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13日会议新考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突发事件，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反应强烈，纷纷在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商讨对策。但令人奇怪的是，我们遍寻公开出版的年谱、传记，看不到中共中央任何开会的记录，直到13日上午才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的记载。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中共中央12日做出的重要决定

从现有史料看，中共中央12日发出了许多电报，其中起码有三份重要电报是必须开会决定的。

第一份是12日当天发给刘少奇的，明确七项“我们的任务”，其中包括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发动抗日派、严防亲日派，稳定与争取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争取英、美、法三国的谅解与赞助等。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胡服电——关于西安事变后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2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这份电报是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指示，内容考虑周详，面面俱到，应当是经过了中共中央会议的详细讨论。

第二份是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内容包括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争取蒋军全部等，并说“恩来日内即去”西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处理事变的组织措施，“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主持大计”；二是请求苏联“赞助我们这些步骤”，并“用大力援助中国”。 （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2、803页。）这份电报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我们的步骤”，以及要求苏联对事变的全面支持，并请求苏联将意见“速告”，亦应当是中共中央会议的重要决议。

第三份是中共中央13日凌晨4时致共产国际的，主要汇报了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党内政策，内容与12日给刘少奇的电报基本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新的策略：“为稳定并争取蒋介石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这份电报除了补充前份电报未涉及的情况和对策，对苏联的态度依然一无所知，因此再次要求“你们的指示望速告”。（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25页。）

以上三份电报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四点：支持西安事变，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罢免和审判蒋介石，要求苏联援助。这表明在12日当天至13日凌晨4时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处理事变的共识和应对事变比较完整的方针政策。

二、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在13日开会

数小时后，中共中央举行13日会议，“恩来日内即去”西安也被迫取消。或许由于对原先的决定印象深刻，张国焘在回忆中误以为“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页。）。究其原因很简单：13日凌晨4时前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决策之时，对苏联的态度一无所知；苏联的回电大出意料之外，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重新商讨对策。

这是一份“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回电”（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理论导刊》1986年第11期。）。“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贵凡的说法，‘莫斯科回电’确有其物。他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按照郭绍棠的回忆，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莫斯科电报有没有起作用？》，《北京日报》2006年12月11日。）

对斯大林的回电，张国焘回忆“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77页。），这应当是张国焘的回忆出了差错，即把13日天亮前的黑夜，误记为13日的晚间，笔者的理由有二：

一是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在13日晨公开宣布的。按照惯例，涉及中共中央的重大对华政策，苏联总会事先通气。莫斯科不大可能颠倒组织程序，先在报刊上公开谴责事变再通知中共中央，更不可能在中共中央12日24时、13日凌晨4时两次要求苏联“速告”时，并冒着蒋介石随时可能送命的巨大风险，拖延整整一天到13日深夜才给中共中央复电。

二是宋庆龄13日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宋庆龄当时负责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的电报：“12日，宋庆龄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张学良，13日白天她却要去西安劝张释蒋。” （毕万闻：《斯大林宋庆龄与西安事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宋庆龄突然改变立场，与斯大林13日凌晨4时后的电报及中共中央13日白天的会议，在时间上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