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苏共二十二大结束以后，中苏关系渐呈紧张之势。1962年10月，美苏之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中印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边境冲突。在这两个事件结束之后，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中采取的原则立场。中苏矛盾因此变得更加尖锐。

这一年冬季，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利用这些会议，指名攻击中共。受苏共影响，卷入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等形式相继发表了七篇理论文章，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些文章，继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包括：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国家与革命、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团结等等。

这一轮交锋的显著特点是，双方从以往的内部交换意见演变为公开争论，双方都指责对方的路线方针政策，给对方扣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双方的着眼点也不再限于相互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而是以此为基础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内部的纲领路线之争。

不过，当论战开始时，中苏双方仍在为举行两党会谈的问题反复磋商。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举行两党高级会谈的建议。两天后，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他在谈话中表示：我们现在来好好的团结起来，好好把分歧问题来解决，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拖一下，把现在这一种僵局搞活跃一点。你骂我，我骂你，老是这么骂下去，帝国主义是高兴的。现在停战议和。这个战不是流血的战，这是唇枪舌剑。不要那么太紧张了。3月9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表示同意举行会谈。中共中央还决定，从这一天起，对兄弟党对中共的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答辩。

然而，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虽表示愿意协商解决争论，但又强调说：苏共“今后仍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其危险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今后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的原则性的根本问题上仍将不会调和，并将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这封信还详细阐述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并建议以这些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从而表明了苏共领导人准备长期公开争论下去的决心。

为答复苏共中央的来信和举行两党高级会谈，中共中央做了充分准备。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份包括25条内容的建议，实际上是中国方面准备论战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并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复信还批驳了苏共纲领中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观点，逐条阐述了中共与苏共在关于当代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的原则分歧。

7月5日至20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参加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会谈是在激烈的互相指责中进行的。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布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中共提出的建议。这封公开信，就苏联方面而言，在论战中同样起到了总纲领的作用。在双方会谈期间，苏联与美、英开始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谈判。这样，中苏两党会谈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而中途破裂。

为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全面批评苏共的对外对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