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的初步展开【2】

起步阶段的三线建设发展迅速。仅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迁计划的40%。1965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接近在建项目的40%。1966年除继续进行已上马的重点项目外，贵州、甘肃、四川的一些大型项目开始上马。这一年还计划从一、二线续迁和新迁项目150多个。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一大批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及其家属听从党和政府的召唤，离开熟悉的城市，离开眷恋的故乡，奔赴祖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艰苦奋斗，辛勤工作，无私地奉献了他们的才智、心血和年华。

在三线建设陆续展开的同时，以战备为中心编制和调整“三五”计划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由于毛泽东多次表示对计划工作的不满，1965年初成立了一个由余秋里等五人组成的“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小计委”初步提出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积极地发展新技术”的“三五”计划方针。1965年3月，周恩来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三五”计划问题时，明确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要立足于打仗，抢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但仍然要重视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快建设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并提出三线建设“必须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三线要相互促进”，不同行业的布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片面强调在三线的比重等重要思想。6月，毛泽东在听取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时，一方面从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的需要出发，提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对于“三五”计划，毛泽东还有一个指导性看法，就是要留有余地。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这是毛泽东鉴于以往建设中求多求快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1965年9月，国家计委向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在突出强调三线国防建设、着重于改变工业布局的同时，还提出“三五”计划的主要指标为：五年内工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递增9%、5%—6%和11%。1966年3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在今后1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并从关注人民生活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角度，阐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他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他还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此后，“备战、备荒、为人民”实际上成为从执行“三五”计划开始的较长时期内，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

“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三线建设的实施，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战争作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计，三线建设在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过大；注重了战备要求，忽视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建设费用，造成不少浪费。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