报告，他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应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对上述两点，在讨论时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4页。）这表明中共中央没有理会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否定，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张学良。

但会议对后两项议题即如何对待南京国民党政府、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毛泽东认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1页。）

但张闻天的观点不同：“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发言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闻天不主张“除蒋”及以西安代替南京。

博古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在张闻天发言后，博古作补充发言。此前他第一次发言时曾赞同‘审蒋’主张，这次补充发言则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强调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第686页。）

周恩来的态度是：“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周恩来的发言既强调“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又强调西安“起领导作用”，对是否“除蒋”介乎于毛泽东、张闻天之间。

会议最大的分歧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毛泽东在会上“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当时有几位同志发言都曾经设想过把蒋介石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分开，即使不得已‘除’了蒋，还是要更好地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必须指出的是，因事发突然，会议难有共识实属正常，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也就逐步统一了思想。但在最初几天里，一时还无法消除分歧。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红军及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1页。）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又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公开电，其中坚决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20页。）。由于张闻天、博古既不同意也不签名，这两份重要电报没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而以个人的名义发表。

在斯大林的巨大压力、继续支持张学良与坚持“除蒋”之间取得平衡，中共中央几乎竭尽全力。周恩来后来说：“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觉，力图作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刘少奇事后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页。）

对13日会议，马贵凡认为，尽管“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还是坚持了既定方针”（《莫斯科电报有没有起作用？》，《北京日报》2006年12月11日。），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但顶住了巨大压力继续支持西安事变。就此而言，中共中央13日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陆旸，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讲师；孙果达，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原载于《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