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3】

作者:    发布时间:201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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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到了1957年,毛主席把他的意见说出来了,他不赞成反冒进。这个时候要去莫斯科参加第一次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召开于1957年11月中旬),恰好《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提法在写农业四十条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毛主席把稿子带到了莫斯科,修改时在题目上加了四个字。原来他加的是“鼓起干劲”四个字。周谷城认为“鼓起干劲”不响亮,建议把“起”字改成“足”字。从莫斯科回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表时已是1958年初。后来召开的南宁会议,就把1956年6月间反冒进那篇社论批了一通。听说当时没点少奇同志的名,被批评得最尖锐的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陈云。

对于这件事情,我也好一阵子想不明白,为什么1956年6月间提出反冒进,他心情不舒畅;八大的政治报告既反右倾又反冒进,加进反冒进的内容,他没有表示不同意,而到了南宁会议时候,专门就反冒进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一件事情,究竟怎样理解?想来想去,我想作为政治报告来讲,它是要管一个历史时期的,你不能只讲反右倾,从头到尾一直反到底。整个历史时期中间,可能有这样的毛病、那样的毛病,作为一个总报告,应该全面都考虑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总的来讲,两种倾向都要反对,所以总的政治报告反右、反左都应该说到。至于哪个时候主要是反什么,和总报告应加以区别。情况在变,党内的思想认识也在变,两种倾向总的都要反,一个时候主要反什么,重点反什么,应该是不同的,要根据一个时候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来决定。我想这样想,比较可以想得通。

批评反冒进是八大召开以后的事了。回过头来讲,八大的政治报告几经修改,才最后定稿。在修改的过程中,毛主席书面的批示就有十几二十来个,口头的,我知道的重要意见就有两次。一次是责成外交部专门就政治报告的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路线认真地作研究,提出积极的意见。后来外交部就这个部分作了很详细的研究,由张闻天同志负责,提出了他们的批评和修改意见,谈了两三个钟头。还有一次就是要统战部把党内外的关系研究一下,包括统一战线中间的政策、路线、方针,后来李维汉同志也就这个部分提了很好的意见。这样,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根据外交部、统战部及其他部委的意见,反复修改,一直到八大开会前夕才最后定稿。

起草小组的人日夜加班,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到最后阶段,改一段送给少奇同志一段。

记得一天晚上,11点钟左右,少奇同志找起草小组的同志到他住的地方去谈,这时他已经进到卧室去了。他说,对党的领导部分加了一段意见,就是讲毛主席的正确在大革命时候就证明了。对蒋介石搞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毛主席一开始就主张进行抵制和反抗,同国民党作斗争。陈独秀不赞成,使蒋介石的阴谋一步步得逞,实现了他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把共产党从蒋直属的部队中排挤出去。到后来秋收起义,井冈山上插红旗,中央苏区的建立,都证明毛主席的正确。可是尽管毛主席是正确的,如果党内的多数不认识他的正确,不选择他作为我们党的领袖,还是不行。毛主席的路线是对的,临时中央没去苏区以前,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执行他的路线取得了胜利。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到了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把毛主席从领导中排挤出去了,但执行的军事战略战术还是他的路线,所以第四次反“围剿”还是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就一反毛主席的路线,执行的完全是博古、李德的那一套,结果失败了。经过失败的比较,不但原来跟着毛主席一起干的人更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的正确,连反对过毛主席的人也认识到毛主席正确了,这才开成遵义会议。由此证明有毛主席、有毛主席的正确还不够,还得要有全党的正确选择。少奇同志说他在政治报告的党的领导中,把这个意思加了一段文字,要有全党的觉悟,特别是全党重要干部的觉悟,到了遵义会议才解决这个问题。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少奇同志在整个八大期间是信服毛主席的,是衷心地拥护毛主席的。他和毛主席在感情上、思想上不存在什么分歧。他这段话后来经过起草小组文字上的提炼,写定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这是少奇同志特意加上去的。他说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这个问题想好了,写出稿子来了,就可以睡觉了。少奇同志加上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毛主席、刘少奇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的文字证明。整个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十大关系证明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是团结一致的,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紧密团结的。

(摘自《我为少奇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