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和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挫折，各个领域在批判极左思潮过程中采取的纠“左”措施及其成果，因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引起了毛泽东的担忧并进而提出了要批判孔子的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极其关心将来人们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他坚持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从1972年起，他多次说过这类意思的话。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成能与打垮蒋介石相提并论的一件大事，表明这场“革命”在他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针对林彪事件发生后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1973年5月25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因此，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混乱现象的同时，毛泽东仍然希望“文化大革命”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圆满结束。

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哲学史研究中涉及的儒法之争发表看法，提出了批孔的问题，以此论证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1973年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讲到不赞成否定秦始皇，理由是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再次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他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不久，经他批准，《人民日报》于8月7日发表《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

党的十大闭幕不久，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把“批林”同“批孔”、同批判“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的儒家联系到一起，把“批林”引上了防止“右倾回潮”、反对“复辟倒退”的方向。

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内发生了一件矛头针对周恩来的事情。１１月下旬，毛泽东依据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当月中旬的中美会谈中态度软弱了，犯了“右倾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1月21日起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攻击，无端地严厉指责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姚文元还乘势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与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他批评了江青关于“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说：“他（指周恩来——引者注）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引者注）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1973年年底，党内军内进行了重要的组织调动。这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赞成叶剑英意见，提议大军区司令员相互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毛泽东还提议，曾被错误地打倒、已于半年前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他同大家谈话时，还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这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败露灭亡两年多以后，毛泽东再一次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江青集团不顾毛泽东的批评，继续利用批孔大作文章。党的十大以后，他们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他们对林彪将孔子的“克己复礼”多次写成条幅这件事情格外看重，力图通过批判“克己复礼”使批林与批孔相贯通。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批孔”、“批儒”的文章，借古喻今，把攻击的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

１９７４年元旦，江青等人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１２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18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转发这份材料，并加批语指出，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当时中央批发这个材料，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认为批孔可以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更主要的是借宣传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江青以个人名义派人给解放军某部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单位送去“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１月２４日、２５日，江青又先后在中央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讲话。江青指使她的帮派骨干、两校大批判组的组织者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讲话。在25日的大会上，迟群等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反复辟”问题，鼓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并提出“批林批孔”要联系“走后门”问题，说“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到会的郭沫若年迈多病，也被江青当场点名。江青在这两次万人大会上煽风点火，使许多干部群众感到迷惑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