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八大的历史地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下，在1945年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1956年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召开的头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真正是开得很好、很成功的大会。

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开过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大会对于党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各有不同程度和性质的不足。大革命胜利又失败了，土地革命胜利又失败了，除了力量对比的客观原因以外，从主观原因来说，就是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还没有能够成熟地认识和掌握。七大召开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那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事业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巨大发展，这是七大之所以能够开得很成功的客观基础。从主观认识上说，则有这样三条：一是在七大之前，经过延安整风，经过在党的领导层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和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取得了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共识，比较成熟地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二是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国内外形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制定了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正确路线；三是在七大的总结中，对大会以后未来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转折，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作出了清醒的估量和前瞻，使全党对于在复杂变化的形势下坚持七大的正确路线不动摇，有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去年为纪念七大召开５０周年而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发表了毛泽东在七大的许多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包括在七大上所作的长篇口头政治报告和总结），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七大，提供了新的资料。总之，七大是我们党为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作好了准备的标志。

党的八大，是在七大之后11年召开的。七大之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极富于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七大的路线，在四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用七年的时间，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基本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党的八大，正确地总结了１１年中完成的这两个伟大胜利；正确地分析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正确地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这三句判断，从三个方面体现了八大的成功和八大路线的正确。

八大是我们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这样说，是把《论十大关系》包括在内的，因为正是在为八大作准备的过程中，由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的经验，集中集体的智慧，又以苏联暴露出来的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弊端为鉴戒，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十大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或即将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在这以前，我们党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全局，首先是分析阶级矛盾，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所引起的形势变化，《论十大关系》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全局，首先是分析经济建设中的各项大的矛盾，然后围绕建设的主题，分析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各项大的矛盾。这是在新形势下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全局的新思路。八大的文件，根据并深化了《论十大关系》的新思路，明确作出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新结论，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国内主要任务，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建设的许多新方针。

和七大不同，毛泽东同志没有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只致了开幕词。政治报告是由刘少奇同志作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同志用幽默的口吻向外国同志说：“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他设想并实践把别的同志更加推到一线的主要位置上，以便自己集中精力思考大事，思考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但是他确实领导了八大的准备和召开，如果用“唱戏”作比方，应该说他是“导演”。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为八大作了理论准备，是八大的指导方针；他多次仔细地审阅和修改了三个大会报告的草稿，特别是政治报告的草稿（有关批改已经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他在七届七中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又作了两次讲话（一篇收在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其余的主要部分已经发表在《党的文献》上）；他提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原则和中央常委人事安排的名单，特别就邓小平、陈云两位同志作为领导人人选向党作了推荐；大会期间他还同前来参加八大的外国兄弟党代表团作过多次谈话。这些讲话和谈话，无论在总结和介绍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方面，在论述党的当前政策和展望中国未来前景方面，还是在分析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经验教训和批判斯大林错误方面，都有丰富而重要的思想内容。举一个例子：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讲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时，提到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在哪里说的？在八大期间同外国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说到这样的意见。由于和七大时候的情况不同，现在大概不可能编一本像《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那样的毛泽东在八大的集子，但是，把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围绕八大的准备和召开而作的报告、批改、讲话和谈话，或者再扩展一点，把八大前后一年间即从准备八大的《论十大关系》到发展八大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年间的毛泽东文献，集中起来，加以学习和研究，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八大和八大前后，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

毛泽东同志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这自然是全党的愿望。然而，愿望不等于事实。虽然我们党在七大时对中国民主革命规律的掌握已经比较成熟，七大后又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大胜利，但是在搞建设这个比较新的任务面前，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面前，从中央到全党都要有一个新的探索和成熟过程。历史的发展是：尽管八大的探索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党在以后的探索进程中终于未能避免大的曲折。八大后的20多年很不同于七大后的11年。

八大后的前十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我们党领导的事业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个趋向应该说就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个趋向则是对八大路线的偏转和背离。“两个发展趋向”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析作出的概括。对于这十年中两个发展趋向的具体情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交错，书中作了明确的叙述。错误的发展趋向后来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结果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在这个十年间，在肯定和赞扬“文化大革命”的九大和十大上，八大报告和八大路线成为批判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召开的十一大，未能实现人们期待的历史转折，也未能解决重新正确评价八大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开始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起点，逐步展开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分清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了关于八大的历史是非，重新作出了“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一为历史所证明的科学结论。所谓拨乱，就是拨“文化大革命”之乱，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也就是拨偏离八大路线的“左”的错误之乱，因为“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反正，就是回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正确轨道上来，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八大的路线及其继续和发展的轨道上来，因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发展，就是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那一系列正确思想的发展。当然，说“回到”，是就发展思路的传承来说的，并不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范围上完全回到原处，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历史高度上，接续过去的思路并向前大大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