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层的读书活动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毛泽东分两次先后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市视察，共约160天。在这期间，他主要实地考察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同各省市领导人研究经济问题。虽然“反右倾”斗争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着很大影响，但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已将注意力重新转到自1958年11月以来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上。为了澄清党内存在的混乱思想，他建议中央和全党干部展开一次读书活动，并身体力行，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这次读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付出的努力和探究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需求。

1959年底，在毛泽东倡导的读书活动将要开始时，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倡导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读书，是有强烈目的性和针对性的。这就是着手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如前所述，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最先提出读书建议。信中说：“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他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遵照毛泽东的建议，11月13日至18日，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多次的学习和讨论。郑州会议期间和会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央领导层在发现“大跃进”运动问题后，第一次有目的地开展读书活动。而毛泽东本人在1958年曾三次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批注。

1959年的前半段，党中央主要致力于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已经暴露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论思考。这些思考的中心，就是“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感到，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商品、货币、计划和矛盾等，需要有明确的界说和观点。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拟定的会议准备讨论的18个问题中，第一个就是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后来，在正式提供会议讨论的18个问题中，第一仍是读书，可见他对通过读书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视。他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这表明，他对党内读书的实际情况不甚满意。因此，他希望找到机会，集中读一读他一年前说到的那本书，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同时也希望党内同志一起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但在庐山会议上，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12月10日起，毛泽东会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四人，开始了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活动。这次读书是分别在杭州、上海（火车上）和广州进行的。在两个月中，毛泽东读完了下册从第二十章至三十六章全部及结束语。

毛泽东在整个读书过程中的谈话，经整理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其中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国内政策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