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2】

这九篇评论文章的第一篇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发表于1963年9月6日。文章回顾了中苏两党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分歧和矛盾发展的过程，第一次指名批评赫鲁晓夫，强调当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的。9月13日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第三篇文章《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发表于9月26日。这篇文章以南斯拉夫为例，勾画了当时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四评”发表于10月22日，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着重批判了苏共领导对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同时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五评”和“六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和《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分别发表于11月19日和12月12日。这两篇文章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基本看法，以及中苏两党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第七篇文章《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于1964年2月4日。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提出苏共领导演变为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的产物。3月31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文，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并着重批驳了“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等观点。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九评”中的最后一篇。文章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试图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文章针对的是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这九篇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文章还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体系的标志，在对外政策方面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对内政策方面是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必要的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这样，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因苏联领导层内部矛盾而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中国领导人希望能以此为契机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中共中央派出由周恩来、贺龙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然而，在庆祝活动的第一天，就发生了苏方挑衅的严重事件。在11月7日晚举行的庆祝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借向中方敬酒挑衅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表示道歉。

在随后举行的两党会谈中，在中国方面关心的两个主要问题上，苏方固执己见，双方的分歧仍然很大。主要分歧是两个：一个是对于赫鲁晓夫的评价。中方希望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苏方的答复为，这只是由于他的“工作作风和方法”，而没有其他问题。另一个是苏共是否坚持要在12月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筹备会议。中方认为，这个会议是赫鲁晓夫在任时决定的，中国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在目前原则分歧、对立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应先举行双边的、多边的会谈，一步一步求得接近，以便为开一个团结的全世界兄弟党会议创造条件。但苏方则坚持要求双方先停止公开争论，坚持召开各国党的会议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米高扬明确表示：苏共过去和现在都实行集体领导，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问题上，我们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对这次苏联之行，周恩来的结论是：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苏共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不变。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先后两次在北京停留。周恩来、陈毅与柯西金会谈。毛泽东也接见了柯西金。由于双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中苏分裂的局面已无法挽回。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论战及其结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论战不仅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也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陷于分裂。与此同时，这场大论战也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又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成为后来逐渐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由。

回顾这场论战的历史，在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之后，苏联领导人首先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斗争。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他还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坚持各党各国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以大无畏精神顶住这方面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此而感到自豪。

回顾这场论战的历史，邓小平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来作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在同一些来访的外国党客人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邓小平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