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2】

乔木接受了任务，确实认真地起草起来了。在起草的过程中间，有这么一件事，我认为特别重要。有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找我们几个，包括陈伯达在内，到他住的甲楼去。当时恐怕已快10点钟了。去了以后，看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兴奋。他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毛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的报告关系密切，所以把你们找来。毛主席讲了什么呢？他听了三十几个部门的汇报、作了两个多月调查以后，归纳起来，提出了十个问题，就是十个关系。刘少奇一一地给我们作了介绍。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这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看少奇同志当时是显得那样地高兴，那样地兴奋，因为可以说是这一下子找到了门道，找到了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路子了。原来正发愁，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写了个像学术报告那样的报告，再要胡乔木起草，胡乔木的还没有搞出来，搞出来成不成也不知道，怎么办？少奇同志心里还不踏实。现在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一下子豁然开朗，给我们找到路子了，事情好办了。所以那些谣言讲，八大和毛主席想的完全是两回事，是什么对着干的，那毫无根据，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少奇同志讲的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谈话，是毛主席在他们几个常委中间的谈话。后来不是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正式讲十大关系吗？少奇同志给我们讲的这次是在毛主席正式讲十大关系之前，早多少天，具体的日子我也记不住了，大概在4月份里吧。毛主席正式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那次政治局扩大会是在4月25日开的。《论十大关系》，是我作的笔记。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以苏联在各方面的经验作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那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无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可以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人家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去学。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批评说，过去我们有些人把人家的短处也去学。他举了一个那种机械搬用、照抄到家的例子：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的，我们则是设文化部、电影局的，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了。所以毛主席批评他们是风派，毫无主见。毛主席审时度势、独具匠心地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主席提出这十大关系的问题，其主旨，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当然非常高明，无怪刘少奇那样心悦诚服，那样兴高采烈，要求胡乔木要以这个讲话为纲来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

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十大关系为纲，这个主意定了以后，胡乔木的起草就容易多了，好办多了。当然起草和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决不是乔木一个人的事，是全党的事，是全党在进行的事。

据知，1956年4月21日，小平同志草拟了两个起草班子的名单，即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名单，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彭真、康生等审阅后，少奇同志在这两个名单上批示：如政治局同意，即照此办理，交邓小平处理。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两个起草班子的名单。政治报告起草班子的成员正式定下来的有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反正，胡乔木一直负责这个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最难办的是十大关系的排列，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怎么样调整。毛主席讲的，有他自己的思路，先讲经济关系。完全用主席的思路来写政治报告也不一定恰当，所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讲完哪个矛盾再讲哪个矛盾，胡乔木很费周折。

不少人说毛主席早就要把刘少奇搞倒，或者刘少奇早就对毛主席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我经历的这些事情看，他们两个之间，整个中央集体之间，可以说是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的。毛主席看到了少奇同志做调查就跟着做调查，还说这个办法好，我也学嘛。毛主席讲了十大关系以后，少奇同志又觉得毛主席讲得好，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要按主席的意见来写报告。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密切，整个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大开会之前、之后，都是紧密团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

接下来到了1956年6月间，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宣部陆定一同志要宣传处王宗一同志起草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那次会议我没参加。这个社论批评了冒进。在社论中间，片断引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一段话。那个序言里有这么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序言中这段话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毛主席的序言中还讲，现在农村反右倾保守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工业建设中间如何反右倾保守。而这个社论呢，没引毛主席序言中反对右倾保守的话，只引了反冒进意思的话。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少奇同志和毛主席之间没有很好地商量。少奇同志主持这个会议，把社论定稿了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大概知道了这个社论的内容，说不看了。这样就在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主席很不满意。据吴冷西同志回忆，1958年1月开南宁会议，吴冷西的名字放在列席会议的人的第一位。会议一开始就把这篇社论当作靶子，系统地批，严厉地批，一段一段地批，而且毛主席讲，引用他的话，片面地各取所需。

我说一下这件事，因为同下面的事还有一些关系，对这些事情的关系应该有个正确的判断，比较合乎实际的判断。

1956年7月，八大政治报告的第一稿起草出来了。7月下旬、8月中旬中央领导去北戴河后，毛主席亲自找有关的同志谈了一次对乔木稿子的意见。具体讲了一些什么，我现在实在记不清了。隔了几天，少奇同志又找起草的人到他别墅去开会，说一波同志对报告有一个意见，请他来讲讲，然后你们考虑怎么吸收他的意见，把报告修改好。一波同志来了以后，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加上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我们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见加上了，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这一次报告里面加了反急躁冒进，毛主席没讲话，没有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