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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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陕甘根据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党中央抵达陕北后萦绕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脑际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认真反思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丢失中央根据地的原因。他认为：“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指中共与外界的交往，而不是专指与外国的交往——引者注）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有鉴于此，毛泽东主要从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三个方面领导进行了巩固与发展陕甘根据地、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艰苦努力。

第一，开始全面地纠正受“左”倾错误影响的组织路线，首先是果断地停止了在陕甘根据地进行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同时，给予在陕北搞肃反者以处分，改派李富春为新成立的陕甘宁省委书记。当听说还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结论时，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9页。）鉴于因为肃反造成的红十五军团内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之间的隔阂，他要求对红二十五军和由红一军团调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干部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对陕甘红军“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对陕甘红军干部中“尚怀不安与不满进行诚恳的解释”，“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1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应该“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武装力量出发”予以重视。他要求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同时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11页。）他在给红军主要将领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0—501页。）

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遵义会议前后就已开始着手端正和树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在江西遭到撤职和错误批判的邓小平就是在1934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通过调整中央分工，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一批过去犯“左”倾错误的人受到撤职处分。一些甚至是在保卫局监督下参加长征的干部被解放出来，走上新的战斗岗位。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的要职；再如凯丰，到延安后仍让他担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对于张国焘，毛泽东更是苦口婆心。由于树立和贯彻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错误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转移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迎接全面抗战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强大的力量。这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第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以陕甘根据地为依托，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还用很大的精力总结自己的军事思想，力图从理论上肃清“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并以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军。他在保安（今志丹县）创办了著名的窑洞大学——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并亲自为学员们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彻底肃清。

第三，解决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尚有异议。当时王明等“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具有很大影响。他们根据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积极响应苏联所谓“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的观点，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认为，只有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在强敌的围攻下遭受严重损失。无独有偶，在陕甘根据地主持肃反的北方局代表也不切实际地要求西北红军武装保卫苏联，打通国际线。（参见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甘肃文史资料》第9期。）